我火冒三丈，一把抓起电话向部队首长作了汇报。首长指示：事不宜迟，赶快通知院方派人抢救。我迅速打电话到医院值班室，可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接。我跑步赶至值班室，值班室又无人值班。时间就是生命，我急中生智，将5名战士叫到病房下令说：“任何人不准离开病房一步，在主治医生没有到来之前，任何外人不得跨入病房一步。”接着，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一公里外的主治医生宋蓝发家。耿直正派的宋军医听了我的简单叙述后说：“有人在搞鬼，赶快救人！”

　　经过两天两夜全力抢救，“张续”终于告别死神，睁开了双眼。 “张续”苏醒后，得知监护自己的警卫班长抢救措施得力，并已48小时寸步不离守在自己身边，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笑了，军医笑了，其他警卫战士也笑了，可“张续”却流下了串串泪水。

　　“张续”为何出现如此险情？我趁抢救之际，悄悄收集了一些中药渣。事后，我和宋军医在逐一分检药渣时，发现药渣内多了一味处方上没有的“洋金花”种子。宋军医说，这是一种剧毒中药，服用5钱即可致人死亡。

　　“太可恶了！”我决心查个水落石出。我找到院方，要他们给个说法。院方解释说，“洋金花”是从上层药屉漏下来的，不是人为所至。我气愤地拿出院方的规章制度据理力争：“剧毒中药专人保管，单独存放，你们这怎样解释？人命关天的大事，解释岂能这么轻描淡写？”

　　正当我与院方争执不休时，“张续”反倒叫警卫战士将我劝回病房。“张续”说：“这个年代黑白颠倒，你是查不出所以然的。我既然投身革命，就随时准备付出一切！我估计你在部队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请你记住，如果你退伍，走之前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一下！”

　　1972年11月6日下午，“专案组”宣布解除对“张续”的监护，并通知我及其他5名警卫战士当日下午3时前务必离开301医院，不得再与病人接触。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张续”的真名叫张爱萍。我欲哭无泪，自己“监护”了6个月的“张续”原来就是张爱萍上将。我多么想在张将军身边多呆一阵子啊，哪怕一分一秒！然而我身不由己，临别时终未能再见将军一眼。那天，我含泪站在六病区窗口下向将军行了个军礼，自言自语地说：“张将军好好保重身体，保群告辞了！”

　　果然不出张爱萍将军所料，因我在“监护”“张续”期间，给予其特殊照顾，违反了规定，北京卫戍区于1973年3月1日宣布我提前退伍，并限令我两天之内离开北京，同时还规定在离队前不得离开营区。3月5日，我回到了海安县角斜镇五坊村。

    四

　　我回到家乡后，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我与张将军的生死之交，更没有向地方领导提出任何困难和要求。

　　炎热酷暑，听到蝉叫声，我触景生情，默念张将军该在美美地品尝西瓜了；寒风刺骨，我思念将军的那件破棉袄该扔了；刮风下雨天，我常念叨将军的伤腿是否还在隐隐作痛；担任五坊小学校外辅导员时，我将将军讲过的打李堡、攻占老户庄、黄桥大决战的事迹又讲给孩子们听；儿子呀呀学语时，我常讲《将军的故事》：“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将军，他身子是铁的，骨头是钢的，刀不入，枪不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为大伙儿做好事……”后来，当我从农村有线广播中听到张爱萍已复出担任国防部长的消息时，曾激动过一阵子，我省吃俭用买回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此便通过荧屏目睹将军风采，但我从未萌发过去找将军来改变自己处境的杂念。我认为那样做是“小人”。后来，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张爱萍将军寻找警卫班长的报道：

　　……恢复自由后的张爱萍将军一直有个“心病”阻在胸口，就是要寻找“文革”期间“监护”自己的救命恩人、警卫班长赵保群。每当想起解放军301医院被监护的那180个日日夜夜，一腔奔腾的心潮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眼前时时浮现赵保群憨厚朴实的笑容和那双机智明辨是非的闪亮眼睛，他陷入了深深的思念，然而，别时容易见时难，他曾多次写信、打电话去卫戍区部队，得到的答复是：“该团已解散编入武警序列，赵保群早已退伍”。

　　“保群是个好同志，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他啊！”张将军曾多次动情地对夫人李又兰说。可偌大的一个中国，人海茫茫，找个退伍兵岂不是大海捞针。

