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6月7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说:“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求得正确解决。讲团结,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展开批评,才能达到团结。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评军委,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
这次讲话,在“左”的影响下,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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