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曾这样评价过父亲的历史功绩，说二方面军是在他的缔造下，发展、坚持下来的，实际他是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

    父亲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开始的。真正率军转战则是奉命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突围西征。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陷入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其军事顾问李德正处在彷徨矛盾中：既想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沟通联系，企图以此同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共同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训令，指定父亲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3人组成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父亲为主席。

    经过不足半个月的准备，8月7日下午，父亲等率红六军团，连同随营学校学员共9700余人，从横石新江口出发，冒着伏天酷暑迅速突破4道内层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召开干部会，誓师西征。

    在无后方的情况下，父亲等率军跨越赣、湘、桂、黔四省的敌境5000余华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历时78天，历尽千辛万苦，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及军委赋予的战略转移的任务。

    父亲是忠于革命，忠于事业的人。他工作的唯一原则是党的利益第一，他善于着眼全局处理问题。

    与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马上遇到的问题就是确定两军部署与行动方向。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要父亲率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对此，父亲纵观形势，采取了对尔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决策：与六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军团暂时集中行动，在军事上发动湘西攻势，然后再向鄂、川、黔发展；在部队建设上彻底纠正夏曦错误，建立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

    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区的基础。

    此后半年，是艰苦曲折的反“围剿”斗争。直至8月取得胜利。其间，吸引敌军81个团于自己周围，同10倍于已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70余团，毙伤俘敌约2万，缴获枪支近万，扩大新兵8000人，自身实力不但未减且扩大了一倍以上，胜利是辉煌的。

    为此，父亲在总结此次反“围剿”胜利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

    红二、六军团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不可忽视的一步是两军团会合后立即进行的纠正夏曦错误，解决红二军团党的建设问题。

    夏曦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继而又兼任红三军政委。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致使红三军实力大减，濒临绝境。

    贺龙等许多红三军的干部多次与夏曦的错误进行斗争，但他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加之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一直拖而未决。

    父亲得此详情，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特有的地位，大力支持纠正夏曦的错误。会师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加强红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会师后的第三天，父亲即与萧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并针对红二军团党员不到十分之一，连队无支部等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现象，立即决定从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另调一批政治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党支部。

    在二、六军团占领永顺、大庸后，父亲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和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的错误，并陆续启用因过去错误处理而被撤销职务的干部，到1935年1月底，红二军团党团员增加了4倍，各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的道路。红二军团的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给予的意义深远的帮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雄辩地证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统一行动的正确。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转战黔川滇最艰难危险之时，在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边大举前进和开始长征之时，红二、六军团集中兵力，以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钳制与吸引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全部及鄂、川、黔、桂军各一部，总计约20个师，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

    对于这段历史，萧克将军曾这样评价：

    弼时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事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

    弼时和我党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中，一接触到军事，就能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来建设军队，指导战争。

    1934年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湘鄂川黔边军区在湖南大庸县成立。父亲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张子意等任省委委员。贺龙为军区司令员，父亲为军区政委。

    随即，父亲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为保住并发展既得的胜利成果,两军领导分工负责，发挥各自特长，使军事进攻与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贺龙、关向应、萧克率主力继续发展湘西攻势,对湘鄂两敌起到慑作用。父亲和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在后方建设根据地,组成3000多人的地方工作队,深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种地方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到1934年12月底，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华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240华里，这一地区已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在艰难困苦中创建了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有了这块根据地，扩大红军工作就有了雄厚的基础。父亲主持制定了扩红计划和扩红指示，各机关团体和部队都广泛而积极地开展了扩红工作。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新成立了三团建制的第五师；红六军团新成立了三团建制的第十六师。在反“围剿”斗争中，两军团经历了大小战斗30余次，部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由7400多人发展到17000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主力军，严重地威胁湘鄂两省的敌军，威胁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为此，敌人加紧部署，集结了22个师又5个旅，计130个团20多万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围剿”——“堡垒封锁”。红二、六军团总兵力不足2万，加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亦不及敌军十分之一，能够活动的地域一天天缩小，形势日益严峻。

