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忽聚田的一生是忙碌而充实的，更是不断追求、从不止步的。这为我树立了人生的楷模。印象中，他几乎没有过节假日和星期天。他在我脑海中形成的形象是永远都在水利工地上忙碌，在山川田野顶着烈日或冒着刺骨寒风勘察测量，在窑洞、帐篷中面灯书写、伏案计算、精心设计、潜心描绘施工图纸等等……父亲的仿宋体写得就像印刷体一样标致俊秀。那从又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专业功底和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总之，无论环境多么艰苦，父亲一直都在认真工作。名和利似乎同他无缘。几十年间，他得到过许多先进奖状，可是没见带回家一张，全都装进随身带着的一只木箱。直到有一天，父亲因累饿交集病倒在工地上，才被紧急送到医院。那次被动住院，父亲被查出有严重关节炎、肠胃炎、胸膜炎、急性黄疸肝炎等五六种慢性疾病。父亲得知后，把化验单悄然装进衣兜连夜果断逃离医院。父亲事后说自己情急之下想得很简单，即“死也要死在水利工地上”。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是紧咬牙关的，就像同命运争执抗争。那一年父亲年过半百，可谓诸病缠身。奇怪的是逃离医院之后，病妖反被逼退，除了腿疼，好像再也没说有什么病了。“死也要死在水利工地！”父亲这句话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这种在困难面前特别的表达，令我终生铭记，就像他小时候为了求学，赤脚在风雪中追赶飞奔的马车一样。于是，父亲很早在儿子的心目中，就是一条硬汉，一株伟岸大树。很久以前我就梦想着，要替父亲塑一尊雕像，把他的“狠透铁”形象与钢铁意志定格下来。这尊刻在我脑海的“雕像”，几十年间从未消失也从未改变。这雕像令人敬重，也使我隐约地心疼。父亲逝世多年之后，一位了解了父亲生平与业绩，感动之余提出要为他老人家塑像的著名雕塑家说，要拿出塑“拓荒牛”的劲头来雕造一位常年在水利工地上奔波不息的高级水利工程师。“你看怎样？”他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建议塑一尊父亲安坐藤椅的肖像。虽然他生前几乎从未有过这样的悠闲时刻，就让他老人家百年之后坐下来好好歇息吧。

    让一个永远都在忙碌的人，也体会一下静观云卷云舒的安逸与快乐。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雕塑家的好意初衷。的确，那样的奔波才是父亲真实的生存状态。我的心目中，父亲本来就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永远都在低头拉犁，一生都在脚踏实地负重前行呀。这形象在他离去之后就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了心中一尊无形的雕像。不过也应当承认，那是一个时代的雕像，父亲作为大江大海中的一朵浪花，他就像他们那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几乎没有个人的追求和乐趣，一生都在圆着国家民族的大梦境，都像一个齿轮和螺丝钉，在属于自己的职责领域中，在陕北水利建设工地上埋头拉车、艰苦跋涉不止。父亲1995年离世，我心中的这尊雕像渐渐就化作了一盏明灯。在我眼前出现迷茫和雾霾笼罩时，为我指点迷津，更感召我艰苦前行。我从父亲身边走来，无论走到哪里付出了多少，感到所遭受的一切，得到的任何待遇都是人生最好的结果。这便是父辈的言传身教。就像看过了一头拓荒牛的付出与所得回报，你就再也不会感到生活的任何艰苦与委屈了。这是默默无言的父亲为儿孙树立起的一根看不见的人生标杆。工作上总不满足已有成绩，永远都要向上看齐；生活中总是心满意足，向下瞄准。仅就对待工作的细心负责和平时吃饭穿衣等物质享受而言，父亲身体力行为周围人树立的两根标杆，至今为人们传颂铭记。深更半夜，推土机在水库大坝上碾压。原本是施工员值班，父亲却总是不停地亲自上现场检查。在坝梁上，他不时地弯腰拣起一根柴草或一枚烟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设计施工人员要对工程质量负责一辈子！”这两句话，父亲总是挂在嘴边。住在村民土窑洞或临时搭建的工棚中的父亲，从来都是和民工吃一个锅里的饭菜。他穿的衣服鞋袜甚至比民工还要破旧。作为一个受人尊重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他的聪明智慧是全部融入了他测设施工的大量水利工程中的。这是父亲引为自豪的“作品”。作为科班出身的水利专家和痴情诗人，他的“研究论文”和动人诗篇不是发表在任何杂志上，而是精心书写在广大黄土地上的，镌刻在灌区农民群众的心坎上。人们至今念念不忘那个带领大伙儿把旱地变成水浇地，让粮食翻了一番又一番的吃苦耐劳的忽工程师。

