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武汉 |
2021-10-27 21:57:12 |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1期 |
作者：曾成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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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中旬，任弼时从苏联莫斯科回到上海，旋即转道来到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10至16日，在他的主持下，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连任团中央总书记。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团代会选举结果。这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已经进入紧急阶段，中共五大固然如期落幕，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但革命危机仍然日益严重，简直是每况愈下。中央领导层内，到底如何使革命走出困境，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政争之中。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断发来挽救革命危局的指示，其中以“五月紧急指示”最为著名。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和苏联驻汉总领事普利切下达五条指令，其主要内容，一是以实际占领土地的方式开展土地革命，强调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二是实行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必要时也可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三是改组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四是组建新军，动员2万共产党员、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可靠军队；五是成立以著名的革命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像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那样惩治反革命派。
归纳起来也就是三条，即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莫斯科相信并向汪精卫表示，在汪的带领下，国民党能够支持土地革命，也能够实现党的民主化。当然，武装工农的牌没有亮出来。倒是罗易为了拉拢汪精卫，给他看了指示副本，把共产党应搞武装的内容暴露了。为此，罗易被召回莫斯科，受了处分。
“五月紧急指示”很重要，也很严厉。陈独秀主持党中央进行反复讨论，与会者大多认为脱离了中国实际，无从下手，难以执行。鲍罗廷与陈独秀是站在一起的，他们都与罗易的观点不一致。在如何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上，任弼时特立独行，一再向陈独秀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反对他不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立即开展土地革命。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运用散见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将这个现场大致复原重建起来。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由罗易起草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在土地革命方面，有按国民党决议和中共五大的规定没收土地这一条。结果，被否决，代之以把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交两党联席会议。罗易注明这是由于共青团代表的反对。任弼时是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代表团出席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只能是他。这就是有些著作所说的，任弼时“一票反对”。
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资料披露了我们前所未知的事实，在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发生了任弼时与陈独秀之间的交锋。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希塔罗夫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当日，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消化“五月紧急指示”。鲍罗廷逐一阐述了他本人对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土地革命、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和退出政府的理解，提出了替代方案。他提出要找到同莫斯科一致的立场，否则党就不能前进。
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弄不明白，不能同意。鲍罗廷说莫斯科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这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方案。在党内形成一致的立场，再通报莫斯科。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固执己见，那就再次回电反对。
瞿秋白在发言中只谈农村自治的可能性，没有涉及没收土地的问题。
周恩来认为莫斯科的指示经常出现反复，照着做了，又说不对。这次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表示自罗易来了以后，就经常出现分歧，这种状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
接着发言的是任弼时，文献中记作“布林斯基（青年）”，布林斯基是他在苏联学习期间用的名字。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为什么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说什么如果我们进入南京，国民党就会向左转，就会在那里武装工农？恰恰相反，在南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会一齐向我们扑来。那就别想武装工农了。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接过话头说：“这只是一个人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我现在完全同意鲍罗廷的五点纲领，但这并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任弼时回答：在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在讨论群众运动时，陈独秀说，罗易、维经斯基和青年代表都主张党的政治独立。他们认为，党在政治上应当是独立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国民党内供职。我们应当服从。群众运动也应该服从国民党。
鲍罗廷提出国民党想控制群众运动，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什么行动时，可以向国民党递交请愿书，100次、1000次，国民党无法拒绝群众的要求，就不得不按群众要求采取行动。
任弼时问，若国民党不顾请愿仍拒绝采取行动呢？鲍罗廷答称，那我们就聚集在这里决定该怎么办。陈独秀则说，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
当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和张国焘根据讨论的精神起草给莫斯科的电报。
罗易回到莫斯科以后，1927年9月17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在答问时说，大约6月底，就在党中央集体拒绝共产国际一切指示的最后时刻，团中央通过了一项支持共产国际提纲的决议。在他看来，团中央和党中央之间并没有任何分歧。团中央作出这个决议，纯粹是表面上的步骤，不能说它的政治意义是巨大的。
这个情况，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都曾提到。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写道，6月底，共青团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1928年，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政治报告中说，7月1日武昌会议通过了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11条政纲，又通过了一个议决案，两者的精神不一致，共青团要求发表其土地革命的主张而被禁止，他们对决议案勉强可以接受，对政纲是反对的。
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做党史报告说，武昌会议通过了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纲领。这个时候共青团比较坚决，他当时提出一个决议案，批评党的政策，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但被陈独秀拿来撕碎掷在地下用脚乱踏。共青团代表要求发言解释，他严厉不准许，以致大家不敢发言，而集机会主义大成的15条也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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