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中央工作负责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和李维汉、罗登贤在中共“六大”期间留守国内(从1928年4月到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止)，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中央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从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可以上去。留守中央就在它不远处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他们每天上午9点碰头，处理日常工作。

    如果说大革命时父亲主持团中央工作是他走上政治家、组织家道路的开始，那么，留守中央，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则是历史向他提供了一个实践锻炼的机会，这一年，他24岁。

    革命陷人低潮后的种种问题一一摆在父亲的面前。留守，不是被动的支应；留守，要指导各省工作，要制定事关全局的策略方法……父亲开始了较之作为团中央总书记时更高层次的“亭子间指挥革命”。他们除了及时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大”期间来自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指示外，更多更具体的是对国内的现实问题作具体指导。

    为了复兴被大革命失败严重挫折的工农运动，他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提出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在斗争中获得工会的群众，以形成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整顿与发展农村工作，防止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倾向，注意城乡及各区间配合发展等等。

    为了开展军事运动，父亲代中央改定《军事工作大纲》(第五十一号通告)，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应当大批地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中心成分；红军士兵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一律平等；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苏维埃派政委负责红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代表。苏维埃的军委即党的军委，是这一割据区军事最高机关，等等。

    为了党组织适应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减少牺牲，同时又能扩大领导斗争的力量，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总结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规定了从组织形式到活动方式的一整套办法。这些办法下达后，对于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曾这样评价此通告：“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父亲还根据各省委书面工作汇报和与负责人谈话等形式了解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与留守的其他同志讨论研究，将结论形成书信方式传给对方，个别指导工作。我从《任弼时年谱》中就看到他曾复信顺直、河南、江西、浙江、安徽、满洲等数省省委，涉及党内外各种问题。9月初，新中央开始工作，留守结束。

    对那一时期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工作，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一文中曾这样概括：“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中国的民主革命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行动，在1928年5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天在发展的。”

    这应当说也是对父亲这一时期工作的历史的肯定。

    留守中央的工作结束不久，父亲即受中央委派赴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问题。接着，离开芜湖去南陵县巡视党的工作。

    南陵县有党团员20多人。是年7月，组织遭破坏，县委书记被捕，若干人变节。为了解党团组织的问题，父亲决定参加10月15日在县城西北的香油寺召开的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香油寺北靠城墙，南临小河，有金、银两桥通向寺院，不远处即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夫人的衣冠冢，称小乔墓。

    10月14日，一向谨慎的父亲，化装成年轻的商人，头戴礼帽，身着中式长夹袍，化名胡少甫，在安徽团省委特委书记林植夫陪同下走水路搭漳河夜船到达南陵。10月15日下午3时许，在南陵县党团负责人王德芳带领下，父亲来到小乔墓，这时，与会的党团员也陆续云集。不料，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县党部发觉，派其组织干事胡学礼(叛徒)、训练干事刘必昌(叛徒)及工会主任许锦章暗中盯梢，派县自卫队持枪埋伏在金、银两桥附近。当父亲觉察到周围气氛不对，准备分散时，敌人已拥上前来，当场逮捕了父亲和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四人。

    16日晚，南陵县法院同国民党县党部会审。王德辉、刘显宗承认了共青团身份，林植夫化名徐厚昌，虽然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未供出父亲。

    审到父亲时，他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你叫什么?”
    “胡少甫。”
    “哪里人?”
    “湖南人。”
    “什么职业?”
    “长沙伟伦纸庄学徒。”
    “来南陵做什么?”
    “催收账款。”
    “到香油寺附近干什么?”
    “来看小乔墓。”父亲一一对答。

    敌人只搜到父亲身上携带的80元现款，别无它物，但不肯轻信，残忍地向父亲施“夹棍”和“压杠子”。父亲忍着疼痛始终不改口供。敌人因未掌握其他证据，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父亲等解往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

