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领袖议决之后，他们立即派人去苏区汇报请示。董振堂的《报告》中讲：

    “派代表两人，我的代表是袁汉澄（血卒）、季的代表是卢寿椿。”

    在袁血卒、卢寿椿到苏区之后，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又一次派卢寿椿到苏区与刘伯坚商议，刘伯坚随即复信，原文写到：

    卢同志本晚抵此后，接读来信，使我为中国革命庆祝不已！除与卢同志面商一切请其转达外，我代表中革﹝军﹞委会分别答复如下：

    一、由我转请中革军委会委任季振同同志为工农红军第5集团军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以下略）

    （《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58页）

    刘伯坚在信中写着“暴动时间必须在13号拂晓”，要求“季某必须解决中级反动军官”，并就兵力配置、暴动时间及暴动后应注意等项作出具体的指示。在信中，刘伯坚还代拟了起义口号。

    卢寿椿带回刘伯坚的信件后，据董振堂《报告》：

    “12月12日晚八时党内开会，博生、振堂、青云、血卒参加。”

    上述几个人肯定是共产党员，否则不能说是党内会议。李青云是支部成员、董振堂旅的学兵连长，曾去上海党中央联系；袁血卒是曾经代表董振堂去苏区的联络员。季振同、黄中岳和另一个联络员卢寿椿还不是党员，因此未能参加会议。

    至今，宁都起义文献都在，其中没有起义领导人嫌番号小，因而推辞起义日期的文献依据。据老多位当事人回忆：

    推季振同为总指挥。因13日一切还没有准备好，且去南昌运棉衣的亦13号才能到，故延至14日才动作。

    宁都起义行动之前，苏区早已经来人进入二十六路军中活动，老同志回忆说有位“黑大个子”来往总指挥部及七十三旅、七十四旅。赵博生要“动”，他身边必然有具体办事的人员，我们的父亲即是其中之一。父亲对我们讲过，赵博生等与刘伯坚互通消息以后，即明确告诉父亲，说第二十六路军马上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据多种资料，董振堂召开了第七十三旅连以上军官会，宣布参加红军。同时，季振同召集第七十四旅营以上军官会议。当时，季振同、黄中岳两人宣布起义时的口径说是 “绕道广东，北上抗日”。该旅多数军官不知道将要参加红军。

    赵博生、董振堂最早动用的核心部队是第七十三旅李青云学兵连、姚鸿春特务连、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董俊彦连和卢子美连。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父亲曾经按赵博生的指示，与这4位连长联络。

    第二十六路军辖两个步兵师，其中第二十五师的3个旅分别被董振堂、季振同和第七十五旅参谋长边章五掌握，反动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兼七十五旅旅长李松崑被架空，赵博生决定要解决他；当时，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副师长兼参谋长赵璞去不在宁都，该师部队由师参谋处长王鸿章实际掌握起来。据资料，边章五、王鸿章是由赵博生、董振堂亲自动员，自愿率部参加起义的。边章五在解放初期曾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王鸿章在宁都起义后曾任红五军团四十四师师长。1932年7月在水口战役中英勇牺牲。这是两位在宁都起义在作用很大，因其早逝，却被历史埋没了的英雄人物。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写到：

    起义前赵博生同志将驻宁都各团均进行检阅，并对士兵讲些革命道理，派我到军营了解舆论情况向他报告，宁都暴动时曾派我到第二十七师监视部队动态。

    此时，赵博生将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搬到了季振同第七十四旅旅部，千钧一发之际，赵博生派李达带人把物资送到季振同旅部，派父亲韩振纪把几万现大洋的军饷送往第七十四旅旅部，由于行动需要，赵博生始终仍以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对各部发布号令，在正式宣布起义成功之前，他仍然是这支部队的核心。

    为使起义顺利成功，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前往距离宁都五六十里的固厚圩直接指挥。其间，起义部队代表与之联络，并接受指示。红四军第十二师奉命进至宁都、广昌之间地区钳制国民党第六路军，配合第二十六路军起义行动。

    12月13日午前7时，为了麻痹孙连仲等反动将领，红军曾派出红十二师陈光部进攻了一下，第二十六路军也派出董振堂第七十三旅第二营的两个连出宁都城外，与之进行了短暂接触后即退回，双方按兵不动。（见《红12师陈光、赐凡的一封信》《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61～262页）

    关于宁都起义日期，父亲作为经历者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41页上注：12月14日。

    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商议后下达命令：第七十四旅二团守宁都城；第七十三旅学兵连、第七十四旅一团特务排及总指挥部特务营控制各部电台、各要害部门及交通要道；第七十四旅一团一营包围第二十五师李松崑师部，三营在总指挥部周围待命。

    傍晚7时（亦说17时），据赵璞回忆，赵博生出面召集团以上军官到总指挥部举行周末例行聚会。共有14名旅长、团长参加了宴会。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和他的嫡系团长没有接到出席宴会的通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第七十九旅旅长池峰城当时未在宁都城。第八十旅旅长施积枢未到任。

