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广东汕头2015年6月29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朱佳木，今天上午在汕头市革命历史题材纪实小说《秘密交通站》首发式上发言，全文如下：

    同志们：

    后天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4周年的纪念日了，在这个伟大日子的前夕，由刘瑞瑾同志历时四年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纪实小说《秘密交通站》,终于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今天，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又为此举行首发式。我认为，这些都是向党的生日献上的很有意义的礼物。在此，我谨向小说作者和两家出版社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汕头市委宣传部邀请我们出席首发式表示衷心感谢！

    上世纪30年代初，我们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为了连接位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位于赣东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之间的人员、文件、物资往来，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顾顺章叛变后由负责中央特科的陈云同志进行了整顿。它以上海为起点，走海路绕道香港到汕头，然后由汕头走铁路、水路、陆路、山路，经潮州、大浦、永定、上杭等地，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直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汕头市镇邦街7号的“中法药房”和海平路97号的“华富电料行”,便是这条交通线上的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两个秘密联络点。从1930年底启用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四年时间里，经过这条交通线到中央根据地的有二百多位党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博古、陈云、项英、邓发、瞿秋白、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何叔衡、李富春、李维汉、杨尚昆、陆定一、李克农、张爱萍、伍修权、王首道、曾三、钱壮飞、胡底等。它还传递过中央下达根据地的大量指示、通报和根据地上报中央的大量情报，转运过根据地上缴中央的经费和中央送给根据地的布匹、食盐、药品、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等各种物资。所以，这条地下交通线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党在那个年代的一条生命线。小说《秘密交通站》所描写的，正是以汕头秘密交通站为中心的交通线潮汕段沿途地下工作者的革命事迹。它讲述了围绕这个秘密交通站所发生的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组组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英雄形象，使广大读者得以通过文学形式进一步了解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的伟大光荣。

    我最初接触这条地下交通线和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事，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时候。那时，陈云同志为了答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有关历史问题的来信，同我谈到1933年初他和博古等同志一起由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经过。他说：他们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再到汕头，那里有人接应，带他们换乘小火轮沿韩江到大浦（后来知道，乘小火轮之前先要乘火车到潮州）；上岸后，再由中央苏区派来的人护送他们走山路，经过敌占区进入苏区。我记得，他还对我讲到一个情节，就是当他们刚进入苏区，他便问护送的同志 “苏区是不是到了？”护送的同志说“到了”，于是，他躺在地上朝天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不过，那时因为工作忙，我对很多细节未及多问。

    上世纪90年代初，组织上调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主持《陈云年谱》的编写。为了搞清楚陈云同志当年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具体时间、路线，我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也采访过一些老同志，包括当年护送陈云同志由大浦到中央根据地的中央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对这件事的全过程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然而，使我对这条地下交通线和汕头秘密交通站有了更多了解的，还是2010年来汕头市参加全国地方志工作一次会议期间。那次，我不仅亲眼看到了汕头秘密交通站位于镇邦街7号和海平路97号的两处联络点旧址，还看了由汕头党史工作部门于上世纪80年代编辑的内部资料《红色交通线》和以此为主题摄制的电视专题片。这部资料书和这部电视专题片通过查阅档案、去信询问、采访当事人和知情者，对地下交通线和汕头秘密交通站的来龙去脉作了全面、具体、详实的介绍。它给后来的党史研究者留下了大量难得的珍贵史料，也使小说《秘密交通站》得以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实基础之上。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大力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反腐倡廉教育、党性党纪教育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在上世纪30年代的这条地下交通线和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事迹所体现的，恰恰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坚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紧密，遵守纪律的严格，舍己奉公的自觉，工作的周密细致和斗争的机警智慧。因此，我认为小说《秘密交通站》的出版正逢其时。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事迹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并把它们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反腐倡廉教育、党性党纪教育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重要教材。

    首先，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事迹是理想信念的好教材。当年的地下交通线前后存在四年时间，始终未被敌人破获；在停止使用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15年里，也未被敌人发现。这中间虽然出过几个叛徒，但他们并不了解交通线、交通站的具体情况，更不清楚全貌，被他们出卖的那些了解情况的共产党员，每一个人都是铮铮铁汉，尽管遭受敌人的酷刑拷打，仍然守口如瓶、宁死不招，直至壮烈牺牲。有的牺牲时，连真实姓名都没能留下来。所以，这条交通线和汕头交通站的安全，是有名和无名的烈士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它生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人，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对党和革命事业是无比忠诚的、与中国人民是血肉相联的。由这样一批精英带领群众闹革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是不可阻挡的。

    其次，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事迹是群众路线的好教材。在这条交通线上活跃的除了共产党员的地下工作者，还有许多革命群众。交通站要在沿途设立饭店、客栈等联络点和仓库，要用挑担、小船运送物资，这些都离不开乡亲和船工。有时为了抢运物资，参加担货的群众多达上百人。他们天黑时出发，天亮前返回。有的革命群众被叛徒出卖关入牢房，有的还被杀害，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吓倒。所以，这条交通线和汕头秘密交通站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这块沃土之中的，它没有被敌人发现，没有遭到破坏，绝对不是偶然的。

    再次，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事迹是严守纪律、廉洁奉公的好教材。在这条交通线上奔波的都是经过组织严格挑选的党龄较长、政治坚定、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和身体健壮的人，他们有时负责接送过往的领导同志，有时负责运送物资和经费。中央交通局明确规定，交通站的经费只能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挪用，即使人死了也不得用它来买棺材。所以，许多交通员运送的尽管是黄金、白银、港币、美钞，可自己却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们有的把黄金熔成较细的金条，用布裹起来缠在身上；有的把银元缝进布口袋，绑在两个胳膊上，外面再穿衣服，结果常常因为天热路远而将皮肉磨破化脓。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以富商身份开设电料行，平时西装革履，经常出入上海、香港豪华酒店和敌人封锁线，却从不乱花一分钱，且三过家门而不入；随红军长征时，身带五斤黄金，却照样缺吃少喝，过草地时不幸牺牲。因为汕头交通站有这样一批纪律严明、无私奉献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过往经费从未发生过一分钱的遗失。

    再次，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事迹是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好教材。组织地下交通线、经营秘密交通站与治理国家当然不是一回事，但道理是相通的。这条交通线长约数千里，跨越数省份，中间要穿越城市、乡村、敌占区、游击区，却在长达四年时间中始终未被敌人破获。这固然与地下交通员的英勇机智、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分不开，但与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制度之严密、具体部署之细致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例如，交通员之间只能单线联系，不得发生横向关系，即使上级领导对下面的交通员也不全都认识；设立交通站要因时因地制宜，有的组织家庭，有的开设店铺，有的利用社会关系；交通员一般要有社会职业做掩护，生活要大众化、社会化；传递文件要采用药水密写在字画、手绢、线装书、衬衫上，或装在竹扁担、点心盒里，等等。这些在当年秘密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说明，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同样是高度重视提高能力的，同样是有很高能力的。因此，80多年前的地下交通线和秘密交通站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仍然不无启示意义。

    总之，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小说《秘密交通站》的首发式，最重要的是为了宣扬和传承我们党在上世纪30年代的地下交通线和秘密交通站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精神，就是严守党的纪律、廉洁奉公的精神，就是注重总结经验，不断提升自己能力的精神。这些精神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