    在解赴安庆的船上，意外地遇到了乡亲彭佑亭。彭佑亭是作民叔叔的姨妹夫，常在江浙一带跑点小生意，对祖父和父亲一向敬重。父亲即寻机将被捕概况及口供情况写在巴掌大的一张纸上，彭佑亭随即赶往长沙，把父亲写的条子交给理叔公。理叔公毫不耽搁地电告在上海的我的母亲。

    党中央接到母亲的报告，立即派人偕母亲回长沙设法营救。

    伟伦纸庄是我的堂舅陈岳云经营的。母亲便暂住纸庄以备对质。同时，请父亲的远房姑父，长沙四大名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出面奔走。

    何大律师赶到安庆后，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亲自出庭辩护，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与此同时，党中央多方设法，甚至收买有关官吏。据1929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载：关向应报告说，为了营救任弼时，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8000元。

    终于，父亲获释，回到上海。此时已是1928年年底。

    不料，未出一年，父亲再陷图圄。1929年11月17日，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父亲在上海被捕。

    这天上午，父亲前往靠近杨树浦工厂区的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弄堂里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是新建立的团省委秘密机关，由郭亮烈士的夫人带着他的4岁的遗孤郭志成看守。

    父亲走进竞业里，习惯地观察周围，没有发现异常，才推开石库门。那知刚迈了两步，即为门后蹿出来的暗探抓住。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是一个大统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栏杆。父亲冷静沉着地环顾了四周，发现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周朴农也在里面。他跨过水泥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犯人，朝周走去。周刚要站起来打招呼，父亲立即机警地按下他的肩头、顺势坐在他旁边。

    原来，周是先父亲一步被抓来的。他住公平路，距竞业里不远，接到开会通知后第一个到达。刚坐下不久，即冲进十几个巡捕，不由分说将他和郭亮夫人及儿子一起押来。捕房又留下暗探，继续候捕其他人。这样便抓到了父亲。

    知道周朴农没有暴露身份，父亲轻声说：注意隐蔽，我们要装作互不相识，看来敌人只是怀疑，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并叮嘱周朴农，敌人审问时，要利用3年前他曾作过内山书店职员作掩护。

    果然，审问时周朴农按照父亲的关照，一口咬定是内山书店职员，因内山书店的店主是鲁迅的朋友、日本进步文化人士内山完造先生。自然，在对质时得到书店认可。而父亲，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令他从不随身携带任何文件地址类的东西，因而敌人只搜到一张电车月票。这次，父亲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一口咬定是记错门牌推错了门。

    当然，敌人不会轻信这些口供，对他两次施刑。20世纪50年代时，周朴农回忆道：“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则是我在建国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后背因遭电刑落下的伤疤的。尽管时间使伤疤愈合，痕迹已淡，但敌人摧残革命者令人发指的罪恶却无法忘记。

    这次的营救工作是由周恩来亲自布置，中央特科具体执行的。特科的同志们调查了解到，这次父亲他们被捕，是因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路遇敌人“抄靶子”，抄到他衣袋中一个竞业里的地址，而前去搜查的，并没有其他什么凭据，只当他们是共产党的嫌疑犯。因此，特科即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等出庭辩护。

    1929年11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判。父亲、周朴农、张永和因同案同时受审。他们坚持在汇山路巡捕房时的口供不变，潘震亚据此辩护，指责租界捕房滥捕无辜中国公民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官无言应对，宣布休庭。第二次开庭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40天监禁。

    1984年，在搜集有关父亲的资料时，我终于见到了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父亲的判决书是一份两页的英文表格，一页上印着父亲的十指指纹，另一页上填着：

    姓名：彭德生
    年龄：25岁，身高5呎6吋
    职业：无业
    籍贯：江西
    住址：无固定地址
    案情：危害国家安全，29.11.22判决40天
    减刑释放     29.12.25 

    判决后，父亲被押往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极谨慎，就是对同牢难友也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

    这年12月25日，父亲被减刑释放，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至次年5月初，受中央委派前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到武汉后，父亲和母亲在汉口租界的闹市租了一处门面房，开了一个个体“画像馆”，以画像师身份作掩护，开始工作。