    二十九年前，父亲忽聚田洗澡时意外病逝，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此后，《人民日报》刊登人物特写《圣水泽大地》一文，以表达对这位埋头奉献终生的人民拓荒牛的纪念。文章是他的学生和水利部门的同事们共同商议写的。我只仅仅是执笔整理者。发表时署名“柏原”，用了我的笔名。我的父亲忽聚田，一生扎根革命圣地延安开拓水利事业的崇高精神与突出业绩，再度得到人民的肯定和赞扬。这是对他老人家最大的肯定和褒奖。回顾父亲忽聚田由农家子弟一路奋斗成长为民国学子、继而欣然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作为变革年代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父亲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作为“文革”前的水利工程师，父亲是延安水利事业公认的领军人物。他一直表现上进，申请入党。可惜当时因为对“臭老九”偏见，长期被拒之党外。父亲毫不气馁，一直奋斗不止，年届六旬时终于如愿以偿。把父亲的一生劳绩概括为“拓荒牛”是很准确的。他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积极响应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派遣，亲率一支水利工作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拓水利事业的。从此，四十多年如一日，在干旱苦焦的黄土高原上测量施工修建了每个县的第一条灌溉水渠。有黄陵龙首渠、宜川英旺渠、吴旗宁塞渠、志丹周河渠、安塞杏子渠、延安延惠渠等，和数十座大中型水源水库。小工程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水利工程，多数至今都还发挥着重要灌溉作用。其中安塞王瑶的红旗水库是最大的一座，今天仍然是延安市区主要水源工程。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这座水库，父亲10年间抱病在工地日夜奔波。磨透了布鞋底，就用水泥袋牛皮纸垫着。他先后担任工程总设计和技术总负责，被工程总指挥（延安行署副专员高兴海）赞誉为“延安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父亲一生搞水利有个特点，即大小工程都是从测量设计到施工完成，一直到试水成功，可谓设计施工一条龙，质量效益一直负责到底。时常是“正月里出门，腊月里回”，成年累月同民工兄弟摸爬滚打在一起，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和插队知青朋友。最近同他一道奋斗在王瑶红旗水库建设工地的北京插队知青朋友转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这是1995年父亲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反映了延安水利系统和灌区农民群众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父亲忽聚田不仅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心中敬仰的人生楷模。父亲一生有个愿望，就是百年之后能够回到故乡。生前他老人家曾经多次对我讲，“培元，将来无论如何你得把我弄回去呀。”我那时听着，感觉这话似乎很遥远，因此总是笑着点头。记得最后一次讲这话时，他老人家已入古稀之年。那次我认真地回答说：“爸，回去不难，但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多孤独。”我说完当时就后悔了。父亲听了，沉吟半晌说：“好，那就不回去了。”我看他失望的样子，就又安慰说：“留在陕北，还可看着自己亲手修的水利工程。”父亲的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此后父亲不再提回家乡了，可这件事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如何才能满足父亲回家的心愿，成为了儿子的心病。眼下他老人家的铜像已经回到老家。这是他的生身之地，他老人家梦寐以求的故乡老家。大荔县安仁镇鲁坡村忽家巷，整修一新的老屋院子里，风和日丽。爷爷奶奶和那些过世的亲人们就安息在东巷口不远处的坡底下。我们正在给院子里种植花木。来年四季风吹过，院里的牡丹、海棠和金桂、银桂，还有乡亲们在书院阅览室的读书声和欢声笑语相伴萦绕。时而会有远远近近的晚辈后学来探望。人们回顾您的作为，记得您和同事们的业绩。父亲在亲切的乡音乡情中，回到童年的梦中。面对华岳雄姿，倾听黄河流水，仰望日出月落，体味浓浓乡情。事业未竟接力远，文章留痕字句真。今日重温《圣水泽大地》一文，感慨无限。这篇写于父亲74岁时，发表于两年后他老人家逝世的文章，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文章是对父亲的纪念，更是对我辈的教育和鞭策。文章言辞平实，只觉常读常新。其中包含的人物和故事，足足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圣水』泽大地
    【作者：柏原】
    【人民日报1996年2月8日 第11版 文学作品】

    忽聚田不是诗人，当他回首往事时，胸中却总是荡漾着绵绵诗情。

    忽聚田是水利专家，今年七十四岁啦！他五十年代初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由省城西安来到陕北，建设革命圣地，一干就是整整四十年。当时同他一批来的三十位同事，有的已经辞世，有的离开了这里，只有他一人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五十年代，他年当而立，精力充沛、热情似火。到陕北第二天，就把新婚的妻子丢在一家大车店里，带领勘测组朝干旱最严重的志丹、吴旗、安塞进发了。他们背着仪器，赶着牲口，翻山越岭一路跑下去，白天勘测，晚上设计，一口气不歇地苦干半年，勘测设计出大小工程一百三十二处。接着扭回头，亲自组织施工，完成了十余座引水渠工程。当一道道清清的山泉水引入那从未浇过水的干渴的土地，他的名字就在灌区群众中传颂开来。六十年代初，他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指挥万名民工苦战两年，完成了蜿蜒五十多公里的延惠渠工程，当延河水引入东川数百万亩良田时，山川里回荡着人民的颂扬声。忽聚田和宏伟的延惠渠工程，成了延安人民的自豪和骄傲。在成绩面前他没有止步，而是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接着又不声不响地埋头工作。为了解决山区灌溉水源问题，他又边测绘，边施工，一口气完成了延安县『八一』水库、丁庄水库、安塞平桥水库和蟠龙孙台水库几项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