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

　　比如"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

　　比如"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

　　比如"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

　　比如"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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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以后再来看，这些问题都有了结论。总的趋向是，原来被看作异端的想法，如今都被接受了，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大家正在做的事。

　　记得1991年，我的一个朋友从欧洲回来，问我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最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姓社"还是"姓资"。他听了就觉得很好笑，还说这在欧洲人当中是不可想像的事。10年以后，我由这件事情联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拿了这个问题，和中国的年轻人去讨论，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好笑呢？就整个国家的社会心理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进步。共产党立国52年，前42年都是争论不休。今天"一贯正确"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全都错了。今天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了什么方面的"先行者"。这后面的10年，中国人不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有了以往多年的教训，我们正在变得聪明起来，也懂了一个常识：那种硬要辨别是非分清敌友的做法，最后总是适得其反。

　　举个普通人的例子。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必须改变，在今天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根据我的有限的消息来源，至少有福建和湖南两省，已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户口的界定，其余大多数省市区也在局部地区或疾或缓地对其加以改革。但是，就在10年以前，有一个人却因为批评了户籍制度，被判有罪并且被监禁。他叫黄庆，先是昆明市搪瓷厂的团委书记，后来又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秘书，由于工作的努力和卓有成效而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他的命运转折，是因为撰写了一篇文章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他认为户籍将公民分为高低贵贱，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性制度，应予改革。1991年12月5日，黄被警察逮捕收监。根据"工人日报天讯在线"一位记者的报道，次年4月，在一次不公开的审理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6个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黄的罪名成立，管制2年。等到管制期满走出看守所的时候，黄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原来的地位，衣食无着，艰难度日。与此同时，他所批评的户籍制度，却在他的身边悄悄地改变着。到今天，已经没有人还会说那是一个不能被批评被反对的制度。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从那时以来的10年已经证明，这对国家的进步有好处。有时候，对于一些走在时代前面、敢于独树一帜、并且因此受了委屈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绝对公平的选择。我们国家处理纷争的办法，不是追求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而是追求大局的平衡。这中间的道理不在于是非分明，而在于必行的策略。

　　当然，"不争论"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今日中国，人们思想上被束缚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说法。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分歧，而是在于，在一种尚未建立充分民主的环境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纷争，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既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他的一个挑战。懂得了这一点，就有可能更深更远地理解邓小平本人一生的沉浮，以及他给我们后来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南风窗）

　　凌志军(北京)

　　(作者为《人民日报》主任记者，著有《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衰亡》、《交锋》(与马立诚合著)、《沉浮》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