    父亲和贺龙等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主动撤离根据地，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水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等率两军团主力开始突围。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先向东行，穿湘西天子山、张家界、索溪峪一线。这里是尚未开发的人迹罕至之地，自然也是敌人疏于防守之处。父亲和贺龙随二军团转移，在岭间小道上急行380里，抢渡沅江，冲破了李觉自夸“可保无虑”的封锁线，使陈诚的第一期“进剿”计划成为泡影，为挽回面子，给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记大过两次。

    此后一个多月，红二、六军团分别转战湘西、湘中。年底合兵向西经武冈、绥宁间的瓦屋塘，再渡沅江，抄小路急进至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稍事休整。

    1936年1月5日，父亲与贺龙决定打击追敌李觉、陶广两纵队于便水。结果激战二日，未收预期效果，准备在石、镇、黄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已难于实现。为此，父亲深感遗憾。据贺龙回忆说，父亲在总结会议上，讲到便水战斗教训时，颇为生气，还拍了桌子。这对素以宽厚著称的父亲而言，是少有的。

    1936年1月12日，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率部进入黔东山城石阡。自离开桑植后，为时近两个月，转战数千里，在此方得休整。父亲立即召开两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传达上一年底红四方面军转来中央的长电，即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分析全国形势，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纲领。同时，扩红800人。

    一周后，为实现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父亲与贺龙、关向应率部离开石阡向黔西进军。甩开数路追敌于黔东，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在此扩红5000多人，红二、六军团队伍已达两万多人。从湘西出发到此，长途转战3000多公里，部队人数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高度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正如萧克在《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一文中所说：“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敌郝梦龄、郭汝栋、樊崧甫纵队及万耀煌师围拢过来，红军将被压缩在毕节狭小地区。1936年2月27日，父亲与贺龙率军撤离黔、大、毕，开始了“长征中处境最困难时期”。历时一个月，千里转战乌蒙山，有一段时间曾被敌人包围在30里方圆的安尔洞狭窄地区，风餐露宿，连吃水都很困难。在他们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因粮食困难，气候太寒，居民房屋很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则章坝及宣威城北总共伤亡一千人左右，落伍和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

    终于，在1936年6月，父亲和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西康(今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

    自中央红军北上之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与中央的电讯联络一度中断，父亲在两军团中身为“中央代表”必须独当面，直到1935年9月29日，才收到一封署名“豪”的明码电报，大致内容是：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父亲极兴奋，因为“豪”即“伍豪”，是周恩来化名的简称，“密留老四处”即电报密码在红四方面军那里。如此，中央和红四方面军肯定不在一处。为什么?父亲深怀疑问，却又不明原因。当即用密码复电周恩来，除报告两军团情况外，特问：“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父亲意外地收到署名“朱张”的复电，准确地列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及书记的名单后告：“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这是父亲等第一次收到署名“朱张”的电报。既然朱是红军总司令，张又是中央任命的总政委，来电又是密码，至此，父亲确认与中革军委沟通了联络。而和中共中央的联络，父亲一面请“朱张”转报，一面不停地电询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去向，对此，“朱张”数电却只字未透露。

    父亲与贺龙等独立支撑红二、六军团转战，哪里料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违背6月26日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决议，坚持南下川康。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而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

    父亲他们更不知道8月初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并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随左路军，走出草地后共同进军甘南，但是张国焘行至阿坝，又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分裂红军。为避免红军内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转移……

    父亲也无法知道朱德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的艰难处境，正如朱德后来对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所说：“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这时，因为电报密码由总部带下来，被张国焘掌握了，二方面军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当时发什么电报都得经过他，不经过他不行，”“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关于军事上的指挥，是我和刘伯承同志搞的，向你们发电报也是他同意的。”

    对上述张国焘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的父亲与贺龙等，只能按正常情况行事，把“朱张”来电作为中革军委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