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小名叫徐禄回，官号徐生万，民国十年（1921）五月二十六日出生在陕西商洛一个破落的山区农民家里。父亲与党同岁，解放后一直担任基层政权的领导，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病逝于工作岗位。

    父亲所处的那个年代，整天忙于工作，很少与子女攀谈，小时候只知道父亲很威严，长大后才真正从灵魂深处明白了父亲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党走过的百年光辉战斗历程，对照总结我们一家三代人在党培养下的成长经历，令人感慨万分。父亲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加入这个政治组织的人，也是我们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党员，父亲成为我们在以后工作奋斗中一个标杆。在这之后，我们沿着他走过的路，我和弟弟，大侄子、二侄媳，以及儿子儿媳，相继加入到了这个行列。

    在父亲遗存的个人档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一九四八年以后，随着全国陆续解放，父亲积极参加到了家乡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先后担任村农会主席，村行政主任，大面河乡农会主席，柴湾乡支部书记，沙河子乡总书记，城关大公社党委副书记，沙河子乡党委书记，仁治公社革委会主任，管家坪乡党委副书记，陈塬乡党委副书记兼商县第一林厂厂长，商洛行政公署保卫组组长。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里这样写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县城大巷子，经李崇仁、杨海鱼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父亲入党资料中我了解到，父亲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为李崇仁和杨海鱼。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怀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感情，很想知道当年把父亲领上革命道路的那两位入党介绍人，以此缅怀那一代曾经为基层政权建设作出伟大贡献的地方先觉们！如今虽已时过境迁，寻找工作有近七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到底还有多少人知道李崇仁、杨海鱼两人的基本情况呢？

    寻访开始后，在原大面河乡的老年人中，李崇仁同志的名字知道的人较多，由于他是解放后大面河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但是，如今已经距离那个年代过去了七十多年，加之李书记病世于七十年代初，知道他的人至少年龄也应在八九十岁以上。我先后几次找到李崇仁同志的家里人，总想通过他的儿子了解一些他父亲的情况，但李大哥只长我十来岁，老人遗留的个人档案早已人为毁损，加之他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七十年代当过一段临时工，后来那批人要求恢复工作的政策一直没有被落实，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在走访当地年龄大一点同志的过程中，说起李崇仁书记的名字，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但要问到一些具体问题，他们言语间都闪烁其词，根本说不清楚，有时候仅凭个人道听途说得来的只言片语，也不能作为历史事实去采证，因此，民间寻访了解李崇仁同志当年情况的想法，已经显得十分困难。

    在查阅历史资料中，1992年编写的《商州市组织史资料》显示：李崇仁，1951年冬月至1952年7月，担任第三乡（大面河）党支部书记；1953年3月至1953年7月，担任第二（沙河子、东德）区委副书记；1953年7月至1954年8月，担任沙河子（第二）区委副书记；1954年8月至1956年3月，担任沙河子（第二）区委书记；1956年3月至1956年7月，担任沙河子区委副书记；1956年7月至1958年9月，担任沙河子区委书记；1959年4月至1961年6月，担任城关人民公社委员会副书记；1961年6月至1962年1月，担任商县县委直属人民公社城关公社书记；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担任杨峪河区委书记；在这期间，正值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也可能由于工作调离等原因，我一直再也找不到李崇仁同志的个人信息。

    从调查的众多历史遗留碎片中，通过认真研究整理，我基本厘清了李崇仁同志一些粗略的个人经历线索。李崇仁，男，汉族，一九二六年后半年出生，高中文化程度，毕业于陕西省私立丹江中学校，又名陕西省第四区中正中学（民国二十九年（1940）八月成立，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中共地下党员吉午中任校长，地下党组织以该校为据点，进行抗日革命宣传活动），一九四八年左右加入党组织，陕西省商州区原龙王庙乡贾洼村人。

    贾洼村李氏源于大赵峪街道罗村李姓。民国时期，李家到了李崇仁父辈这一代，一共有兄弟两个。李崇仁的父亲叫李三娃，先后生有三子三女，长子李崇仁，次子李崇英，三子李崇华，由于孩子多，加之那时土匪经常绑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伯父叫李生俊，小名李正，他靠经营土地，当时一跃成为当地有一定名气的殷实家庭，解放后土改时被划定为地主。李崇仁到了上学年龄以后，依靠伯父的资助，一直在商县城里上学，一九四六年左右，李崇仁加入学校青年进步组织，进而被学校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左右回到家乡，参加了家乡的土改和解放斗争，一九五二年被组织选派为大面河乡党支部书记。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李崇仁同志担任商县农械公司党委书记，在政治上遭到迫害，后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仍然坚持工作。一九七一年初被组织选定为商南县副县长人选，在赴任前夕，李崇仁同志突然病情恶化，被组织安排到西安第一附属医院和长安太乙宫疗养院等地治病疗养，于一九七一年农历五月初三在商县因病去世，英年四十五岁。

    父亲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叫杨海鱼。杨海鱼的寻找让我一直无法确定方向，在询问过同时代的几位老人后，均以失败告终。就在我的寻找陷入迷茫的时候，一次在原大面河乡树扒子村杨坷佬采访时有了重大突破。当时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八十五岁的杨姓老人，他叫杨生富，小名杨浩善。老人慈眉善目，对人十分热情，他精力充沛，思路清晰，十分健谈，在采访完杨坷佬杨姓渊源之后，我随便提起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杨海鱼。老人当时很认真地说：我们村子里这支杨姓就有一个叫杨海鱼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解放初期，从部队转业回家，后来参加村里的土改工作，一直口碑很好，七十年代左右去世。老人的这一番话，后来也被哥哥的一段经历所佐证，哥哥七十年代属于乡政府“八大员”，经常到树扒子村放映电影，经常与杨海鱼老人打交道。

    解放初期，商洛地区当时的乡级人民政权刚刚成立，全县乡级政权组织设立了基层党支部，大面河乡是一个山区乡，人口不多，党员很少，大都来自各村农民之中。杨海鱼同志曾是一个在人民军队里就出生入死的老党员，作为父亲的入党培养人和介绍人，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杨海鱼同志作为大面河乡走出去的的第一代共产党员，他和他那个时代走出去的所有先驱们一样，在军队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回到家乡，他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肩负起那个时代家乡的解放和建设任务，以拓荒者的人生姿态，通过个人的无私奉献和不断努力，默默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去工作，去奋斗，直至无声无息的走向另一个世界，令人敬仰！

    李崇仁同志作为大面河乡第一任乡党支部书记，他是陕西省第四区中正中学的最后一届高材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商县丹中”党组织最后输送出的一批政治精英。在新中国基层政权组织还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二十来岁走上工作岗位，以一个坚定地革命者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智慧，具体领导着当地群众的剿匪和土改工作，为大面河乡人民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建基立业。在他青春和生命绽放最强火花的年代，坚守工作岗位，勇敢地与病魔和困难作斗争，直至为商州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青春和四十五岁的珍贵生命无私的奉献给了商州这块土地，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