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战斗在武汉 |
2021-10-27 21:59:21 |
来源：《党史天地》1994年第6期 |
作者：李婉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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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项英等怀着“大干”的愿望，在武汉以武装暴动为中心布置一切工作，但一开头便处处碰壁，一个月下来毫无成绩可言。所谓组织政治总同盟罢工，紧接着武装暴动的形势杳如黄鹤。与此同时，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敌军兵变兵暴、农民地方暴动等配合武汉暴动的斗争，也都连连受挫。实践证明，李立三等人所期望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只不过是一种幻想。8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8月26日至9月4日，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来4封信，开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左”的错误，尤其是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给长江局的信》，对任弼时等有很大启示。任弼时一向反对空谈暴动，也不怕带上“右倾”的帽子，但几个月来在“左倾冒险气氛包围中，不免常感困感和迷惘，现在扫清了迷雾。以后他在指导武汉工作中，纠正了把武装暴动与日常斗争对立起来的作法。9月中、下旬，他抓住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武汉被服厂工人反对减少工资的斗争，发动群众拟出以经济要求为主的斗争条件，实现了5个厂的工人同盟罢工，并在斗争中扩大了党支部和赤色工会组织。他开始注意隐蔽斗争，大大减少以至停止政治示威和飞行集会，着手加强秘密机关和秘密工作的建设。他改变过去禁止同志加入黄色工会的规定，改为“有群众的工会即应加入进去，夺取其群众，没有群众的工会即不应加入，而应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之消灭之”的策略。他还对自己存在的某些“左”的错误认识予以坚决改正。9月14日，任弼时、顾作霖以长江局名义致函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关于武汉工作的指示“完全正确”，表示心悦诚服地接受。9月底，他们又作出长江局《接受中央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没有能把目前这个政治形势及其特点与弱点抓紧，犯了对目前革命形势过分估量的错误，以致策略上部分的冒险倾向与离开了群（众），忽视党与群众的主观组织力量”，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检查过去的工作错误，“实行组织上策略上必要的转变”。根据中央指示，他们尽量与湘鄂西、鄂豫边、鄂东等苏区及其红军取得联系，指导这些苏区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与强固红军，巩固苏维埃区域。
1930年10月，蒋、冯、阎军阀战争以蒋获胜结束，敌人腾出手来，准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进一步强化武汉统治，实行空前残暴的白色恐怖。从9月下旬至12月中旬，长江局、武汉市委乃至武汉地区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一系列空前大破坏，前后有百余人遇难。鉴于武汉地区坏境险恶，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任弼时等遂相继离开武汉返上海。次年3月上旬，任弼时奉命去中央苏区，从此踏上了从城市白区工作转向农村武装斗争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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