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以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于1931年10月建立于皖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支主力红军，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留在根据地的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独立坚持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与党中央完全断绝联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转战数省（区）、行程近万里的长征。

    说起红二十五军，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这支部队创造的五大奇迹，即：年龄最小，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被称为“娃娃军”；装备最好，从东北军和陕军手里缴获的武器多到用不了，巅峰时期每个团配有重机枪连，每个连配有九挺轻机枪；到达陕北最早，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导；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人数不减反增的部队；是唯一一支在长征过程中创建了根据地的部队。这些当然是这支部队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我以为，红二十五军最重要的最值得后人称颂的是这支部队所表现出的高度的政治自觉，即在与党中央联系不畅甚至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党性观念。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红二十五军才能在其短短的六年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红二十五军在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指挥枪”方面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本文所称的红二十五军并不是一支单纯的军队，而是一个在鄂豫皖和鄂豫陕省委直接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红二十五军重建的那天起，省委就始终与部队一起行动，红二十五军的一切重大行动都是由省委决策，军领导执行。部队不设军党委，军领导大多是省委委员，军政委吴焕先还兼任省委副书记直至代理省委书记。实际上省委和军领导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或骨干，在重建红二十五军之前，他们都已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锻炼，担任过根据地党政军的一些领导职务，因此由他们组成省委和军的领导集团，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红二十五军紧紧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这样的体制好处是减少了领导层次，确保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更顺畅地在军队中得到贯彻执行，更有利于部队的发展壮大。当然前提是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否则错误的路线对于革命斗争的危害也更大，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省委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地发起七里坪战役，并且一面打仗一面“肃反”，误杀了廖荣坤副军长等一批领导干部，导致七里坪战役惨败，部队从1.2万人锐减到6000余人。七里坪战役的惨败对于红二十五军的损害不亚于湘江战役对于中央红军的损害，好在鄂豫皖省委和军领导善于总结教训、纠正错误，有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七里坪战役和中心区保卫战失败后，沈泽民代表省委承认错误，表示要转变斗争方针，“洗心革面，重新做起”；豹子岩会师时，吴焕先向部队讲话，公开承认前一时期领导上的错误，并主动找徐海东作自我批评，主动提出由徐海东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自己任军政委。这些正是表现了省委和军领导的政治自觉和走向成熟，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红二十五军后来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二，红二十五军在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是在保卫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过程中，红二十五军的许多做法都是具有开创性甚至唯一性的。首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这在四支长征部队中是唯一的。鄂豫陕根据地包含两个特委和五个县工委，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其二，特别注重扩大地方武装、发展红军后备力量。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不久，就先后在鄂东北和皖西北地区合编、扩编了十个独立师、游击师，根据地中心区各区乡普遍建立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在鄂豫陕根据地，先是建立抗捐军和游击队，在此基础上先后组建了九路游击师。这些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活动，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并源源不断地补入红军。其三，在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创新斗争方式，建立便衣队。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亲自培训便衣队，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使便衣队进而发展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被群众称为“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开创了抗战时期敌后武工队之先河。其四，在预留红军力量、坚持游击战争方面战略超前，先后在主力红军长征时，留下武装力量，在鄂豫皖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在鄂豫陕重建了红七十四师。红二十八军独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使革命的旗帜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红七十四师在近两年间先后打破敌人三次围攻，部队由最初的700人发展至2100余人。两支部队均牵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确保了两大根据地始终没有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并与中央红军和川陕红军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战略关系。

