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年1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的外宁都起义，至今已经90周年。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学习前辈革命精神，学习历史文献，以此文纪念宁都起义核心组织者、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赵博生烈士。

    宁都起义的胜利，在党、军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据目前见到原始文献，有些相关事件、人物的背景相互关系，尚需深入挖掘、讨论。借此机会，我们提供若干素材，并结合原始文献提出几个问题供给史学界及关注宁都起义的朋友们参考研究。

    一、忠诚的共产党员赵博生

    赵博生，1917年8月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9年8月毕业后在皖系军队任见习排长，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被编入直系军二十三师任无线电队中队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加入冯玉祥国民一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长等职。宁都起义其他领导人董振堂、季振同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赵博生是学长。

    我们的父亲韩振纪1919年参加爱国的“五四运动”，接受进步思想，1920年起在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4年，毕业后又考入保定陆军讲武堂，1925年毕业，在亲苏亲共的胡景翼国民二军任参谋。胡景翼病逝一年后，该军失败瓦解。当时，冯玉祥已经取消国民军及国民一军名义，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简称西北军。父亲与原国民二军不少青年军官投奔冯玉祥。自此，父亲在冯玉祥总司令部当了多年参谋，由于职责所在，经常与各部将领打交道，与赵博生有了不解之缘。

    赵博生年长父亲8岁，富有才干，有强烈的革命意识。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出污泥不染，“妻丑而无子,不再纳”（见孙毅文），“无亲生弟兄，虽有妻，未生子女”（见吴亮平文），且无任何不良嗜好。他在西安月薪400多元，经常帮助朋友、部属解决困难，自己积蓄不多。赵博生主张与国民共患难，平时和士兵摸爬滚打，威信很高。他讲话激昂慷慨，有相当强的号召力，父亲对他很敬重。

    张作霖为首的奉、直、晋“讨赤联军”总兵力50余万进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局安排下，由中共党员刘伯坚陪同赴苏联考察。新任西北军总司令张之江指挥不力，失守多伦，部队撤退到绥远后一盘散沙。

    1926年8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中共和苏联支持下，重招旧部，于 9月17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绥远五原誓师北伐。在北伐革命战争中，赵博生奉命率部经宁夏向山西挺进，解除了直系军阀对杨虎城部的包围，父亲则在冯玉祥总司令部参谋制定作战计划，进行作战联络。

    中共北方局先后派宣侠父、陈延年、邓希贤（小平）、刘景桂（志丹）、刘天章、陶新畲等２００多名共产党员到冯玉祥部。刘伯坚应邀担任冯部政治部副部长，负主要责任，通过办训练班、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等措施，开展了大量生动的思想工作，发展党员。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许多西北军进步军官兵接受了共产党政治主张。1927年6月，蒋介石公开反共，冯玉祥也跟着 “清共”。8月，刘伯坚等党政工人员被“礼送”出冯部辖区，但共产党在西北军留下的红色火种依旧燃烧，仅在冯玉祥身边担任副官、卫队长等职务的人员里的党员就有几位。

    据陈云1935年秋在莫斯科化名廉臣著《随军西行见闻录》（该书有多种版本，内容相同）：

    “赵博生、董振堂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党党员，举行兵变而为赤军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赤军。赵董两人均原系共党秘密党员。”

    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定在同年8月前刊行《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文集》，为此，当时在苏联的高自立（曾经化名周和生），署名“和生”撰写《赵博生同志传略》一文。

    “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冯玉祥随之将其部队中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律专车送回武汉。不久，博生同志便找了党加入了党”“坚决地在军队中开展秘密活动。”“英勇艰苦的革命工作完全得到了旅长董振堂同志的参与与赞助，从此，他介绍董振堂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此文被收入《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祭文》集。

    1937年4月，王明、康生、邓发、李立三、陈潭秋、吴玉章、高自立、曾山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董振堂》文章写到：

    “1925---1927的革命高潮卷入了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前锋阵线，董振堂同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赵博生同志就是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他与赵博生同志先后加入共产党。”

