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4月下旬，当任弼时从上海来到武汉时，以工人为主体的武汉人民群众胜利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湖南、湖北的农民革命运动已深入发展到要求土地的斗争阶段。与上海疯狂捕杀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成鲜明对比，武汉三镇到处弥漫着浓烈地讨伐蒋介石的革命气氛。然而，严重的革命危机也象幽灵一样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不但面临蒋介石、张作霖等新旧军阀的巨大威协，而且面临着统一战线内部汪精卫集团正在酝酿的公开背叛。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未能拿出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未能拿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有效办法，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任弼时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5月10日至16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0日下午1时，在武昌都府堤第一小学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总主席任弼时致开幕词。他在悲愤地回顾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白色恐怖情形以后，庄严宣告：我们的大会在最严重的局势下开幕，“我们的责任，至为重大”，“我们誓践踏死者的血迹向前战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青年工农及一般被压迫青年的利益”，继续进行经济与政治斗争。大会于5月16日闭幕，任弼时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会后，任弼时根据大会精神，撰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163、164期合刊上。他指出团的今后任务是：“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
　　团的“四大”召开后，在武汉国民政府辖区内，连续发生了重大政治变故：5月17日、21日，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先后率部在湖北、湖南境内武装叛乱，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上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6月下旬，独揽河南和西北大权的冯玉祥又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与此同时，观望风向、居心叵测的汪精卫集团也大大加快了反共的步伐。在迅速恶化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却继续想以妥协退让的政策拖住汪精卫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他们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改造国民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7万军队、没收地主土地的“五月指示”，并在党内封锁消息。他们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然而，他们的退让政策并没有起到稳定武汉国民党的作用，只是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以任弼时为首的共青团中央站到了反对右倾错误的最前列。任弼时等对于陈独秀右倾退让政策深有体会：团的“四大”召开后，团中央曾计划在武汉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由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孙科反对，陈独秀便命令团中央停止实施这个计划，汪精卫指责劳动童子团员行动“过火”，陈独秀便亲自召集团的负责人会议，下令解散童子团，并威胁说：  “如c·y·不听令执行，连c·y·也要解散”。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不仅仅是青年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他们更着眼于全局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6月9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建议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宣言向汪表明态度，陈独秀却认为“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6月15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一票反对”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6月下旬，眼看局势危急万分，任弼时在当时共青团中央机关住址汉口协合里基督教青年会隔壁的一栋西式楼房里。主持团中央会议，通过了团中央给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主要内容是：（一）赞成共产国际训令，领导农民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反对由国共两党委员会拟订办法经国民政府颁布执行的主张；（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不应仅靠与上层领导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三）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武装工农的指示。当这份“政治意见书”提交到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时，陈独秀看了却“大发雷霆，碎之于地”。7月3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决议》（即十一条）。这个议决案是一个彻底放弃领导权的投降主义纲领。会上，任弼时再次要求宣读共青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以粗暴的家长制作风严厉制止说：“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以上几个斗争回合，任弼时表现了坚持真理、顽强不屈的原则性，为此得到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充分肯定：“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党中央的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7月15日，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正式宣布反共，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会议。任弼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积极发言，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处处迁就汪精卫集团，“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党怕群众”，“不但未深入领导群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他还主张党在组织上必须更新，认为“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任弼时对于会议新方针的确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后，任弼时领导共青团中央派出大量团的干部，积极发动广大团员，投入各地工农武装暴动。9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停止原定15日发动的长沙暴动。19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任弼时于9月22日到达长沙，27日主持召开湖南省委常委会议，鉴于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暂不执行中央关于长沙起义的计划，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当时任弼时虽然年轻，但冷静沉着，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毅然作出暂时停止执行中央计划的决定，表现了勇于承担责任、无私无畏的气概。
