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暴动，近两万士兵全副武装开赴中央苏区参加红军，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苏区后，部队遂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从此诞生了红五军团。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诞生，是我党领导的我军兵运工作历史上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它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安排在国民党26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

     国民党第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国民第一集团军。1926年春，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同年9月归国后，在五原誓师，宣言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全军设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我党北方局先后输送了刘伯坚、方廷祯（方仲如）、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邓希贤（邓小平）等数百名共产党员到里面工作。刘伯坚任该军政治部副部长。这些共产党员们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政治工作，使这支部队有过一段光明的景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冯玉样曾与蒋介石合作，除将著名的共产党员“礼送”离去外，其余大批的共产党员则被押送出境，也有黑夜失踪的。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潜伏下来，等待时机。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冯本人遂带少部分人（包括部分西北军官学校学生）退到山西晋城。蒋介石以高价收买孙连仲当总指挥，把这支打败的冯玉祥残部改编为国民党的第26路军。计两个师：第25、27师；六个旅：73、74、75、79、80、81旅。其中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是主力旅，进驻山东济宁。1931年2-3月间，26路军被调到江西进攻围剿红军，进驻江西宜黄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军中有计划地进行兵运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通过中共河南省军委方继刚同志选派曾在冯玉祥部队西北军工作过的共产党员王超（1925年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八七”会议后，党要搞武装斗争，他响应号召，进了西北军官学校，是工兵队的学生)、袁血卒（即袁汉澄，西北军官学校辎重队学生，1927年2月经军事政治教员、共产党员鞠洗尘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及李肃（西北军官学校学生，1931年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上海开办兵运训练班，主要讲授兵运的组织和领导。

    当时，周恩来、聂荣臻同志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他们派李富春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朱瑞同志给王超等同志开办“兵运策略训练班”。讲授的题目有：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新军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对盲动冒险主义和兵运的最高目的是武装暴动等。指定的读物，除1930年1月中央通告第64号《兵变的路线与策略》及6月19日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士兵暴动问题》、1931年3月14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的《中央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外，还学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在兵运训练班学习结束时，朱瑞同志对他们说“你们是中央军委培训的第一批兵运人员，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千方百计扩大红军。中央军委已决定派你们到第26路军去开展兵运工作，任务就是争取第26路军到革命方面来。26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临走时又告诉王超（时任中央特派员），以后的组织联系，给上海写信写“交通大学袁风渊收”；如果需要红军的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直接去苏区，接头时就说：“是朱瑞叫我来的。”

    训练班结束后，王超等于3月被派到第26路军建立党的特支，开展兵运工作。

    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离开上海，到了南京，正要过江时，在下关码头巧遇在国民党第26路军73旅的刘振亚同志。他是当时26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着关系的共产党员，也曾是西北军官学校工兵队学生。大家一同住在江南一枝春旅馆。在住处，刘振亚同志向他们介绍了第26路军的最近情况，说：“赵博生和董振堂两人为人正派，不骄不谄，不贪财，两人亲密无间，来往甚密，我把他们算作保定讲武堂派，他们学习三民主义，想从那里找到对时局的答案，对蒋介石都很愤恨；74旅季振同、黄中岳是第26路军中较强的主力，这两个人骄傲跋扈，瞧不起人。黄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人靠近季振同掌握实权，我把他们叫做士官生派；军里还有行武出身的旅长、团长，是枪杆子里爬出来的，我把他们叫做行武派，他们信任赵博生、董振堂；还有些我们军官学校的同学，大家都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对刘伯坚同志有深刻的印象，有强烈的反蒋思想，他们多是连、排长，接近广大士兵，是各派拉拢的对象…….”。第二天，他们四人离开南京前往南昌。

    在南昌等着去抚州的船时，王超给大家又讲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着重解释三民主义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说：“这是我们应付环境的需要。三民主义对整个26路军影响不大，但是26路军中的上层人物想在三民主义中寻找出路，却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所以，如果不能正确的对待三民主义是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的。”