    陈云、王明、康生、邓发、李立三、陈潭秋、吴玉章、高自立、曾山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物，其中陈云从1934年10月中旬至12月21日，担任过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邓发、康生是中共政治保卫系统最高负责人；高自立从1932年初起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三师政委、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率部参加了漳州战役和南雄水口战役。他们对赵博生、董振堂这样的军团级的红军将领基本情况应该是清楚的。

    上述中央领导人的多份文章，都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王明“左”的错误结束，党的正确领导树立起来以后撰写，很早以前发表的；下面还要讲到，在宁都起义过程中，赵博生、董振堂几次参加党内的会议，并派党员执行任务。从文献本身来看，赵博生、董振堂应该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就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如果能够得到关注赵博生及宁都起义的同志进一步重视，可以使相关研究更加深入。

    《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有李青云1932年（月份不详）的报告，他关于赵博生、董振堂入党的说法不尽相同，鉴于当时的党中央从上海移驻瑞金，毛泽东被剥夺红军领导权，“季振同、黄中岳冤案”已经发生，可能因此出现不同表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般都是说赵博生在宁都起义前不久由该部地下党组织发展入党，董振堂在起义后入党，这种说法与当年诸多党内高层领导人说法不尽一致，如何理解？信息来源是否同一？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土地革命时期环境复杂，他们两人是否有重新入党的可能性，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企图削减其他各派军队，扩充嫡系。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部军队60万人讨蒋，蒋介石调集4个军团和4个路军约70万人，双方展开大战。

    此时，赵博生在西安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兼城防司令，没有参加中原战争。陕西关中大旱，井泉涸竭，夏秋绝收，官府不顾百姓死活，依旧盘剥。赵博生极为愤慨，多次给部队讲演，进行革命思想宣传。曾写了一首《革命精神歌》,在特种兵教导队中教唱：

    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性，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

    录自肖三《革命烈士诗抄》

    9月，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冯玉祥嫡系韩复榘、石友三、庞炳勋先后投靠蒋介石中央政府，宋哲元投奔张学良，西北军全面失败。当时，驻在西安的十四军军长陈毓耀率部队投奔杨虎城，赵博生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500余人改成三民主义救国军。1933年2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机关报《斗争报》第一期发表（吴）亮平《追悼赵博生同志》文章：

    “1930年蒋冯战争发生，西北军失败以后，博生同志即率领特务旅内富有革命性的同志数百人，前往陕南谋入汉中，以图加入红军，惜因种种客观条件的障碍，博生同志之志未能得逞。

    吴亮平是我党著名笔杆子，曾在瑞金红军学校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伯坚曾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有多位参加宁都起义的团级以上干部在红军学校工作，曾经在赵博生直接领导下的韩振纪就是其中一位，吴亮平对赵博生的前后的经历是了解的。

    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失败后，鹿钟麟、孙良诚、刘郁芬暂闲居京津。孙连仲到新乡，将季振同旅及骑兵旅残部合编为十四师，季振同任师长，又陆续收编了李松崑师、董振堂师等部。孙连仲打算率部队经晋南回陕西，这时，杨虎城已经主政陕西，孙连仲只好率部返回河南，驻扎在新乡、焦作一带。

    蒋介石有个亲信蒋伯诚，以总参议名义驻济宁，他通过韩复榘，居间说服时无出路的孙连仲部归属国民政府序列。蒋介石派人把该部编为两个步兵师及一个骑兵师，近4万人。

    1930年10月，孙连仲奉命率驻嘉祥的董振堂旅、驻巨野的李松崑旅、驻曹县的施积枢旅和王恩布旅，到济宁与季振同旅和池峰城旅会合集结。此时，驻宁湾、定陶的两个骑兵旅（张华棠、祝常德）暂未动。