    第三，红二十五军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和保护群众利益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首先，省委和军领导在思想上始终把群众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与群众的关系看作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鱼水关系。在组织上，各级政治机关都建立起群众纪律检查小组，每个连队都有一个专门做群众工作的小宣传队，并且要求从军领导到每一个战士，人人都做宣传员。部队每到一地，便立即进行社会调查，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没收与分配工作，进行“什么是红军”“怎样分配土地”等宣传教育。其二，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切实保护群众利益。为此，军政治部还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成歌词谱成歌曲，印发部队广为传唱。在鄂豫皖根据地，省委曾一度规定部队不准吃鸡，因此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鸡犬不惊，与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的鸡犬不宁形成鲜明对照。在鄂豫陕新区，为了不惊扰居民，部队常常露宿街头野外；行军途中口渴难耐，有的战士拔了群众的萝卜就在每个坑里放一枚铜板；山路崎岖，部队遇到贫苦群众总是让开道路，让群众先行。其三，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使红军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与支持。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经过兴隆镇回民聚居区时，军政委吴焕先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充分尊重和遵守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回族老乡主动为红军报告敌情，充当向导。后来，中央红军经过兴隆镇时，也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因此夸奖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其四，注意保护中小商人，团结中农和知识阶层，争取和改造刀会武装，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实行一系列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政策与策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刚进入陕南就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保护民族工商业者利益。1935年4月，部队进入洛南县城后立即张贴和散发布告，对几十家正当经营的中小店铺加以保护，有的店主在红军攻城时弃店逃走，红军对其店铺不但未予没收，还派哨兵妥善看管。

    正是由于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红二十五军才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与拥护。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群众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有的粮食甚至是群众到处乞讨来的百家饭。在鄂豫陕，为了击破敌人的“围剿”，人民群众主动为红军送情报，当向导，运送粮食，转移伤病员；地方赤卫队割电线，断交通，侦查敌情，配合作战；各地农协会、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做军鞋，备干粮，看护伤病员，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红军的作战行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军队在国民党十几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分不开的。

    第四，红二十五军在独立自主作出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自觉服从大局方面，体现出很强的政治自觉和核心意识。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会议，通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出卖，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和红军必须动员千百万人民一致奋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积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会议决定：省委率领“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从8月14日到31日，红二十五军切断西（安）兰（州）公路18天，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红十五军团包围张村驿，指战员们高呼“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打开张村驿，迎接毛主席”。张村驿战斗为直罗镇战役作了战场准备。战后，红十五军团向中央红军支援了大量枪弹、被服、药品，还有上千名“解放战士”和五千银元。毛泽东因此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

    第五，红二十五军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进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这一点在众多的关于红二十五军的文章中均没有直接言明，甚至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也强调得不够。笔者以为，这一点是最能够体现红二十五军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贡献的，也是促成笔者写作本文的直接诱因。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打交道始于1934年2月，其时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并将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直至1936年底的数年间，红二十五军对待东北军始终坚持政治宣传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针对东北军提出新的策略方针，即对其除军事上坚决打击外，还必须大力加强政治瓦解工作。随后，军政治部印发了“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针对东北军提出了“打回老家去，不当亡国奴”等一系列口号标语；同时，还印发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建立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招待处；还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会做敌军工作，会战场喊话，会教育俘虏，会做哗变士兵的优待工作。期间，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戴季英还两次写信给驻扎在光山的敌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送去一些传单和标语口号。这些做法，在东北军中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东北军士兵中秘密流传着“不打红军，要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常有一些零星人员投奔红军。长岭岗战斗后，军政治部对400多名东北军俘虏进行了宽待和教育，对其中的伤兵还进行了包扎和医治。其后，除大部分发给路费释放外，还有数十名东北军士兵参加了红军，被编入连队，成为红军的机枪教官。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发起劳山、榆林桥战役。两场战斗共毙敌师长以下1000余人，俘敌5500余人，大批东北军俘虏成为红军的解放战士。此役的意义有两点很值得关注，其一是让张学良充分认识到与红军打仗没有出路；其二是释放敌俘团长高福源。红二十五军对待其他军队的俘虏一般都是士兵优待释放，长官直接枪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反“围剿”中，陕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被俘后在自称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证实，仍然被枪毙，造成令人痛心的误杀。因此，释放高福源显然是我军对东北军的特别关照，是出于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政治考量。高福源果然不负所望，回到张学良身边后极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劝说张学良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这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和“西安事变”的发生发挥了最为直接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点名要求中共派徐海东率领红军协助他们，抗击国民党亲日派调遣的向西安进犯的部队。经中央同意，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开往西安地区。1937年1月上旬，徐海东率部到达咸阳，被任命为南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把他的警备旅临时拨给徐海东指挥，同时拨给他指挥的还有东北军一个师。徐海东命令部队跑步前进，抢占商州城并在城外构筑工事，当敌人赶到时发现徐海东已抢先到达此地，遂连夜后撤20公里，因此保障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直接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改变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