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是亲兄弟，兄弟一样亲； 并非皆知己，知己更相知。 相聚三五载，友谊伴终身； 生死曾与共，战火铸真情。

    不是亲兄弟，兄弟一样亲；
    并非皆知己，知己更相知。
    相聚三五载，友谊伴终身；
    生死曾与共，战火铸真情。

    这首打油诗，是一位老战友为怀念在战争年代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而随手写来的。虽然平直浅白，却表露了一代经过残酷战争经历的老战士的真实情怀。每当读到它，就会触动我记忆的窗扉，让我回忆起难以忘怀的战争年代……

    踏上燃烧的土地

    1951年3月，我们十二军文工团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英雄的朝鲜国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时，我在军文工团二队，是一般队员。黄昏时分，我们在张展团长的率领下踏上鸭绿江上的简易浮桥。陈立华队长站在桥头，手里拿着一个话筒，情绪激动地对大家喊：“同志们，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时刻吧！”我们脚下踩着晃动的桥板，心里默默地自语：“再见了，亲爱的母亲；再见了，亲爱的祖国。” 过江后，我们沿着一条沿江傍山的公路向东行走。虽然到了异国他乡，仍能隔江看到北岸祖国村镇的万点灯光。后半夜，公路折向南行，穿过了一条大山沟，敌人飞机就开始来骚扰了。天上，摇摇晃晃地挂着敌机的照明弹，空气中飘浮着物体燃烧后的焦糊的气味。大家心里明白：我们正一步步地走近战争。

    军直属单位和三十五师的部队，沿朔州、新仓、云山、球场、德川的路线，向战役集结地谷山进发。越往南走，战争的气味越浓。稻田地里布满了巨大的炸弹坑，美丽的山村成了一片焦土。森林在熊熊燃烧，夜里远望群山，像无数条蜿蜒曲折的火龙，把夜空映得一片血红。沿途经过的城市、村镇都被夷为平地，成了地图上的一些标志和符号。然而，美军野蛮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英雄的朝鲜人民屈服。如果你走近城镇的废墟，你会发现在断垣残壁的下面，朝鲜老乡挖掘了许多地下的掩体，老人、妇女和儿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生活着，顽强地战斗着。

    经过了18天的行军，我们到了战役集结地谷山，并做了几天短暂的休整。这时，离发起五次战役的预定时间已经迫近。前方不断发来电报，催促部队加快前进的速度。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军直部队集合在一个小河滩上，军二号首长传达前方曾军长发来的电报时说：“部队必须按时到达。如果贻误战机，将是对整个战争的犯罪！”听了这些措辞极为严厉的命令，我们预感到艰苦的行军、艰苦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艰难的行程

    4月17日，我们从谷山启程，向涟川以北的进攻出发地前进。每人除背包、雨衣、挂包、水壶等个人装备外，还要携带7天的干粮、副食，加起来约有三四十斤。行军的速度也明显地加快了。对我们这些文工团的女同志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大家都咬着牙，相互鼓励，在男同志的帮助下，坚持到底。每天到达宿地，都累得浑身酸痛，直不起腰来。

    4月22日夜，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打响。我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向盘踞在法化洞和500高地之土耳其旅发动进攻，激战一夜，将其击溃，并歼敌一部。敌人全线撤退，我军展开了连续的追击作战。文工团跟随着军后勤部行动，沿着主力部队行进的路线，白天休息，夜间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我突然感到浑身不适，双腿发软，行动困难。陈立华队长和侯兴中指导员分配两位女同志照顾我，让我们随着收容队在行军队伍的后面走。部队为抓住后撤的敌人，日夜兼程向南追击。

    4月25日，我军突破了大田里以北美三师防守的“三八线”防御阵地，并向抱川、议政府一线追击敌人。直属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穿过“三八线”的高山峻岭，踏着泥泞的崎岖山路，艰难地向前追赶主力部队。我这时病情愈来愈重，身体极度虚弱，行走也愈来愈困难。一天夜里，在行军途中，我突然两腿发软，一头跌倒在公路上。二队的同志们，还有美术队的郑洪流等同志都来轮流搀扶我，把我扶上马车。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经医生诊治，高烧40℃，我患上了斑疹伤寒。

    部队在“三八线”南休整了几天。可是我的病经过治疗高烧仍持续未退。此时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即将开始，二队将随三十五师行动，参加战勤和战地救护工作。经领导研究，决定将我转到三队。当对，三队在后勤七分院协助护理和转运伤病员，到三队既有利于对我的护理，也有利于对我病情的治疗。