    1930年底，赵博生到达济宁。据他的老熟人、宁都起义参加者孙毅等老前辈著文，原冯玉祥部军长、后任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的吉鸿昌（后加入共产党）和赵以元（赵博生的五叔、原冯玉祥少将交际处长，据说是中共党员）设宴为赵博生接风。赵博生提出请吉鸿昌帮他去苏联学习，但是赵以元告诉他要掌握枪杆子，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在济宁，赵博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6月30日，董振堂亲笔给刘伯坚写的《宁都起义经过》及《二十六路军举行暴动的计划》两份书面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以下简称《报告》），反映了宁都起义全过程。其中董振堂写到：

    “我同博生同志在山东济宁东北郊外开了个会，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俟开到江西来加入红军，并以李青云到中央去，这一去未找到。”

    这里“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指部队参加红军。“并以李青云到中央去”，这明显是党员的口吻。该原始文献说明：董振堂已任二十六路军旅长，赵博生还未到二十六路军任职，当时，他们已经共商武装起义加入红军大计，并且开始行动。

    总之，前面高层领导人撰写的文章以及董振堂《报告》都是重要原始文献，从1932年至1945年多份，内容一致，其准确性可以估量。文献说明赵博生、董振堂不是一般旧军队将领。

    根据当时地下党活动组织原则，单线联系、严格保密，赵博生、董振堂这样的高级将领的特殊身份，包括在他们身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也未必全都了解（见文后地下党士兵支部负责人王幼平回忆文章）。据宁都起义经历者刘向三《往事的回忆》，当时他已经是地下党员，但他也是在起义之后才知道赵博生是党员。这种保密，可能需要过去较长时间才被公开与众。

    在南昌的时候，蒋介石正式任命孙连仲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江西清乡督办，赵璞（字大璞）为参谋长。不久，赵以元介绍赵博生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少将加中将衔）。赵璞改任总部参议。

    1931年2月20日，第二十六路军施积枢旅一团于南京浦口登轮。3月3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孙连仲、蒋伯诚等“面授剿匪机宜”，并在私邸设晚宴为孙部军官“洗尘”，席间朱培德、贺耀祖作陪。孙连仲受宠若惊，当即表示“清乡督署设南昌，二日后赴赣。”孙连仲当天返回济宁，3月8日开始调动列车运兵。池峰城等旅陆续开赣，其余两旅随后出动。

    第二十六路军开赴江西后，赵博生设法将赵璞调离总指挥部任高树勋二十七师副师长。同时把亲信进步青年军官郭如岳、李青云、孙毅等人带到该部。其中，郭如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议定的举行暴动、参加红军的行动准备更进一步。

    赵博生组建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其中参谋处中校1人，少校2人，上尉4人。郑锡安、鲁崇义先后任少将处长。不久，郑锡安改任二十五师参谋长，鲁崇义离开部队，在北京驻闲，朱冠甫遂任二十六路参谋少将处长。“九一八事变”后，孙连仲跑到上海去了，好几位旅长、师长不在宁都城。赵博生参谋长代行全军指挥权。

    在赵博生影响下，总指挥部少将副官长赵安仁（赵志奇）、少将参谋处长朱冠甫（一说姓牛）与参谋肖世俊、韩振纪等人，都在赵博生影响下成为宁都起义骨干、红五军团高级指挥员。赵志奇曾任红五军团四十一师师长。朱冠甫，在赵博生带十三军调到红三军团之时一度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后任红军学校军事总教官。当时，孙毅老将军在总指挥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赵博生调他与十几个人一起到二十五师，其中一个姓魏的去当参谋处长。这些都是赵博生准备“暴动”的计划安排。

    4月1日，二十六路军奉命开始向东韶、小佈方向进发，孙连仲率二十五师在左，高树勋二十七师在右，于5月中旬占领南团、东坡、萧田、大金竹一带。二十五师董振堂七十三旅在外围兜圈子，尽量不与红军接触，甚至谎报军情，被蒋介石来电报申饬。董振堂辞职，经赵博生斡旋未获准，国民党军史上称此事为二十六路军暴动原因之一。

