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汇集了分散在南方的中共两支重要战略力量。继而的战略任务就是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三军大会师，开创抗日新局面。

    如何维护、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历史重任落在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父亲身上。这时，张国焘虽然在同二方面军会合前就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对毛、周、张、博还是反对的。他仍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主张“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对北上问题，张国焘也和中央意见相悖。显然，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党和红军团结统一与行动方针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客观上说，囿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上述问题的原则争论父亲处于未参与的特殊地位，加之他在党与红军中又有着重要职位，因此，他最利于做促进团结统一的工作。而从主观上说，父亲的党性决定了他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是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的。因此，他能够是非分明，又策略有方，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他那种善于听取别人的陈述，坦诚对待他人的襟怀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为了汲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教训，父亲在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前，就把团结问题摆在首位。他教育干部战士，会师时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不做，努力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会师时，两支部队团结友爱的气氛是炽热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为兄弟部队筹粮、腾房，还赶织了数千件毛衣毛袜作慰劳。这是一次充满友情的会师，是一次团结的会师。

    同时，父亲又态度坚决地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戳穿了张图谋控制、拉拢、分化红二、六军团的宗派妄想。

    当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甲洼、绒坝岔、蒲玉隆、甘孜等地时，张国焘即派来“工作团”。应父亲要求，他们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六军团的王震发现里面有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马上下令把文件烧掉，并报告了父亲。对此，父亲十分警觉，立即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明确交代：让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使这些“文件”中反中央的宣传未能在二、六军团中起到任何作用。同时，两军一会合，父亲马上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与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从此恢复了直接和陕北的党中央联系。

    富有戏剧性的是，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后来，他要北上了，才同意要二、六军团来会合以期控制二、六军团，加大他与党中央抗衡的力量；而朱德与刘伯承则为了更有力地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推动北上与中央会合，也希望与二、六军团会合。其结果，当然要取决于父亲等二、六军团领导的态度。

    这期间，父亲分别与朱德、刘伯承等深入交谈，也与张国焘单独谈话。了解到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得悉了事实真相，转战中的许多疑惑才找到答案。

    在与张国焘谈话时，张国焘向父亲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都被父亲一一拒绝。据贺龙回忆，此后，张国焘又派人向父亲提出召开二方面军干部会，以求政治上与他“首先一致”。父亲告诫来人，只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提出召开党的会议，父亲就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为此，父亲又增加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张国焘的图谋未能得逞。

    不仅如此，在会师后不久两方面军共同北出甘南时，父亲按朱德、刘伯承的意见，离开二方面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对张国焘，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

    同时，父亲也向中央表明自己的主张。7月10日，他在给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的电报中说：

    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

    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即张国焘——作者)、玉阶(即朱德——作者)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

    北上途中，父亲坚持不懈地向各方面做团结统一的工作，他分别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谈话。徐向前回忆说：“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建议。”在徐向前元帅的记忆中，父亲当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就主动找傅钟坦率交谈。毛尔盖会议后，傅钟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父亲和傅钟进行了几次彻夜长谈。许多年后傅钟说：“经过弼时同志的解释，使我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以朱德、任弼时同志为核心，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这段艰难历程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陈云后来评价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地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兄弟，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进入班佑、巴西地区。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父亲为副书记。不日，父亲再电中央，询问：“六中全会问题国际已否回电，请告，这会议能求得在短期内召集为好。”并说：“此间已开始在二、四方面军内进行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之动员……消除一、四方面军去年分离后存留的不好印象，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一致。深望一方面军内亦有同样性质之动员。”

    8月9日，父亲又给红六军团首长陈伯钧、王震写信并转交随后跟进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等，信中说：

    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

    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需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顺利的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待二方面军集结哈达铺时，我准备回二军。

    父亲的这些主张立即得到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贺龙等在给父亲的复电中说：“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出一告一、四方面军的书。”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

    依约，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后，9月1日父亲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

    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地区后，战争形势又趋紧张，党的六中全会无法召开。张国焘在军事行动上又与中央唱反调，几番提出西渡黄河，难于协调一致，无法实现中央提出9至11月三个方面军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将到甘南的胡宗南部的战略计划。

    为解决迫切的军事指挥统一问题，9月19日父亲与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又联名致电党中央及朱德、张国焘：“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全部失去。”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因周恩来准备赴南京谈判，所以中央决定“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即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作者)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24日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父亲、贺龙、刘伯承，“完全同意”父亲的意见，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以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这时，张国焘军事上仍坚持西进，指挥红四方面军撤出通渭地区。但在电报中也有“如兄等仍以北进为万分必要，请求中央以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之语。并且在承认党中央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有所改变，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必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不应再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父亲与贺龙、关向应等二方面军领导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做工作，联名致电张国焘，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并指出：“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面军的最后决定。”并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王稼祥，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作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

    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讨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一、二、四方面军首长，指示“四方面军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另电朱、张、徐、陈：“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在这种情势下，张国焘终于被迫重新下达北进命令。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与接应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至此，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陕、宁等省，行程二万里，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至此，红军三个方面军完全会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自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五个多月，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父亲深明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不同对象、不同层面的团结工作：对张国焘，竭尽全力与其分裂行径作艰苦且策略的斗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细致认真地深入充满信任地做思想工作，澄清事实，扭转认识；对中央担负起大量的面对张国焘的工作，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提出意见与建议，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