    宴会地点设在宁都县城梅江边的一座天主教堂。第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长严图阁率一个连的士兵将总指挥部包围起来。

    父亲说，当时他就在第二十六路军总部起义现场。楼上，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人与前来参加宴会的团长、旅长们与彼此寒暄着。在楼下，父亲等人接待官长们的随从副官，季振同的卫士王秉璋(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带人接待官长们的卫兵。近晚8时，楼上楼下正喝得热热闹闹，王秉璋带领第七十四旅的十几个卫士将楼下各部官长的随行人员统统缴械，麻利干脆，没有多大动静。

    父亲立刻走上楼去，手按着腰间的手枪，不离赵博生的左右。按照事先的约定，赵博生知道楼下已解决完毕，就放下手中的酒杯，简短讲明当前形势和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宣布暴动加入红军。此刻，有反动军官说不同意，赵博生一拍桌子，王秉璋和第七十四旅一团三营的某连长带领20多名士兵冲上2楼。有个士兵突然开了一枪，子弹透过木楼板，打倒了一个军官，顿时，宴会会场大乱。

    这时，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在韩振纪等人的掩护下撤离。紧接着，严图阁率兵闯进来。据1931年12月22日，苏区报《青年实话》登载了参谋鲍德心写的新闻《宁都暴动纪实》：将反动旅长王恩布、张方昭，以及团长杨守道、王天顺、曹明道等共6名，一鼓擒拿捆绑起来。一个团长李锦亭见响枪，不明就里，先是跳楼，后来不仅带了自己这个团参加起义，而且还带出另外一个团。

    赵博生宣布宁都全城戒严。这时，父亲问赵博生今天的新口令是什么？赵博生从父亲的手中取过毛笔，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大字。父亲接过这个新口令，心情激动极了，他迅速将口令下达各部队，随即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指挥下，起义各部按计划行动。城外，第七十四旅一团一营长卢寿椿带领部队赶到第二十五师师部，由于早些时候总部响枪，该部有些警备，但被包围后，他们也只是勉强抵抗了一下子，很快就被起义部队缴械。师长李松崑见大势已去，越墙跑掉，半路上携1个团（团长侯象麟）的兵力逃走。

    起义部队行动顺利，仅伤亡数人。此外，赵博生还亲自带人活捉了宁都县县长和靖卫团团总。拂晓，宁都城上空飘扬起镰刀铁锤红旗。起义部队的官兵们一起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扯下来扔掉。

    15日晨，各起义部队集结完毕，开往苏区根据地，一路上都有人头上戴着缀着红五星的帽子，拿着小红旗指挥行进路线，苏区派了不少干部前来办理接收手续。

    在固厚圩，刘伯坚、左权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亲自迎接起义部队。刘伯坚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老熟人相见十分激动，刚走近就拥抱起来。刘伯坚说：“一下子搞来了这么多人，出乎意料，了不起，这是伟大的壮举！”随后，刘伯坚也见到了我们的父亲韩振纪，拉着他的手说：“现在我们又是一家人了！”赵博生一句话让父亲有着浴火重生的感觉，在内心深处下定了在共产党队伍里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

    在当地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正式宣布了红五军团的番号及任命书：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董振堂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据有关报道，第二十六路军参加起义的共有1个总指挥部、2个师直、6个旅直、共有11个整团，1.7万余人，但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1937年延安发行的一个小册子《我军的战斗力》中介绍，宁都起义是近两万人或两万余人。起义部队里有不少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医护人员以及电台通信技术人员40余人。起义部队带着较优良的武器装备两万余件，其中8部电台，中央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宁都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四、赵博生在红五军团整训中，稳定部队，起到重要作用。

    宁都起义部队开抵苏区，红五军团司令部和红十五军驻瑞金九堡地区，红十三军进驻石城横江镇秋溪村，红十四军先驻瑞金云石山乡沿坝村，不久移驻吉安横江，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进行整训。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革军委在每个连队中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抽调了一批曾经在国外留过学、毕业于黄埔军校或资历颇深的干部到五军团工作。当时红十四军政委是黄火青，父亲仍然在赵博生军长直接领导下，担任红十四军司令部谍报（侦察）科科长。孙毅也当过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很有意思的是，两位老战友在革命经历上几次前后担任过同一职务。

    在整训过程中，有些军官对红军官兵之间的新型关系不适应。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有人主张“要兵不要官”，部分基层政工干部发动士兵控诉军官，一时谣言四起，不少军官离队。据肖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回忆，红十五军发生了殴打政治委员左权的事件。

    当时，红五军团高级干部开会，红十五军一些要走的干部打着背包在外屋坐着等答复。有的领导人认为十五军的不稳定问题突出，须用武力解决。肖劲光不同意这样做，到毛泽东处请示，毛泽东明确反对用武力，主张“参加革命自愿，来去欢迎。”肖劲光、季振同向部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一场风波随之平息

