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也作了检讨发言。
7月19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特意讲了要公道地对待刘帅。他说: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四年后彭德怀意识到错批刘伯承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反教条主义”以后,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并且继续挨不完的批判,作不完的检讨,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影响了他军事教育才能的充分发挥。随后钟期光也被免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休息治病。不久,他前往苏联治疗,回国后叶剑英把他要到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也是降了级。全军许多主管院校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诬为“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好同志后来含冤死去。不少院校教授会、教研室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卓有成就的老教员,也被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批判后而被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处理。使我军在建国后刚刚起步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挫折在随即当上国防部长的林彪当权之后,更是恶性发展,在“突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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