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任校长、中央党校的重要领导，为中央党校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关于党性问题亦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在党校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首任校长

    1922年，年仅18岁的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冬，中共长沙党组织派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到安源，协助刘少奇创办了安源党校——中国共产党创办最早的一所党校，刘少奇任校长。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表示要通过建立党校增强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但因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创办高级党校的计划只能搁置。1931年12月起，任弼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及苏区中央局党校校长。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局为纪念“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马克思逝世50周年、广泛传播共产主义而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正式开学。该校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旨在训练大批新的工农干部，彻底改造和加强党团政府工会的工作，以争取革命与战争的完全胜利。

    任弼时出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任校长，杨尚昆任副校长。学校开办三类班次：2个月的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主要培养新苏区与白区的工作人员，学额80人；4个月的训练班，分党、团、苏维埃、工会工作四班，每班50人；6个月的高级训练班，学额50人，由各省委、省苏维埃及省工会派送。学校科目每班有所不同，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的建设、工人运动、自然科学常识等。因条件艰苦，学校的设施十分简陋，教室、饭堂、礼堂都设在祠堂里，学生住的是民房，但这并不影响学员们的学习热情。

    学校的第一次学术讲演安排在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由董必武主讲“巴黎公社”。毛泽东也是学校的兼职教员，主讲苏维埃运动史；任弼时和邓颖超主讲中共党史，朱德讲授军事课。有位学生在其笔记中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任弼时授课的景象：“任校长叫大家坐下，转身在黑板上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接着讲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国内国外历史条件，讲毛主席、李大钊同志对建党的贡献，讲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都参加过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只有12名代表，几十名党员，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我听得很有味道，当了6年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还不知道共产党是怎样成立的。现在可找到根源了。”

    1933年4月下旬，任弼时被调任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张闻天接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6月14日，学校举行了第一次毕业典礼——新苏区班学员毕业。主席团在开幕词中指出了学员2个月学习的重大意义：“新苏区和边区的同志……将运用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到实际斗争中去；领导千百万工农劳动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到底。”

    积极参与推进中央党校的改革

    任弼时多次参与讨论有关中央党校改革的会议，对党校的招生与教学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1941年12月1日，任弼时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直属干部学校改造计划时，他建议今后中央党校的学员主要招收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学员应多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并学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同时学习些实际政策；中央党校过去的教员应继续使用，由中宣部管理，使之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应培养新教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若军政学院不与中央党校合并，则组织由任弼时、陈云、邓发参加的管理委员会，任弼时为主任。

    12月17日，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将八路军军政学院合并于中央党校，同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如《对目前党校的整理办法》《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指出了目前延安干部学校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所学与所用的脱节”的缺点。为了改正缺点，《决定》要求干部学校除了正确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还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以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到理论，又了解实际；将中央党校明确定位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1942年2月28日，任弼时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3月2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发出《关于政治局对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之新决定的通知》，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新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并决定对中央党校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加以改变，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针对这次改组，4月1日的《解放日报》评论称：中央党校“再度改组的目的，据负责中央党校政治教育的彭真同志谈，‘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主席整顿三风的精神’”。

    4月1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党校政治教育计划时，任弼时又建议：党的路线的学习和研究是今年的安排；中央党校学员第二学年要研究中国近百年史、政治经济学；第三学年主要研究党的具体政策。

    可以说，任弼时所强调的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让学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央党校的教学变革，使其更能适应现实工作的要求。

    整风运动中关于党性问题的说明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干部党员“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使全党进一步领会《决定》的精神，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他在《大纲》中对党性的含义、如何锻炼坚强的党性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利益，党员应当以“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将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1942年3月10日，任弼时出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又专门讨论了《决定》，以求得对文件精神的实质了解。

    1942年7月14日，基于1941年撰写的报告大纲，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解答了整风运动中党校学员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的许多问题。

    在报告中，任弼时重点阐述了中央为何1941年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党性的含义、如何反对宗派主义、怎样增强党性等问题。他解释，将党性锻炼作为单独的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当时党面临着特殊局势——既与日本进行残酷斗争，又与资产阶级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由小党成为大党，80万党员中75万是新加入的，成分复杂，新党员亟待教育。接着，任弼时又对《决定》的中心思想进行了说明，即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任弼时特别指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前者表现在共产党不亲近工人农民，后者有不同表现，有的表现为本位主义，即只注意自己工作部门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有的表现为小团体主义，或少数人的小集团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