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夏，父亲在求学道路上又面临一次抉择。高小即将毕业，投考哪所中学呢?这时祖父并不担心儿子的学习成绩有什么问题，而是考虑选择的学校“惟学膳等费似以轻者为宜”，足见家中不宽裕的经济状况。

    秋，父亲考取了颇有名气的长沙私立明德中学。

    明德中学为湖南“省会创设民主学校之先导”，在20世纪我国“废八股，兴学堂”的教育史上也是走在先列的。明德师资力量雄厚，辛亥革命元勋黄兴曾为创办人之一，文学家苏曼殊，生物学家辛树帜，历史学家周谷城，音乐家黎锦晖、张曙等都曾在明德任教多年。明德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考入著名大学，成为优秀人才，学校也因之享有盛名，驰誉海内外。30年代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说。该校办学宗旨是培育人才，振兴国家民族。校规十分严格，但提倡活跃思想。秉承黄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思想，常结合时事，引导学生，教育学生。

    1918 年 10 月 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老师让同学们写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父亲很感兴趣，他概要回顾了辛亥革命起因及此后7年国内时局变化，慨叹袁世凯复辟及南北之战，将全国人民企寄的“革专制，改立共和……自此得享自由之幸福”一举破灭，公开斥责统治者“以一二人之私见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恐非吾之所能逆料也”。

    一个月后，世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作为对德宣战的协约国成员之一的中国，自然也沉浸在欢呼声中。长沙于11月28、29两日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会，各校放假3日以志庆祝。

    28日下午1时，父亲与同学们一道随校中带队教师到省教育会集合。接着，队伍经督军署转向北正街出城，顺油铺街，沿湘江而下，经过日本、美国及英国领事馆前，再从福星门进城。此时已近黄昏，各界都燃起灯笼，数万人延行街市约有四五里之长。街口街侧围观市民不计其数，交通断绝。教育界的队伍经坡子街、红牌楼、狮子门、青石街、东长街及长沙知事署门前，返教育会，散会。此时已是夜晚9时许。“如斯之举，可渭盛矣!”

    难能可贵的是父亲的“退而思之”：

    “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

    这篇作文获得老师“言明且清”的赞扬。

    1919 年初，父亲转学到公立四年制的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中学，插入旧制第25班。原因很简单，祖父一度失业，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经济更显捉襟见肘了，长郡学费比明德中学便宜。

    当时，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是一位教育救国论的积极拥护者，也具有一些民主思想。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培养社会有用之人”，因此很重视品德教育，亲自兼任修身课。

    该校比较重视国文教学，作文偏重文言。大约是受祖父一直教国文的影响，再加上父亲很爱读报，因此，他常常在作文中附以现实内容，同时父亲写得一手清秀的小楷，这些都很得一位曾中过“解元”的国语老师汪根甲的欢喜，经常把父亲的作文当作范文介绍给同学们。

    长郡中学的半年，父亲的学业大有长进，思想更加活跃，考虑问题也深刻了许多。正在此时，“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旧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在《凡尔赛和约》中明文将德国攫取的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沸腾，莘莘学子站在了爱国运动的最前列，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5月4日，北京的学生率先喊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数千人集会游行，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 30余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5月9日，湖南报界冲破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新闻封锁，报道北京学生游行情况。长沙、衡阳、郴州、常德、永州等地的教育界、学生界、工商界及各公法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下旬，北京大学南下宣传团回湘学生邓中夏，向毛泽东、彭璜等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28日省学联重新成立，6 月3日发表罢课宣言。长沙各校纷纷罢课，组织学联会，救国十人团等。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各界也组织了国货维持会，开展维持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

    长郡中学迅速组织起学生爱国会，开展为社会服务，爱国储金等活动。父亲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
    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学校，提篮上街贩卖国货，初次面对社会；
    他到学生爱国会主办的“贫民半日学校”任教，至今聘书尚存;
    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表演宣传反帝斗争的活报剧……

    张敬尧惧怕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危及他的反动统治，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布告学生限期离校。时值北京学生已开始深入工厂、农村去向民众宜传，省学联当即号召各校学生回家乡宣传。

