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话是发自内心，也是有所指。

　　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能幸免。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忽然活跃起来

　　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