    5月下旬，右路高树勋部在江西永丰县中村遭遇优势红军攻击，八十一旅被歼灭，师部和七十九旅重创。5月23日，孙连仲率二十五师与各流散部队集结于宜黄、乐安地区。7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共调集30万人开始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这时，蒋介石又给二十六路军一个部队番号称第2集团军。孙连仲见到前面有红军主力，后有蒋介石嫡系军队紧逼，觉察到形势对己不利，为保存实力，内心矛盾，赵博生趁机提出收缩兵力，8月10日左右，孙连仲率二十六路军退守宁都城。

    前面所介绍的苏区《斗争报》第一期发表吴亮平《追悼赵博生同志》文章中还写到：

    1931年春，到孙连仲二十六路军任参谋长。以后二十六路军来赣，博生同志即派人用各种方法，向红军接洽，并且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在光荣的宁都暴动中，博生同志是主要的领导者。”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上海，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宁都城周围三十里以外都是红军控制地区，中央苏区固厚圩距宁都仅六十里。刘伯坚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革军委秘书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大革命时期在西北军赫赫有名，二十六路军里面熟人不少。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与刘伯坚都是老关系，他们要联系党，派人到苏区直接找刘伯坚联系并不困难。

    父亲与赵博生是距离不远的河北同乡，秉性相投，又都属“保定系”出身。赵博生对父亲很信任，经常对他讲一些新鲜的革命知识，不止一次讲到“世界大同”，讲到列宁，说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赵博生问过父亲：“革命、战争到底为什么？”这些都引起父亲深刻思考，使他渐渐进入了一个崭新境界中。

    1953年为评定军衔，军委搞了一次审干，根据总干部部《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结论，本人成分为革命军人。宁都起义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力量尚属薄弱形势下，投身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宁都起义的老前辈都是老红军、革命军人。他写到：

    第二十六路军进驻江西反共期间，是我的思想急剧转变时期。受到了红军的宣传、标语［影响］，也看到下级部队交上来的各种共产党及红军的革命文件（当时我在第二十六路军负责保管此类文件），由于工作接近赵博生同志，思想上也受到了赵博生的启发和帮助，我对在旧社会不满而没有办法，现在觉得找到了革命的出路，思想上有了革命的准备。 

    父亲曾经对我们讲过，他是最早了解赵博生要“动”的少数人之一。父亲在赵博生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宁都起义准备工作。父亲文化水平较高，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有多年大兵团参谋经验，人实诚，有能力，作战勇敢，却无门路，在二十六路军只是上尉军衔。这时，孙连仲忽然发来命令，提升韩振纪为少校参谋，调他到上海去参加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交涉。赵博生把孙电交给他，让他考虑。如果说谋个人升官发财，这对父亲来说是一次机会，但他知道孙连仲之所以用他，是因为他有讲武堂同学在国民政府任高职，孙连仲需要这种关系。此时，父亲了解赵博生要“动”，他早已心里下定跟赵博生走革命道路的决心。随即，赵博生向孙连仲发电报：“振纪有恙，暂留赣医。”由于父亲属于资深参谋，少校当上了但未去上海，孙连仲也没说什么。从此，赵博生对他更加信任。后来，父亲说自己参加革命是“脱了皮鞋换草鞋”，就是指的这么一个过程。

    赵博生常常让父亲执行特殊任务。由于父亲有总指挥部参谋的身份，来往各处比较方便，赵博生多次通过他与董振堂、季振同联络。赵博生与季振同以狩猎为名议事，父亲随之掩护，还按赵博生吩咐，将猎物分送各师官长，以避免嫌疑。赵博生让他给卢子美（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连长）等军官传递信件不封口，邀请边章五、王鸿章等进步军官到其住处聚谈，也让他去联系并参加。

1947 年5月，宁都起义战友。左起边章五、刘向三、韩振纪。

    二、赵博生与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形成发展

    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发展活动单线领导，极端秘密。1981年12月12日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宁都起义亲历者姬鹏飞、李达、黄镇、孙毅、王幼平、苏进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讲到刘振亚原是西北军董振堂师的见习参谋，后在二十六路军董振堂七十三旅任上尉参谋。他是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地下党员。