    第三天，他们三人搭上了去抚州的烟蓬船。到达抚州后，他们便徒步赶往宜黄县第26路军驻地，五月下旬到达宜黄。刘振亚仍回73旅，李肃往74旅，袁血卒分到79旅2团，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在总指挥部。大家各自按着自己熟悉的关系，寻找发展对象。从此，共产党在第26路军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发展党员，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谁领导，暂不形成组织，只发生纵的关系，除特殊情况不发生横向关系。

    在26路军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成立特别支部

    在宜黄，袁血卒和李肃介绍了军官学校工兵队的同学李屏仁入党，举行了“入学式”（当时把入党叫入学，即入党宣誓仪式）。刘振亚介绍了73旅中校参谋李青云、杨金鏜和上尉执法官王宏文入党。袁血卒又介绍了74旅二团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入党。总指挥部譯电部主任罗亚平（ 又名罗致中）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后失掉了联系，王超给他接上了组织关系。79旅2团3营9连连副熊伯涛也是大革命时期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受王超的指示，由袁血卒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李青云又介绍了73旅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入党。王际坦又先后介绍了赵洪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和霍万仲等同志入党。

    当第26路军被蒋介石驱入宁都“剿赤”后，袁血卒又先后在79旅2团发展了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入党，在74旅学兵连发展了中士班长吕志进，在总指挥部执法队发展了王振铎入党。王振铎是执法队的得力队员，入党后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他挣的几十元津贴大部分做了党的费用。王又在执法队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入党，并把一些有爱国心的人团结在周围。暴动后，王振铎任红五军团国家保卫局执行科长，右腿受伤致残，主力红军长征后，寄居群众家，不幸惨遭敌人杀害。发展入党的还有73旅旅部参谋郭如岳。 同时还有几位接近革命的发展对象，如 王鸿章、耿万福，刘向三、张燕南等。共产党组织在第26路军中发展很快。

    1931年，中革军委根据第26路军党的活动情况，为了加强集体领导，于8月间指示在第26路军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任书记，袁血卒任组织委员，王铭伍任宣传委员。军官和士兵中的党员又分别组成支部。刘振亚分管军官党员支部；袁血卒分管士兵党员支部；王铭伍负责文件修改与收存，及收缴党费。

    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特别支部全体同志广泛联系群众，团结进步力量，积极发展党员，扩大队伍，卓有成效地为宁都起义播下了火种。

    发展赵博生同志入党

    为了使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争取第26路军早日暴动，9月，特支在宁都城北一家小酒馆的楼上，以打麻将为名，第三次讨论了争取第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的问题。大家对赵博生的历史和现实表现认真地做了全面分析，一致认为：他内心的主要活动是在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若不采取主动，就会失去时机。于是，党组织决定由王超同志写信给赵博生先试探一下。信写好后，交给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夹在赵博生案桌上的书里，观察其反应，相机妥善应对。

    一个多星期后，赵博生把罗叫到寝室，从桌上书里拿出特支写给他的那封亲启信，不断称赞道：“ 说的好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说的完全对。不抗日，中国一定亡。……”接着，赵博生提出要求，说：“我赵博生的情况组织是知道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没人引导。亚平，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之后，王超同志亲自出面与赵博生谈入党问题。特支决定发展他，并报告了党中央。大概在10月底，党中央由朱瑞同志经手批准了赵博生同志入党，由袁血卒代表组织与赵博生同志进行了入党前的谈话，并举行了“入学式”（入党宣誓仪式）。同时，中央指示第26路军党的发展要注重士兵，并指定袁血卒、李肃深入到士兵中去，刘振亚到旅特务排去当排长；李青云当上了73旅学兵连连长，以接近士兵掌握实力。

    赵博生同志入党后，对党忠诚、积极，做了许多工作，先后介绍了 80旅董俊彦、卢子美两位连长入党。

    特支成功发展了第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同志为中共党员，为武装暴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蒋介石电令逮捕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伍，点燃了宁都暴动的导火索