　　10月，中共中央机关及共青团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10月中旬，任弼时离开湖南到武汉，16日出席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参与解决中共江西省委同共青团江西省委的争论问题。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到达上海。

    （二）

　　两年半后，任弼时于1930年5月重返武汉。他此次到武汉，身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重任，是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的战略任务而来。
　　1929年1月至1930年10月，蒋介石发起了讨伐地方实力派的战争，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在野的政治派别，相继起兵反蒋。由于军阀战争连绵不断，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反革命军队纷纷调走，一时空虚，给革命力量发展以有利时机。到1930年上半年，革命根据地已遍布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河南、安徽、江苏等10个省300余县，红军发展到10万人。武汉周围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三大革命根据地相互呼应，对中心城市武汉构成严重威胁的局面。全国不少城市的工人阶级也利用军阀混战的形势，开展反对军阀战争和资本家压迫的英勇斗争。1929年10月至1930年春，武汉工人先后罢工数十次，斗争热潮持续半年之久。党在白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了恢复和发展。总的形势对革命是有利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内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一直未被彻底克服的“左”倾情绪也发展起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对国内革命力量的迅速增长产生了骄傲情绪，将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左”的理论指导加以应用和发挥，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已走向平衡发展，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武汉及其邻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前途已很明显，因此决定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1930年2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提出目前应“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的主张。4月14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召开湖北党代表大会，并任命任弼时为湖北省委书记。4月15日，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任弼时主持会议，李立三作为中央代表作政治报告。在李立三指导下，大会提出湖北党的总路线是“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的前途”，中心任务是夺取全省政权。
　　任弼时虽然也对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也赞成党的工作朝争取湖北首先胜利这一前途布置，但他在认识上同李立三是有差别的。在他离开上海之前，就同李立三不断发生争论。（一）他不同意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将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最后决战”的论断。（二）他不同意李立三的革命“立即转变论”。他认为工农政权担负着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不是马上便是无产阶级政权，便要没收私有财产。（三）他不同意李立三的“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的观点，他认为，革命由复兴到高潮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革命高潮不能就说是直接革命形势。（四）他认为武装夺取政权需要一定的条件：（1）群众斗争非常剧烈；（2）城市小资产阶级仇视统治阶级并起来反对；（3）敌军士兵工作，警察工作有相当基础；（4）出现统治阶级已统治不下去的局面。他还认为湖北城市斗争还没有普遍广泛地开展起来，乡村工作不平衡，士兵工作基础薄弱，指出革命主观力量薄弱，需要中央特别注意。任弼时与李立三多次当面交锋，使李立三非常恼火。他不断给任弼时扣上“右倾等待主义”、“阶段论”、“保守观念”等帽子；在湖北党代会上任弼时作政治报告结论后，他竟然重作一次结论；在4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批评任弼时在湖北党代会上的结论“不正确”，强调湖北党代会的决议要“批评右倾观念”。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声辩，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左”倾幼稚病容易产生，并建议在决议中写上暴动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因李立三的坚决反对，任弼时的建议未被采纳。
　　任弼时于5月到达武汉后，深感党在武汉的城市工作不容乐观。他从武汉城市工作基础薄弱，主观力量弱小的实际出发，主持省委作出深入产业工人群众，扩大党团、工会基层组织，加紧领导各种自发斗争，组织政治罢工，准备在武汉反动统治崩溃时，实现三镇总同盟罢工，会合红军进攻、敌军兵变兵暴、农民地方暴动，举行总暴动的部署。而这时，李立三等人竟不顾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派出机关一一长江局。长江局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组成，项英任书记。8月7日，项英在汉口召开了长江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湖北省委，将党与团的组织从上而下合并起来，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和各级行动委员会。长江总行委由7人组成，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主席团，任弼时兼宣传和主持接头工作，9月上旬又兼武汉市委书记职务。9月上旬至11月上旬，因关向应奉命暂调苏区中央局主持工作，项英也赴上海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长江局只留任弼时、顾作霖在武汉坚持工作，军委书记刘伯承有时列席长江局会议。10月上旬，中央决定任弼时不再兼武汉市委书记，专负长江局领导责任，但仍兼管武汉工作。直到11月7日，新的长江局书记关向应才返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