    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刘振亚做了许多工作。郭如岳很早就是共产党员，他是赵博生从陕西带来的亲信，被赵博生安排在董振堂七十三旅任上尉参谋。李青云也是赵博生从原部队带来的亲信，经刘振亚介绍入党，安排在董振堂七十三旅任少校参谋。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等若干人是大革命时入党的党员。赵博生亲自发展八十旅连长卢子美、董俊彦入党。

    董振堂《报告》：

    这时候我们更找到刘振亚同志，同青云同志到河南，到南京才找到了向导，青云才同中央接上头。”

    吴亮平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应当是赵博生、董振堂首先与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取得联系之后，按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有了可行的联系方法之后，再派刘振亚、李青云碾转到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中革军委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负责决定、指示起义具体事宜。

    董振堂《报告》里讲“以七十三旅学兵连为基干发展党的组织。”学兵连原来有个连长姓孙，赵博生、董振堂认为此人不可靠，把他调走了，把共产党员李青云调任该连连长，由共产党员刘振亚、郭如岳兼任教官。在宁都起义行动中，这个学兵连是赵博生、董振堂直接指挥的起义骨干部队。

    学兵连党支部是二十六路军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唯一的士兵支部，组织者及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王幼平。王幼平，解放战争时期任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是中顾委委员。他的著文系统可靠，必须得到史学界充分重视。王幼平《回忆起义前后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

    “于1931年春节后自鲁西南驻地被调至江西，我那时是董振堂旅（七十三旅）学兵连的新兵，当部队自南昌向崇仁，宜黄一线开进时，我因帮厨烫了两脚，连日掉队，在行军途中结识该旅少校参谋李青云而后不久，即有李青云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4月中旬。由于高树勋师在藤田以东失利，又龟缩于宜黄一带。七十三旅在崇二都一带度过了凄苦的梅雨季节。在这里，李青云曾与我取得多次联系，规划以后党的工作的方向。他指示我尽快在学兵连开展秘密建党工作，积极发展党员，但初期不形成组织，个体活动，单线领导，将来成立士兵支部；商定一般的不做宣传，着重人缘、交朋友。他强调学兵连工作的重要性，因学兵毕业后。都将是下级军官，他自己也打算活动一个能接近学兵连的职务；规定我向他直接联系，而他对我将来发展的党员不发生隔层关系，我似乎记得他说二十六路军的党员早已与党中央断了联系，而是在最近，即5月前后才接上关系的。

    从7月到11月，我先后发展了7个党员。部队进驻宁都后，李青云由兼任学兵连教官调任学兵连连长，于是学兵连就形成了一个有9个党员的中共。他们的名字是李青云，王际坦（王幼平）、赵鸿志（河北沧州人）、杨艺林（山东青城人）谭时清（山东潍县人），刘静生（冀中人）、霍万钟（河北高阳人），另有两个同志，一位姓陈（济南人）。一姓李（冀中人），名字忘记了。李、王两人负责领导，这个支部是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士兵支部。学兵连的党员占全路军地下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据我所知七十三旅军官里面的共产党员，除李青云外，尚有刘振亚，郭如岳两个人，他们都是旅部参谋也都兼学兵连教官，我们在起义后不久即分手，从未重逢，后听说都曾任红军师长，情况不详。

    以上系王幼平上世纪五十年代旧作，1982年发表时，他本人又做了认真补充、修改。

    关于在上海的党中央派人到二十六路军工作的时间，见两份原始文献摘录：

    戴秀文关于孙连仲部党的工作线索给中央的信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

    孙连仲部前在河南时，已有我们同志数人，后开至山东凭祥,又开到江西。经我给中央几次去信介绍，但据孙部同志来信，现在依然没有与地方发生关系。像这样主要的队，党对于他们这样忽视，与革命前途不无相当的损失。