    11月底，王超奉调回上海党中央军委汇报工作。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电报，“令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伍3名共产党员，星夜押送南昌行营惩处。”

    恰好此时孙连仲不在部队，电报文件全部落在赵博生同志手中。赵博生火速与袁血卒及刘振亚研究这个意外事变，商量对付的办法。他们严肃分析了突发事变的原因，认为肯定是王超回中央的途中出了事，但他没有出卖党组织，否则电令严缉的就不止是三个人，自然包括赵博生在内，而且是首要的。基于这个分析，特支决定提前举行暴动，而且拟定了两个方案：一、以73旅和总指挥部为中心的局部暴动；二、争取74旅也参加的全部暴动。并商定：由赵博生做联合董振堂与争取季振同的工作，以及妥善应付南昌行营；袁血卒立即去苏区与红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刘振亚，王铭伍、李青云在党内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

    随即，行营又派飞机送来落入敌人手中的党组织对第26路军活动的《 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及蒋介石彻底清查第26路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但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逮捕令竟变成促使第26路军提前暴动的导火线。

    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怕困在江西，早就托病走了，把军务交给赵博生主持，让他当替罪羊留在宁都。这使赵博生更好应付自如。时间万分紧迫，赵博生立即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接着，要罗亚平拟就一份南昌行营拍来的电文，其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赵博生带着这份“行营来电”去找董振堂，说：“绍仲（董的字），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辣，言出法随。我们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董振堂看了电文后，说：“恩溥（赵的名），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食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赵博生说。并提出以73旅和总指挥部为主，力争74旅也参加，并要董一道去找季振同。

    由于季振同有脱离“内战前线” 之心，季看了电文说：“ 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老兄有何见教？”赵博生听了，称赞季有远见卓识，表示赞同季的想法。董振堂也说：“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不知中岳老弟的意下如何？”季说：“我同中岳（黄中岳任 74旅一团团长）的关系，如同愽生和你的关系一样，用不着多费口舌。”

    瑞金叶坪，起义计划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革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

    1931年12月5日晚，袁血卒带着赵博生给他的一张执法队的通行证，通过第26路军所属哨所进入了苏区。宁都的固厚区（现固厚乡）距宁都县城四五十华里，当中隔着一座小山岭，这边是国民党的统治区；那边是共产党的苏维埃红色区，形成赤白对立的两个世界。

    到了固厚，放哨的赤卫队员将袁带到了设在固村圩（现固村镇）的彭湃县苏维埃政府驻地（1931年8月，国民党第26路军进占宁都县城，把宁都红色苏区隔为南北两部分。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经上级批准，于1931年9月，在宁都东南部的固村新设中共彭湃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至1932年2月又撤销该县，合并为宁都县），见了该县县委书记霍步青同志。袁血卒对他说：“是朱瑞叫我来的。”霍步青同志说：“朱瑞同志我认识”。他听了袁说明来意后，说：“事关重大，要抓紧时间。”他给了袁血卒一匹马，派人紧急送袁到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

    到了叶坪，朱德总司令很快接见了袁血卒。袁把第26路军的情况及特支准备组织暴动的打算向总司令作了详细汇报。朱总司令听了高兴地说：“这么干好得很! 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支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支红军。26路军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你说说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得报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

    第二天（12月7日）上午，朱总司令主持召开了中革军委会议。到会听汇报的有王稼祥、左权、刘伯坚、李富春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剑英作记录。会上，袁血卒汇报了第26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的情况。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分析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需要采取的措施。最后由叶剑英参谋长作了归纳。

    第三天（12月8日）清早，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带领袁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在办公室亲切地跟袁握手，满面笑容地望着大家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袁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袁回答：“有把握！”

    “有多大的把握呢？”

    袁说：“既使74旅不干，73旅和总指挥部也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同志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