    父亲的画像馆还真像那么回事，四壁挂满大大小小素描人物肖像，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一尘不染地夹在画架上。白天，母亲负责清扫灰尘，晚上用一块大布罩上。为了严格秘密工作，既不能让画像馆门庭若市，又必须有画像馆的形式，因此，这幅素描进行速度出奇地慢，每天添不上几笔。据说这幅未完成的作品，始终未完成，一直摆放到他们离开武汉。

    我从未见过祖父生前的样子，但祖父头顶中式瓜皮小帽，身着旧式长衫，传神的双眼，浓黑的蚕眉和颇具特色的唇须，一直形象地印在我的记忆中。这都来自悬挂在故乡屋内祖父的肖像，它是父亲小学毕业时特为祖父描摹的，形象而又逼真。儿时，祖母曾多次告诉我：这就是你爷爷，是你爸爸画的，和真人一模一样。

    我想，父亲肯定没有料到儿时的兴趣爱好会为他“实现大福家世界”之理想提供生命与事业的掩蔽所。

    听过来人讲，国民党蒋介石搞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手段比中国旧军阀来得狡猾并阴险得多：频繁的宵禁、交通断绝，行人车船的盘查、旅店客栈住宿检查、常住人口的户口抽查……种类繁多。学校、工厂、监狱常有化装密探散布其间，甚至租界地四周出入路口也遍布了水陆军警监视，“邮检”不必说，就连印刷商店及机关团体油印机的管理、复写用具的销售都有严格限制。因此，造成一批一批共产党人遭逮捕杀害，工厂党团支部更屡遭破坏。

    遗憾的是，共产国际1929年连写四封信，强调要“反右倾”，加之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中东路事件的发生等，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以李立三为代表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之一是武汉暴动，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其结果，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仅武汉，据国民党档案记载，1930年8月至12月公开枪杀“共犯”238人。其中9月份杀害者达82人，是5个月中数量最多的月份。父亲痛心地向中央报告：“这真是对武汉工作的绝大打击。”

    一贯注重深入实际的父亲一再向中央报告武汉工作受挫的情况，非但不为接受，反而认为他思想右倾工作不力，直到“左”倾冒险主义被纠正。而父亲，也从其间的困惑与迷惘中得到启示：“如果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没有集中红军铁军；如果没有广大的城市工人群众的配合与农民士兵群众的配合与包围，即使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手中把中心城市夺取过来，也是很难巩固的保障这一胜利的开展以争取全国胜利。”

    这时中共湖北省委撤销，成立中共武汉市委，长江局缩小至3人。父亲负责长江局宣传工作兼任武汉市委书记，着手恢复、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联系秘密党员、发动工人群众进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到11月下旬，经过整顿，能够和区委保持联系的支部有16个，秘密党员72人，与党组织有联系的革命分子57人。

    193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全部人员撤回，父亲随即回到上海。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长达4年的统治。

    这次会议上，父亲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一周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宣布父亲和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曾山及湘赣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2月初，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百分之六十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尽早成行。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和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即赴苏区，父亲为代表团负责人。

    父亲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面对的将是不熟悉的农村工作和没有实际经验的军事斗争，以及成熟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次，按理母亲当与父亲同行，只因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只好滞留上海等待分娩。父亲走后一周，1931年3月12日母亲生产了，把我带到人世。他们都没有料到，只差这几日，我与父亲居然待到15年后才第一次见面!

    父亲进入苏区是由中央特科交通局安排，通过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线，从海路取道香港，再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4月4日到达瑞金。此后三年多是父亲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时期——开始了他从亭子间指挥革命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割据区域的政权建设，参与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

    不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苏区中央局领导集中在瑞金共同筹备两个大会，由父亲起草《党的建设决议案》。

    《决议案》提出许多对于在苏区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的原则。决议在分析苏区党的现状时，批评“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毛泽东曾于1930年5月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父亲来中央苏区后，离开文章历史背景及针对性，抽象地理解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错误地指责了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