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见过周恩来无数次，并有幸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时与他和父亲同住在一孔窑洞里。我曾为他们消灭蚊子、烧死臭虫；我生病发烧，他亲自为我用冷手巾敷头降温。我熟悉他温文尔雅的亲切的微笑，习惯他叱咤风云又镇定自若的伟岸气魄……但是，在我20岁那年的10月27日，我却亲眼目睹了他震撼山岳的情感爆发——掩面嚎啕，当着我们这些晚辈！

    那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妈妈和我们都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悲痛思绪中解脱出来。周恩来——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赶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和母亲亲切地握手，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坐在沙发上，就像二十几年后身患癌症时他斜靠沙发背，左手放在扶手上人们熟悉的姿势一样。他安慰着母亲，又叮咛我们，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专心聆听，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声嚎啕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嚎啕大哭！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男子汉的大哭，有谁能相信，他竟是人们敬爱的周总理！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控制着自己的悲痛，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与父亲，作为一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少年的追求和中年的奋斗，在为了实现共同理想的拼搏中他们几十年间生死之交的那份战友情是无以言表的！

    在寻觅振兴中华的道路上，他俩曾像平行的航船，挥手相望。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自上海启碇。22岁的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登轮奔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次年春，17岁的父亲也是从上海启程，乘日本邮轮，奔向东方，奔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三四年后，国内大革命的风云召唤着他们，他们归来了，满载着奋斗的豪情归来了。尽管所去的国度不同，却求得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在众多留学生中脱颖而出。1924年8月，父亲从莫斯科归来，在上海大学教俄文，并积极筹备共青团“三大”，开始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9月周恩来归国，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五卅”“北伐”“四一二”“七一五”…….他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

    1927年8月1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选出新的临时中央，父亲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于次年3月15日调至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因在起义前线，未得到会，但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他们两人在指点江山的生涯中并肩破浪。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人了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共产国际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不甚了了，对各兄弟党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也需要宣传解释。为此，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承担向共产国际报告的使命。3月5日，父亲偕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

    1939年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有成残疾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莫斯科治伤。9月中旬，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两人在异国重逢了。周恩来一见父亲，便大步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而父亲，首先注意的是周恩来屈伸困难的右臂。

    “很痛吗？”父亲握住周恩来的左手，关切地询问伤势。“没什么关系。”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父亲叮咛周恩来安心养伤可是永远闲不住的周恩来怎能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呢？除了必要的治疗，他马上开始了工作。病床上还和父亲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的困难：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请求帮助解决，或者将较优秀的学员派往苏联办训练班。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这一时期，他与父亲分工合作，他负责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父亲一边与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一边作回国准备。

    工作空闲，是两个战友，两个家庭及与其他旅莫斯科学习的同志相聚的绝好机会。至今我家还珍藏着三张那个时期他们的合影。

    有一张是我最喜爱的，并常常翻出来细看。那是一张呼之欲出的父母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四人合影。父亲与周恩来分立两侧，母亲与邓颖超并肩站在中间。邓颖超微侧身躯右手亲切地搭在个子稍矮的母亲肩臂，四张含笑的面庞留下了永远的一瞬。特别是周恩来，虽着深色的西装，却难以遮挡他的精明干练的朝气；恰成比较，一袭浅色西装的潇洒同样无法改变父亲的谦虚与稳重。

    父亲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因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恐出意外，他们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父亲个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因为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身份，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父亲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机要材料，都由周恩来带在身边的小皮箱内。

    1940年2月25日，父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等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此后，周恩来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奔波于统战前线；父亲则一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过起了延安党中央这个“大家”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父亲和周恩来才又相处在一起。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当时，中央书记处5人分两地，刘少奇、朱德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和父亲三人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在陕北的转战。

    还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从这年11月，父亲血压高病越来越重，断断续续，直到开国大典因血压高与糖尿病的纠缠，父亲未能登上天安门。为此，中央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那阵子，周恩来常来家中探望，并亲自将护照带给父亲。

    父亲在苏联治病期间，正值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谈判并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还要到“苏维埃”大旅社指导李富春等人的工作。就是这样，也要抽暇去看望父亲。

    转瞬10年过去，此次莫斯科再见与1939年大不相同。两人都已不再年轻，父亲甚至已露英年早衰之状，而周恩来仍显得精神饱满。每次看望父亲，都要详细讲述谈判工作的进度情况，每次都要叮咛父亲静养。父亲多想如当年一样与老战友共同为新中国的前途再拼一把力啊！然而当他们分别回到国内，当父亲真的抱病投人工作后，终于被突发的脑溢血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