    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根据中革军委会议上的讨论归纳，向袁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1、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假如74旅争取不过来，不能全部暴动，则以73旅和共产党员能够掌握到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暴动；3、如果是局部暴动，凡是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立即随暴动的部队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同志则继续隐蔽在第26路军开展工作；4、派红四军在宁都东北20里的会同等地区监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暴动；5、中革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6、暴动后，部队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7、行动要机密，暴动的时间定为12月13日夜12时，暴动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梯等逮捕起来。

    叶剑英参谋长还送给袁一张苏区地图，上面标明了暴动后各部的行动路线与驻军分布。袁用裤带子把地图仔细捆在腰上。朱总司令、叶总参谋长和袁紧紧握手，同声说：“祝你们成功，等着你们的胜利捷报！”袁含着泪水怀着必胜的信念，当日深夜离开瑞金回到宁都。

    回到宁都，向中共特支和赵博生等同志汇报中央军委关于起义的指示

    袁血卒于8日深夜返回宁都，9日清晨，向刘振亚同志汇报了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情况，紧接着，又向赵博生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指示。当天，赵博生在传达执行贯彻中革军委指示时，季振同对中革军委指示中的第六条，即“暴动后，部队改为红军第16军，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有不同意见，又因行營运来的棉衣、饷银已到广昌，为了得到这批棉衣和饷银，要求把暴动日期推迟一天。

    赵博生深感此事关系重大，及时向特支反映了这个动向。于是，特支当即决定再派袁血卒去中革军委汇报与请示关于暴动的时间和暴动后部队的番号、编制等问题。袁星夜启程，到达固村后找到了驻在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负责联络与指挥第26军暴动的王稼祥、刘伯坚、左权三位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季振同等的要求。袁启程后，73旅董振堂、74旅季振同随即又分别写信派郭如岳、卢寿椿分头送到苏区红军总司令部。经再次请示中革军委，同意将暴动的时间推迟一天；同意将原定的暴动后部队从改为红军第16军改成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并签发了毛泽东、朱德同志共同签署的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袁血卒带着这个指示和委任状于12日中午返回宁都，立即向特支作了汇报。

    暴动胜利，红五军团诞生

    刘振亚听完汇报，表示一定争取实现全军暴动，但必须谨防意外事变的发生。为此，特支决定于13日晚召开行动会议，召集赵博生、董振堂参加，制定详细的暴动计划。刘振亚提出，为了对付意外事变的发生，他和王铭五均不参加行动会议，会议由袁血卒以特支的名义主持。13日晚上，特支召集的行动会议在73旅旅部举行。会上，袁传达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和特支对召开这次会议的布置、要求，研究了团以上军官的动态；通过了14日黄昏举行全部暴动的具体部署：1、赵博生以谈话名义逮捕靖卫团团总和伪县长，并以执行行营“进剿”命令为名，在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主要官员会议，并备酒菜招待，在会上宣布起义；2、孙步霞负责在总指挥部协助赵博生解决反动军官，并以鸣枪为信号，示意全部开始行动；3、袁血卒负责和王振铎、杨履元共同组织特务队，行动一开始就破坏电话线，并在街上检查巡逻各部行动，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赵、董报告，以应付意外事变；4、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与74旅的中间地带，以取得多方面联络与配合，准备策应对付意外的事变；5、季振同负责自行挑选人员组织突击队，警戒城西、北门，解决李松昆第25师师部，控制第27师无线电台，并派一连警戒总指挥部；6、李青云带领其学兵连一部分控制第25师电台，并警戒城东大街与小东门一带，做董振堂的机动兵力。学兵连的另一部分由郭如岳率领控制总部电台。总部监视台（即蒋介石的特务电台）由总部执法队挑选人员协同73旅学兵连解决：7、刘振亚率其特务排，控制抵达苏区的交通线；8、李肃去病房，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公开慰问伤病员，宣传第26路军弟兄和红军弟兄是一家人，应联合起来北上抗日；9、王铭伍负责写暴动标语；10、赵博生以私人关系争取75旅参谋长边章五，掌握其所在75旅；11、袁血卒以师生关系争取第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掌握79旅。