    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剑凡等发起组织“健学会”，输入、研究和传播世界新思想，毛泽东谓其 “在死气沉沉的湖南”，乃是“我们应拍掌欢迎”的“空谷足音”。彭国钧还亲率安化籍学生组织话剧团在小淹演出。

    父亲担任了湘阴籍宣传团团长，带领同学们返乡宣传。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特别是他组织同学们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演出文明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年6月，理叔公参加清华庚款留学考试后，觉得有录取可能，便返乡省亲。时值父亲带队回乡宣传，少年叔侄数年不见，自然亲热异常。

    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已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一年的理叔公，滔滔不绝地向父亲讲述他的纺织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每年大量进口钢铁和棉纱。因此，主张振兴中国的纺织业就能减少白银外流以救国，所以他要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

    小他9岁的父亲却正满腔热情地沉浸在宣传民众的活动中。他热情地邀请理叔公参加演戏。在父亲的动员下，理叔公终于上了舞台，但却只演了一次。此后，理叔公干脆把自己准备赴美留学的一套行装借给父亲当道具，直到他8月启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肖劲光成了最要好的同学。

    肖劲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家劳作供他一人读书，就这样，每学期学费还得用母亲唯一的一枚戒指的典当金交付，全家省吃俭用，集资赎当，反反复复。

    穷困的经济生活，“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以及为振兴中华而探索的意识，促使父亲和肖劲光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同窗共读、朝夕相处，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转眼到了1920年暑假。父亲为了寻找毕业后的出路，和肖劲光一起滞留校中。生活使他们早熟。他们深知中学毕业后，各自的家庭都绝无使他们继续深造的经济来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去奋斗。

    “五四”运动爆发后，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位学预备班，湖南学子纷纷响应，仅长郡中学两年之中就有28名学生整装西行。长郡校友，也是中共老一代革命家的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均在此行列中。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老师萧三也是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

    那一时期，青年学生向外求得工读和学习机会的潮流颇盛。

    一天，父亲外出归校，很兴奋地对肖劲光说:“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肖劲光忙间。“到俄国去!”父亲答道。

    原来，父亲路遇同乡任岳，得知最近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任岳就读的船山学社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的一员，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

    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酷暑难耐的苦夏，犹如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徐来。中午，两个好友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去不去?再有两年就中学毕业了，文凭要不要?他俩思索着、商量着。最后，横下一条心: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到苏俄勤工俭学。文凭，不要了!

    是年8月，我父亲和肖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六人一起，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作赴苏勤工俭学的准备。应着时代的召唤，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这一行三湘学子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

    江风徐徐，翻开了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的一页。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铭德里)6号。

    一个典型的石库门房，魏碑体白底黑字的“外国语学社”牌挂在门口的墙壁上。这里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地方，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以公开名义招生的“学校”。实际上学员大多数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介绍来的，负责人是杨明斋。

    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父亲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并且，第一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和肖劲光等几个人在贝勒路(今黄陂路)租了一个亭子间，睡地板，吃包饭。

    学社的课程主要有两科：俄文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俄文课由王元龄任教。她是老同盟会会员王产祺之女，毕业于哈尔滨俄文学校，是被陈独秀邀请来的年轻女教师。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最早翻译《共产党宜言》的陈望道任教，这是父亲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第一课。

    平时，他们上午学俄文，每周一次听陈望道宣讲《共产党宣言)，即封面印有大胡子马克思像的《宣言》。下午，他们大多为“中俄通讯社”和《劳动界》杂志做誊写、校对等工作。

    在外国语学社，父亲结识了几十位时代青年，俞秀松、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谢文锦、彭述之、廖化平、许之桢、傅大庆、马念一、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后来，他们当中有的像父亲一样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成为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也有个别的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

    1921 年春，经过8个多月的学习，父亲一行准备启程了。全新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新兴社会制度，对父亲的吸引太强烈了，他放弃了国内的个人谋学的机会，而主动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与义务。

    行前，他复祖父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

    父亲大人膝下：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世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唯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