    目前孙部同志派定一同志来豫，把他们那边情形报告下。说那边士兵生活异常痛苦，若有人去领导兵变。是很容易的事。王超同志在孙部同学甚多，又能起很大的作用，我们决定把他送到中央，再送到江西，不知可否，请立刻给以答复，千万！千万！

    河南省军委报告第一号：关于目前政治任务、组织情形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

    “江西最近派来一新同志在开封，要我们派同志到江西去(因中央12月没有接头)。”“王超同志与袁汉澄(江西新来的一位新同志,在此受了短期训练，看过各种刊物，刊物不全)。恐中央信迟，江西工作重要，我们派王超与袁汉澄先到江西(昨得中央要他们到申的信只有王超的名字，没有袁汉澄的名字，因秘书忘掉)。”

    以上文献摘录自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2年）。中共河南军委1931年5月13日至5月30日的文献说明：

    1、孙连仲部驻河南、尚未改编为二十六路军，在此期间，中共河南军委与该部地下党有多次具体联系；
    2、1930年12月，孙连仲部地下党曾派人与中央联系，未接头；
    3、王超与袁汉澄（袁血卒）是中共河南省军委派往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员。河南军委安排他们先到上海参加了兵运训练班；
    4、王超与袁血卒两人启程赴上海参加兵训班的时间不早于1931年6月初。

    据袁血卒《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军事史林2017年11期），他与刘振亚是西北军官学校的同学，由刘振亚介绍他去河南接组织关系。他于1931年3月初出发到开封，在此遇见王超。王超也是西北军官学校毕业，比袁血卒大几岁。在开封，河南军委方继纲通知他们到上海，在徐州遇见李肃，以后这3人一起到上海与朱瑞接头，参加了兵运训练班。

    当时，上海党中央聂荣臻协助周恩来搞军委工作。关于兵运训练班，《聂荣臻回忆录》（摘录）：

    如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是1931年夏天在上海与我们联络成功的。他们通过搞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与军委接上了头。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聂荣臻回忆录》、董振堂《报告》，朱瑞在延安整风时写的《我的历史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 第9辑）、吴亮平《追悼赵博生同志》文章、《中共河南军委1931年5月下旬至5月底的文献》及若干当事人资料综合来看，有关兵训班的内容几点：

    1、在上海党中央兵训班的人介入之前，二十六路军将领及该军地下党已经有了起义准备；
    2、朱瑞《我的历史思想自传》：兵训班“一方面受军委聂荣臻参谋长领导，另一方面又与毛××联系工作较多，且须办训练班。”朱瑞文中所提到的毛××，应为在江西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在上海的党中央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分配朱瑞具体负责兵训班。
    3、朱瑞《我的历史思想自传》：“我在此（注：兵训班）工作系10个月，先后训练了上十个同志，经我手并派出了六七十个同志或进步兵士到各军及几个兵工厂工作（宁暴即其中有结果的活动之一）。”据此，兵训班派到第二十六路军的是其中几个人，而不是全部。
    4、《朱瑞自传》讲兵训班1931年11月结束，共10个月，没有讲培训期限多久。河南军委文献讲王超、袁血卒离开河南到上海不早于1931年6月初，聂荣臻回忆是二十六路军地下党1931年夏天在上海通过朱瑞与军委接上了头，看来，兵训班这几个人到二十六路军的时间，应在1931年后夏或夏后。
    5、朱瑞《我的历史思想自传》讲到：“指挥董振堂、副赵博生，均宁暴主事者，政委肖劲光，主任刘伯坚”， 朱瑞没有说宁暴“主事者”是兵训班成员。
    6、朱瑞《我的历史思想自传》篇幅很长，连续紧凑，涉及重要问题的时间、事件写得很祥细，整个文字中没有他参与或领导宁暴的内容。他“1931年12月24日从上海动身赴江西，于次年（1932年）1月8日到瑞金中央局。”朱瑞到达苏区时，宁都兵暴已经成功了。

