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曾读过时任国防部部长有“神剑将军”之称的张爱萍写的一首《定风波》词：“世间偏爱逐炎凉，生而何如鸟虫忙。争权夺利人亦鬼，羞愧，如此人生寄荒唐。贵在青年有理想，高尚，矢志为民正气张。莫让年华空虚度，重负，献身祖国展翅翔。”共和国战将张爱萍是军内公认的将军诗人和书法家，又是桀骜不驯、擅长吟诗作赋的性情中人，被人赞为大笔一挥金光耀，诗词吟处江河清。从词中感受到一种正气，一种骨气，一种鞭策，感受到老将军爱憎分明的人品和坚定的信念。将军的座右铭就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曾经说过：“我谁也不跟，我只跟真理！”30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

    铮铮铁骨见丹心。近日，读到徐水涯同志《关于张爱萍将军》一文，引起我对张将军的一些回忆与思考，特写此文，也算是对徐文的一点补充。不久前，又看了《张爱萍将军：堪称三不朽的人物》的文章，笔者深有感触：“张将军，功大，德高，言真，堪称三不朽之人物也。”张爱萍将军曾经说过：“我从来不依附谁，我凭自己的实干！……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

    张爱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军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同时，他又是一个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人物。性格耿直，是出了名的管不住自己“嘴巴”的老实人。既是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正因为他刚烈的性格与锋芒毕露、坚持己见的个性，从青年时代开始，即被视为是“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有棱有角,难怪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 张爱萍，就是一个！” 而儿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不是信史，却有许多可读之处或值得思考的问题。书中对他的评价确是“父亲是一个刚烈的人，一个透明、率直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张爱萍老将军是我心中一直敬重的人。我还在少年时期，就知道张爱萍将军在西北大漠为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的汗马功劳，“文革”中老将军的铮铮铁骨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徐文所说张爱萍之子张胜著述的《两代军人的对话》，我最近也刚刚读过。这部书是张爱萍将军的人生记录，其中最令人感触的是老将军难能可贵的人格和人生态度。展示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头，有思想，有情感，有人格，毕生在思考在追求的老将军人生心路历程。

    张将军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张爱萍将军一生最深刻的思考是在“文革”的精神炼狱。“正如作者所说：“在‘文革’中以父亲那样的刚直不阿的品格和张扬正义、疾恶如仇的作风，受尽磨难，应该说是个定数。”将军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炼狱为他提供了一个反省人生的机会，非人的遭遇让他的思想经过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在逆境之中痛定思痛。而真正使他感觉痛苦的是精神上的磨难，他在反思“文革”时说：“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感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张爱萍将军在回忆中说，在解放后的50年代，他对一些现象已有所感悟，“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针对“文革”中充斥的封建意识和个人崇拜现象，将军深刻地指出：“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他特别强调说：“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他认为，对“文革”的反思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两代军人的对话》的作者在书中提出，应探讨造成“文革”中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机制 ，是有见地，值得思索的。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有识之士对于“文革”的反思一直在进行。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做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其中特别阐述了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仍然不容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决议》的这些论述是发人深省的。应该说，对“文革””现象的反思，是几代人的历史性课题。

    书中引人深思的是张爱萍的处世理念。《从战争中走来》史笔却既有写真的厚重，又有文学的美感。张胜的文字，豪放中带着洒脱，凛然有风骨，又有天籁般的气息。张爱萍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忠诚于理想和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他的人生追求，但从不依附任何人，一生无媚骨。书中记述的几件事，真令人感叹。“文革”中确有不少人是想方设法或是迫不得已去疏通毛泽东身边的人，以求达到目的或改善处境。在张爱萍晚年回顾“文革”经历时，张胜曾问父亲，为什么不设法也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张爱萍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好一条汉子，铁骨铮铮。张爱萍的另一件事就更令人抚案三叹了。众所周知，张爱萍在“文革”后期复出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在国防工业系统大刀阔斧地整顿，导致了他第二次被打倒。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险风恶浪中，张爱萍是少有的旗帜鲜明地公然拒绝“批邓”，公开质疑“文化大革命”的著名人物。面对围攻和压力，他正色宣告：“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张爱萍在1975年整顿和1976年拒绝“批邓”中的鲜明立场和铿锵言论被传诵一时，并被世人誉为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