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本来，刘伯承对彭德怀非常尊敬。他给军委和毛泽东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从不越权办事。但彭德怀1957 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背着刘伯承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如此重大问题，事先事后均未与刘伯承通气，急速报告毛泽东，不料又被林彪等人所利用，参与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军性的“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迫使重病在身的刘伯承进京检讨。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总结发言是彭德怀宣读的。他的这篇发言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萧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为当年蒙冤戴上“教条主义”帽子的同志摘帽，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1980年初秋的一天，新上任的总长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张震来到邓小平的家，就总参的工作向邓小平汇报，并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他们都有些为难。邓小平听后当即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坦然地回忆说：“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 邓小平的这番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如释重负，深为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为在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将帅恢复名誉，终于排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1986 年10 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邓小平至为悲痛，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再次谈到了“反教条主义”问题：“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0 月16日，在刘伯承追悼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