    袁血卒回忆：

    “我们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又巧遇刘振亚同志。”“刘振亚向我们介绍了第二十六路军的最近情况说：赵博生跟董振堂穿的是一条裤子，来往甚密。边章五有时也过来掺和，我把他们算作保定讲武堂派。我这次请假回家，是董振堂批准的。并要我路过上海打听一下刘部长(即刘伯坚)的消息。”“到了宁都，我们即分散开来。刘振亚回七十三旅，李肃往第七十四旅当上士，我分到第七十九旅第二团当上士，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和第七十四旅。”

    中共地下党员刘振亚活动非常秘密，由他介绍王超、袁血卒去河南接关系。袁、王学习结束后在南京又遇上刘振亚，两个关键时间点难道都是巧合？刘振亚的出现，不可能是孤立事件，袁血卒回忆是董振堂批准的。这说明刘振亚系赵博生、董振堂派出，二十六路军地下党与上海中央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及朱瑞、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河南省军委之间，都有密切联系配合。
刘振亚只是七十四旅的一个上尉参谋，没有什么权力。很明显，要安排王超、袁血卒等进入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七十九旅做事、活动，如果没有总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等将领的准许恐怕不可能。

    王幼平、苏进将军等亲历者著文回忆，二十六路军在梅雨季节后，蒋介第三次“围剿”开始之后退守宁都。据赵大璞《孙连仲投蒋和在江西与红军作战失败的经过》（《文史资料选集》45期）：

    “二十六路军于1931年夏，参加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第三次“围剿”时只在宁都作为一个配角。”

    上述时间点与聂荣臻回忆录相吻合，综合史料可以断定，兵训班这几位地下党员进入二十六路军的时候，该部已经驻扎在宁都。时间是在1931年夏末之际。他们积极开展工作，袁血卒发展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子田玉珊、新兵李春华入党，并与原为中共党员的中尉排长熊伯涛取得联系。董振堂《报告》说：

    “其他各部亦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到九、十月，党有迅速的发展，建立了两个支部。”

    袁血卒是宁都起义老前辈，1978年曾任民政部副部长，他著文《忆宁都兵暴》：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特支书记刘振亚，袁血卒是组织委员，王铭五是宣传委员，刘振亚负责军官支部，袁负责士兵支部，王负责文件修改保存、收取党费。中共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特支的党员来源几个方面，刘振亚任特支书记是多位老同志共识。但袁血卒上述回忆中关于地下党支部分成员构成，与本文前面所录王幼平的详细回忆文章内容有所不同。王幼平写到：

    “李（青云）、王（幼平）两人负责领导，这个支部是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士兵支部。”

    刘振亚、李青云、王幼平开展工作的时间要早很多。王幼平时为七十三旅士兵支部负责人，除了自己发展的党员之外，他只知道李青云、刘振亚、郭如岳这3个人是党员，并不了解其他人的情况，这个回忆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中共地下党活动极端秘密，在白色恐怖环境下，正如王幼平所说“党员不发生隔层关系”。当年学兵连蒋耀德的相关回忆内容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后人研究历史，必须依据原始文献以及更多当事人直接回忆对比，对事件发生的背景、人物、时间、地点等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全面分析，深入查证。

    三、宁都起义核心领导人赵博生

    依据中央档案馆原件刊发，刘伯坚代表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与季、董、赵等之间来往、传达起义具体指示的多封信件，已经在若干出版物公开发表。了解起义过程，离不开这些原始文献。起义各项准备工作都是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进行的。1932年6月30日，董振堂亲笔给刘伯坚写的《宁都起义经过》：

    10月底王某（注：王超）回中央报告，走到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蒋电示孙连仲查拿，并将王某供词和一切文件由飞机送交孙连仲，恰好此时孙到南京开会，电报文件全落在赵博生同志手中。

    李青云（后任红十五军军长）与1932年写给刘伯坚的报告：

    当李青云同志从上海回来时,党中央即调王超到江西各师去巡视工作,到南昌被捕叛变。当王超被捕消息传到宁都时,党即召集一次支委会,即认为党的组织有破坏的可能,即准备暴动。以后蒋介石的飞机又送来一个密令:“据捕获共犯王超等二名供称，系在二十六路〔军〕,除将该犯所供共犯分别查拿外,仰即该路〔军〕严密防范为要,此令。” 