　　将军依稀记得监护自己的警卫班长是江苏泰兴、如皋、海安一带人，他便于1974年秋趁治病经过南京时，特地去找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吴邦义记者，请他帮助寻找保群同志。吴邦义曾和将军一起工作过，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利用出差机会数十次寻找赵保群，可费了好一番周折，寻人未果。

　　春去秋来，转眼到了1985年春节。在亲人团聚的宴席上，张爱萍将军吃饭不香，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对李又兰说：“保群不知在哪里，他现在坐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李又兰撂下饭碗： “我这就给南京老吴打电话，请他多想想办法。”然而，吴邦义记者经过多方努力，还是未能找到赵保群……

　　我看完这篇报道，被重情重义的张爱萍将军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自言自语道：“张将军，这没什么，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当时都会那么做的！”

　　张爱萍夫妇对警卫班长的一片真情深深打动了吴邦义记者。1986年春节，他放弃春节在南京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搭车赶往泰州、如皋、海安等地再次打听我的下落，并请当地广播站数十次播出 “寻人启事”。

　　听到“寻人启事”的乡亲们找到我，都说：“小伙子，老将军正找你哩，怎么不吭一声？” “去，赶快去北京，说说自己的处境，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我总是坦然一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足挂齿！”

　　正月初五，海安县广播站负责同志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兴奋地告诉吴邦义记者：在我县角斜镇五坊村有个赵保群，这个人的经历、外貌特征与“寻人启事”的内容基本一致。

　　次日，吴邦义即安排专车将我接到南京，说是要我完成一个特殊任务。吴邦义拿出3本影集，内夹100多张照片（其中张爱萍照片仅有两张），请我在影集中找出当年所监护的人。我迅速在第二本、第三本影集中找出了张爱萍的照片。吴邦义紧握着我的手惊喜地叫道：“你就是当年张爱萍将军的救命恩人赵保群同志！”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5月19日，我收到张爱萍、李又兰夫妇的来信和100元汇款。信中说：

　　保群同志：

　　1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现通过南京吴邦义找到了你，我们很高兴。在那种年代，你不畏权势，不随波逐流，精心照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同志，难能可贵，现寄去100元钱，给你年迈的双亲及孩子买点东西。微微心意，请笑纳。

　　我手捧来信和汇款单，眼眶湿润了。是的，一个砖瓦厂的挑砖工、与泥巴打了10多年交道的“泥腿子”，能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来信及汇款，能不激动吗？当日，我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将那100元转赠五坊小学，我要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将军对一名普通士兵的深情厚意。

　　将军夫妇得知此消息后，再一次为我的举动所感动。张爱萍当即挥毫泼墨，为我题了辞：“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李又兰还购买了精装本《星火燎原》、《怀念周总理》、《回忆刘少奇》、《红色根据地的少年》、《闪闪的红星》等76本图书，托人带给我，让我转赠五坊小学。

　　1986年冬，张爱萍夫妇得知我的妻子生病住院的消息时，汇来400元钱，并写信言明今后每月将给我寄50元。我忐忑不安，立即去信谢绝了将军夫妇的好意，并把那400元钱转赠给了镇上的敬老院。

    五

　　自1987年至2000年，我曾16次应邀赴北京在张爱萍家中作客。将军说：“北京是你的第二个家，有空要常回家看看。”

　　我第一次回北京与张爱萍将军重逢是1987年11月13日。那天清晨6时许，将军早早地起了床在家中等候我。将军寓所的大门平时是不开的，只有来了贵宾才开。7点30分，当警卫报告我已到达时，共和国的国防部长用颤抖的声音高喊：“敞开大门，让保群进来！”随即将军夫妇站立在大门两侧迎候我的到来。离别15年，相思15年，将军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泪如泉涌......

　　“这不是梦吧？”我说。

　　“美梦成真不更美吗！”将军答。

　　一阵亲切的问候后，将军笑道：“保群哪，我早已恢复工作，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担任了国防部长，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我一直都想念首长，但考虑二老工作繁忙，不愿打扰你们！”我实话实说，“我常在电视上看到首长的镜头，首长身体健康我就踏实了！”

　　当晚，张爱萍夫妇将儿子、儿媳叫了回来，特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我。席间,将军夫妇兴致很高，不断地向我敬酒，为我夹菜。悲喜交加，那晚我们谈得很多，且抽泣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