    战友情深

    七分院虽然有一定的医疗条件，但它仍是一个跟随前方部队行动的医疗转运机构。杨队长看我患病时间较长，又时常处在昏睡状态中，已好几天不能进食，曾考虑将我转运到后方野战医院。但这个想法尚未实现，上级又突然通知七分院立即出发，向中线转移。杨队长即派金明同志留在驻地寻找马车护送我，而七分院的同志们立即启程追赶部队去了。驻地部队已全部走完，空荡荡的营地只有金明和我。而预定前来接我们的马车，到天黑尚无踪影。此时天气突变，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起伏的群山已空无一人。金明同志只好决定带我徒步去追赶部队。他身背一支“汤姆式”美国自动步枪，还有干粮和行装，扶着我迎着狂风暴雨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进。有时我不知不觉昏倒过去，他一次次地把我从泥泞中扶起。当我清醒时，看到金明同志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内疚至极，恨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病倒，恨自己给战友们增添了这么大的负担！当时我因病痛而极度艰难地在前进，金明同志也因除自身负重以外还要照顾我、搀扶我，也处在极度疲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不时地跟我讲笑话安慰我，讲英雄故事来鼓励我。当时，我们地处“三八线”以南的偏僻山岭中，除要战胜艰苦的行军之外，还要准备与随时可能出现的敌特的袭击作斗争。我们艰难地翻越了两座大山，行程七八十里。我俩一瘸一拐地终于找到了七分院的宿营地。这时，同志们都吃过了早饭，大家以惊奇的目光迎上来，把我们安置在山坡上的防空洞内。王炳才同志给我送来了热乎乎的面片汤。

    下午吃过晚饭，分院又要出发了。杨队长又派汤文烈同志和金明同志一起把我护送到后方野战医院。这时我已处在时昏时醒的状态。他们俩人只好轮流地把我背到公路边，等待去后方的汽车或马车捎上我们。几个小时过去了，天渐渐黑了下来。正当大家都着急时，从远处驶过来一辆马车。从赶车人穿着的军衣颜色判断，是老大哥的部队。金明同志上前说明情况，请他们捎我们一程。原来车上坐的是二十七军的一位连队指导员，他非常热情同意我们上车。南朝鲜的曲折起伏的山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马车真颠簸得大家肠子肚子都要碎了。金明同志看我已忍受不住这种颠簸，将我的头枕在他们俩人的腿上！后半夜又下起了雨，他俩又轻轻地为我盖上雨衣。

    天亮了，我们隐蔽在被敌机炸为平地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的干粮不够，只好在公路上扫些做路标用的炒面，和着挖来的野菜充饥。吃晚饭时，这位指导员十分关心我们，送来了高梁米饭。入夜，我们上了马车，又走了一夜，终于打听到志愿军后勤部十五分部的所在地。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风雨历程，从西线到中线行程200多里。在距华川只有50里左右的某村，我们找到了十五分部的野战医院。金明和老汤同志为我办好了入院手续，向我告别。他们还要赶回部队，去完成新的任务。我带着难以忍受的病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流着热泪同我亲密的战友分手了！不久，我就被转回了阳德的后方医院。我在阳德后方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明显好转。病情稳定后，医院准备送我回国休养。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向医院领导表示：“坚决不同意回国，要回原部队休养。”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年轻，体质比较好，只要再适当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更主要的是我不愿离开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们。领导终于同意我的要求，送我回到军文工团。

    当时文工团二队经过五次战役后，正在谷山文阳里塘洞休整。我一回到文工团，同志们热情地迎接我，并把我安排在驻地的一个小防空洞里休息。卫生员老应交待我：“不准乱跑，不准乱吃东西……”可此时的我大病初愈，特别贪吃，常想跑出来要东西吃。每当我走出洞口，老应就喊：“注意！注意！胡顺出来了。”我害怕得连忙躲进防空洞里去。有一天，和我在安徽屯溪女中同时参军的吴田战友来看我，我激动得紧紧抱着她，泪流满面地说：“我会死吗？还能活着回国吗？”因我当时脸色有些苍白，稀疏的黄头发，有些难看。战友们又怕我乱跑、乱吃东西，影响恢复健康。吴田安慰鼓励我：“能！能！只要你听话，安心休养，我们能一起回到祖国去的。”从此，我就不乱跑了。在大姐姐、大哥哥们的关怀下，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很快就康复了。我的身体康复很快，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53年7月，首届志愿军运动大会在沈阳召开。同年6月我被军部抽调到河北邢台十二军体训队集训，参加三兵团篮排球选拔赛。我被选为三兵团女篮队员和护旗队员，参加了志愿军运动大会。会后，回到朝鲜我被调到三十一师教导营当文化教员，还训练了一支战士篮球队。

    回想起这件事，我深深感受到人民军队阶级友爱的无比温暖，也深深感受到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深情。对在艰难困苦情况下，为救护我，不顾自己安危的战友们，深感敬佩。有的战友虽已离开人世，但我永远铭记在心。多年来是他们激励着我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生死与共的战友深情永远温暖着我的心！（田江、沈延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