    关于此事，宁都起义参加者李达上将回忆：

    12月初，蒋介石派飞机给二十六路军送来一纸密令，云：

    据捕获共犯王超等二名，供称系在二十六路军。除将该犯所供共犯分别查拿外，仰即该路军严密防范为要。此令。

    依据上述文献，“蒋电”到第二十六路军司令部时，赵博生的身份并未暴露，否则“蒋电”决不会落入他的手里，更不会让他去抓地下党员。王超没有供出赵博生是共产党员，这说明他并不掌握这条“大鱼”的情况。

    蒋介石电催赵博生抓人，成为“兵暴”的导火索。在此之前还发生一件事，董振堂回过一次河北新河老家，途径南昌执行秘密任务，孙连仲来电免董振堂旅长职务，该电被赵博生扣住秘不发表，暴动时机越发紧迫。

    据董振堂《报告》，当时党内开紧急会，决定准备扩大暴动，并派袁汉澄作去苏区取得联络。从《报告》文字上可以断定，赵博生、董振堂参加并主持了这个会议。

    二十六路军各部地下党员人数不多，据袁血卒回忆约20人，分别是上士、中士、班长、文书、二等兵、执法队员、译电主任或连长、连副。这些前辈在宁都起义中都是骨干，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六路军是正规建制的旧军队，官长将校众多，若不是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高级将领，靠下级军官或士兵调动各部队并全军暴动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军事科学年谱》（军事科学院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摘录：

    1931 年9月底或10月初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1月27日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兼人民委员会主席；12月上旬，出席中革军委会议，讨论和研究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具体方案，决定由刘伯坚、左权、王稼祥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

    红五军团第一任政委肖劲光大将回忆：

    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与伯坚的影响和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季振同就曾对我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第二十六路军老一点的官兵，很多都认识刘伯坚。暴动以前，他积极做第二十六路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参与了起义的策动，并亲自把起义部队迎接过来。赵博生同志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原是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

    （《肖劲光回忆录》第97～98页、第1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季振同是个有革命意识的进步将领，在二十六路军改编前夕，宋哲元曾电告孙连仲“除三害”，其中就有季振同。季振同也了解自己的处境，曾经派他的参谋长胡景陶（曾经是共产党员）去通过冯玉祥联络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可是这个人一去未归。

    据父亲回忆：赵博生多次让他到第七十四旅走动。有一次，季振同对父亲说：“水泊梁山好汉都是被逼的！”“李松崑这熊！大不了搞掉他！”父亲把这个情况向赵博生作了汇报，这对于赵博生与季振同进行思想沟通，起到了作用。

    赵、董、季及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议邱山宁（起义后离队）联名给苏区刘伯坚写了一封信，送信人是董振堂第七十三旅旅部参谋郭如岳。刘伯坚接到赵、董、季联名3个人的联名信之后，12月7日于瑞金给季振同、赵博生、山宇（邱山宁）、董振堂诸同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以下见原件：

    （《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60页）

    随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又一次派郭如岳去苏区送信联系，据董振堂的报告：

    “﹝刘伯坚﹞复信说：一、你们要共推革命领袖；二、派代表来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刘伯坚复信的姓名顺序变成了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按照刘伯坚复信的要求，12日上午10时，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3人在宁都南山开会，商讨共推革命领袖。据董振堂的《报告》中讲：

    “我说：季。博生同志说：季。季说：博生。就共推季振同为革命领袖。”

    季振同的第七十四旅武器精良，他部下黄中岳团原是冯玉祥手枪旅，驻扎交通要道。赵博生是总指挥部参谋长，号令指挥全军，在第二十六路军很有威望。赵、董、季、黄配合起来，就有了起义成功的把握。整个起义准备及行动过程中，赵博生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核心作用，却在起义后甘居季、董之下，他顾全大局，政治素质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