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是父亲革命经历造成的局限。学生出身的他，从17岁开始在莫斯科东大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学习和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的训练，回国后又一直在团中央工作继而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尽管他很重视实际工作，1925年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再三强调“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但是，父亲毕竟是才27岁的学生出身的革命者，难免理想主义地处理他不熟悉的领域内的工作。

    然而，父亲毕竟是一个坦诚的革命者，不讳过!在此后的岁月中，不论对自己的过错、还是对党内发生的一些历史性错误，当他有了正确认识之后，曾不止一次地检讨自己。1943年11月，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写道，“在苏区党代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苏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父亲又说，“听说他(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对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延安整风时的自我批评更强调的是自己的错误。而实际上，1933年1月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到中央苏区后，他是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的。4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父亲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这也就是多年后张闻天曾说的“打毛排弼”。

    湖北省黎民红文化交流中心摘自任远志著：《我的父亲任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