    14日黄昏——暴动的决定性时刻终于到来了。赵博生同志按预定的计划先拘捕了伪县长温肇祥，接着在总指挥部楼上等候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团以上主要官员。会议是以“宴会” 方式进行的。在楼上就座的是与会军官，在楼下入席的是他们的随从，由参谋处派人招呼。除第25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应到的主要官员全部到齐。时至八时，赵博生以简明的语言向军官们讲明了当前的形势、第26路军的处境、广大士兵的革命要求等，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赞成的或不赞成的都请当场表态。当即有73旅郭道培、79旅李锦亭，80旅王天顺3名团长跳楼逃跑，被楼下的武装人员擒获。此时，楼下入席的全部随从也被在那里负责警戒的人员夺下了武器。总指挥部的问题顺利解决后，孙步霞对空鸣枪3响，示意各部开始行动。

    全部暴动的预定计划基本进展顺利，除74旅因扼守第27师电台和73旅特务连发生误会而伤亡排长、士兵各1人，及74旅在夺取第25师师部时，双方发生片刻冲突，死了2人，伤了数人外，几乎“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全部暴动的任务。

    暴动胜利了！赵博生同志亲手写了“解放”二字交给袁血卒，袁找到王振铎同志一起迅速传开。宁都城宣布临时戒严，重新颁布口令——“解放”。

    第二天拂晓，宁都城上飘扬着鲜红的镰刀铁锤旗帜，墙壁上到处出现新刷写、张贴的标语：“到红军去，红军与我们是弟兄！”“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打倒不抗日的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天大亮了，起义部队集合在县城水口塔方向的河滩地上，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带领下，撕毁青天白日旗，迎着朝阳，向着中华苏维埃自由的土地迅猛开去。

    当天，部队到达固厚，受到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代表中革军委的热情迎接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宁都起义的宣言。第二天，部队在固厚河边一块开阔地集合，刘伯坚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宣读了红五军团军以上军事领导人名单。接着，部队开往石城等地进行整编。

    起义部队加入红军后，即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党派出肖劲光、刘伯坚、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宋任穷、程子华、朱瑞、朱良才、高自立、李翔吾、熊伯涛、刘型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到这支部队担任各级政治领导，在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红五军团很快成为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之一。

    红五军团的光辉战斗历程

    新改编不久，刚刚诞生的红五军团就投入了对敌六次进攻和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新生的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了打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重要战役。战役中，红五军团的战士表现的非常英勇，发扬了高度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3年1月，部队参加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黄狮渡战役，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赵博生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

    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红五军团又参加了黄陂、东陂两战役。他们与一、三军团密切配合，同时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2师、59师和11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世骥，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次反围剿之后，五军团即东进福建，攻打顺昌。秋天返回江西，正值敌人进行第五次围剿。部队面对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战斗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广大官兵始终保持高昂旺盛的战斗情绪。这充分说明，这支部队经过革命战争烈火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了。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五军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红五军团经常担任阻击、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在歼击敌人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官兵往往手持大刀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闻风丧胆。为保证全军安全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

    长征初期，敌人在赣南、粤北、湘南重重封锁，五军团负责掩护中央红军突围西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遵义会议后，一、三军团在重占娄山关、遵义时消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红五军团担负牵制敌人的任务，一个团曾经成功地牵制敌人九个团达七昼夜之久。红军强渡金沙江，红五军团英勇的阻击尾追的敌人，扼守阵地九天九夜，保证了中央红军胜利渡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三次走过渺无人烟的大草地。

    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会合后，红五军团奉命加入西路军改称红五军参加西征。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高台城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董振堂同志率领部队英勇抗击十倍于我的敌人，最后弹尽援绝，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