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别了李卜成后，又对李翔也做了一番嘱咐，要他等到李卜成出狱后，一起离开武汉，不要在此地停留。不幸的是，李卜成出狱后并没有离开武汉，就在武汉搞革命活动，很快就被坏同乡刘雄发现告发，惨遭杀害。时间大约在1930年夏。

    正当我准备离武汉去上海之际，不期与吴永钦在汉口街头相遇。吴永钦对我说，他离武汉到河南唐生智部工作不久，就赶上唐生智起兵反蒋。战争打起来以后，原来与唐部联合反蒋的一些地方杂牌部队，分别被蒋介石分化，纷纷加人附蒋讨唐的行列，使唐部四面受敌，结果很快遭到失败。这次唐生智部失败得相当惨，所部官兵全被蒋军缴械，听候改编。唐生智见大势已去，化装离开部队，经开封逃到天津租界隐居起来。吴永钦是在作战中被俘后，被遣散来武汉领取遣散费的。吴永钦还告诉我说，曾希圣也在唐生智部队中，这次也被俘遣散回武汉。但我在武汉时没有见到曾希圣。

    我陪同吴永钦到武昌领了遣散费，顺便到凌兆尧旅第四团下级军官的住地，找了一些过去我熟悉的人谈话，想动员他们，主要是过去我教过的教导队学员去苏区当红军。我考虑唐部下级军官战败被俘后就没了出路，他们大部分有实战经验，如果能参加红军当会成长为骨干。经过我动员，有三个连长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这三个连长都是过去教导队的学员，其中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名字已忘记了;另两个都是步兵连长，一个名叫刘玉生，一个名叫张高寿。

    我在武汉把应该办的事情办完之后，就和刘玉生、张高寿等一行四人，搭轮船离开武汉去上海。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2月上旬。

    到了上海后，我们先在英租界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我当即按预先约定的方法写信同中央军委联系，报告我已来到上海，等候分配工作。信发出去之后，我就赶到法租界徐德家里。此时徐德已离开上海去了赣东北，徐德的夫人刚生了小孩不久。我给徐德夫人留下一部分钱，接济她一点生活费用，就回到我们住的旅馆里，等候与中央军委接头。自上次我与徐德在上海分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后来在自己队伍内部遭到怀疑而被处死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

    直到2月中旬，中央军委才派人与我接头。我像离乡久别的游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心情既高兴又激动。我向军委的同志详细地汇报了一年来我的情况，再次提出到苏区去的请求。军委来与我接头的同志听过我的汇报后，告诉我说去苏区的请求已经批准，具体到哪里去，何时动身，要我等候另行通知。又过了几天，军委派人通知我准备去广西。那时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武装起义已成功，起义部队编为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在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军委决定派我到红七军工作。正在我们要动身启程之时，军委又决定我不去红七军了，改派我到鄂南游击区去，并指示我立即启程前往。原来，中央军委临时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南京运往汉口，中央军委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部队截夺这批军火。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件，立即奔赴鄂南。我按中央军委的指示，领了一笔路费，带上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即动身离开上海去鄂南。这样，我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

    湖北省黎民红文化交流中心摘自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