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伟人时代”的开端

　　200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南风窗》驻北京记者打电话来说，今年是邓小平南巡10周年。若不是他的提醒，我竟忘了这个日子。这以后的几天，屡屡对朋友提及这事，他们也都不记得了，而且同我一样地惊讶：怎么会淡漠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中国人喜欢以整数来纪念那些对他们的生活发生过影响的日子，也即所谓"5周年"，"10周年"，还有"20年"、"50年"、"80年"、"100年"等。严格地说，这类"整数"同历史本来的进程以及我们的认识并无直接关联。比如，我们把"10年"作为一个参照，显然不是因为"9年"或者"11年"就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而是缘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这习惯的值得称道之处，是它提供了一个契机和一种压力，让我们去回顾某些不该遗忘的事情。所谓"邓小平南巡"，是指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时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大家之所以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是因为，邓的这个举动在当时即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也因为，他那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还因为，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讲话，对当日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从此理直气壮，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改革的先驱者，诸如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温州和泉州这样的民营经济繁荣地区，也都重振昔日气概。从那以后到今天，邓一手缔造的这种改革开放的势头，竟能保持10年而无起伏，甚至不会因为他的告别人世而发生逆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这一句话也许不算过分：

　　听君一席话，十年保平安。

　　这样看来，在"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伟人的影响不仅还存在，而且是广大深远而又无微不至的。"后伟人时代"是我本人杜撰的一个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它的含义是，即使伟人已去，社会却依然保留着伟人的影响，有如"后农业时代"中农业依然重要、"后工业时代"中工业依然繁荣。有两个日子我们难以忘记。

　　1989年11月9日，这是邓小平正式退休的日子。4天以后，他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里所谓"百分之百"，按照邓本人的说法，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所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97年的2月19日是邓小平的忌日。邓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我沿着京城的长安大街走到天安门广场上，内心里面不断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个日子，也即1976年9月9日。较之20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天中国人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恸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本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另外一个伟人毛泽东的。中国人大都喜欢把邓小平和毛泽东做比较。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这样做，比如他把毛看作是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现在，在他去世5年之后，我们再来比较，就会发现，邓和毛之间的不同，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加值得回味。这些不同之处中最重要的一个，正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显现出来的。毛去世后的5年里，我们的国家动荡不已，从北京中南海里的一连串变故，直到偏僻乡村中人民公社社员的群起反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天翻地覆的感觉。而邓去世后的这5年，我们却感受着平静和从容。一切都像他去世那一天的情景一样。

　　导致这种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但若追究起来，有一件事情必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他身后的中国定下了基调。他多次说，那是他的"政治交代"，这话音里面，其实就有"政治遗嘱"的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