    《肖劲光回忆录》：

    “（赵博生），一旦组织上决定了的事，他总是坚决地执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很强的组织纪律性。”“董振堂也是很好的同志。”“他曾向我表示，从此把一切都交给了党。”“这两位同志在红五军团是很有影响的。在教育改造部队中，他们与我们这些派去的干部合作很好。就个人来说，我深受感动。我也是以他们为师的。在部队发生动乱的时候，他们以老上级对部属的身份，配合政治委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赵博生积极配合肖劲光、刘伯坚、左权，坚决执行中革军委命令进行部队整训。肖劲光回忆：

    “有些旧军官不愿离开他们左右，博生、振堂同志努力说服这些部下，顾全大局，克服私人感情，服从组织的决定。所以在他们兼任军长的十三、十四军中，虽然有些波动，但由于军政首长拧成一股绳，问题解决的都比较顺利。”

    赵博生现身说法，向干部战士讲解参加革命、献身人民的意义，他与几乎所有的营以上干部都进行了个别交心。他还指示父亲与其他宁都起义骨干，分别去找连排干部，耐心做思想工作。稳定部队，赵博生起到了重要作用。黄火青政委对赵博生很信任，多方维护他在部队的威信，他们之间配合默契，有着很好的战斗友谊。与此同时，部队广泛开展尊干爱兵教育，部队上下关系融洽，精神面貌也有了实质性变化。

    五、血战长员庙，赵博生英勇牺牲在父亲身边。

    1931年12月底，在上海的党中央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取代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

    1932年2月初战役开始，红三军团部队久攻不克。此时，中革军委命令整训中的红五军团连夜开赴赣州前线。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把司令部设置于前沿阵地，派父亲到前线了解敌情。父亲带人冒险在赣州城外仔细绕了一大圈，途中与敌巡逻队遭遇，双方均有伤亡，直到天黑回到军部，向赵博生报告。父亲提出：“队伍强攻，未必得手；要攻城先炸墙！”赵博生听了以后果断地说：“这是我们红五军团打的第一仗，无论如何要拼他一下！”

    3月1日，红五军团奉命直接投入战斗。赵博生派1个步兵班的战士，在机关枪火力掩护下，将赣州东城墙炸塌。红三军团主力冲进了城内，遭到敌人反击。这时，敌人援兵4个团赶来内外合击，红军疲劳过度，伤亡很大。关键时刻，红五军团十三军赶到，董振堂亲自冲锋在前，率大刀队杀出了威风。在红五军团的及时增援、掩护下，红三军团等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重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的训令，红五军团打破建制。季振同仍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仍为政委，指挥红三、红十三军；黄中岳被调离他的老领导季振同，带红十五军到红一军团去了；赵博生带红十四军去了红三军团；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十三军政委何长工（后王如痴），参谋长张锡龙。父亲调到红十三军，升任军司令部参谋处长。

    肖劲光回忆：

    “季振同与赵、董两人相比，思想基础不同，旧军人习气更浓厚一些，思想改造任务更艰巨一些。”“他的表现还是好的，有些问题都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赣州战役后，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一些变化，提出离开红五军团到苏联学习的要求。”

    经中央批准，季振同离开红五军团经瑞金，准备出国，随即被被捕。当时在“左”的影响下，尽管走了司法程序，还是发生了“季黄冤案”，原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朱冠甫、张少宜等也被错杀。此案受牵连的七八个个，绝大多数宁都起义参加者未受影响，一批人受到重用，以后成为我党我军重要领导干部。我们的父亲与他的战友没有牵连其中，主要原因是受赵博生、董振堂的影响，参加红军之后，政治思想稳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决拥护党中央编整措施，毫无二话。

    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批评攻打赣州的错误。4月中旬，红五军团奉命从赣南赶到闽西龙岩与东路军主力会合，父亲所在红十三军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进攻漳州。8月8日，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命令“以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为主战军，首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争取赣江与抚河流域各中心城市。”

    8月上旬，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分别进至兴国和雩都（今于都）休整、改编。红三军回到红一军团，红十四军、红十五军回到红五军团，红十四军与红十三军合编为新的红十三军，红十四军番号撤销。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任红十三军政委（后王如痴）。父亲升任红十三军副参谋长，又一次在赵博生领导下战斗。

    1932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开始实施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赵博生指挥红十三军为右翼行动。1932年11月中旬，金溪、资溪战役开始，敌第十四师向黄狮渡进攻，被红五军团阻于彭家渡、徐元地区。赵博生奉命率红十三军3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战前，赵博生军长与父亲带参谋人员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战斗部署。赵博生强调：“这次战斗事关大局，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红五军团，我们誓死也要完成任务！”

    8日上午，敌人出动飞机、大炮轰炸我军前沿阵地，然后连续发起进攻。赵博生指挥部队顽强作战，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坚守住了阵地。11时左右，敌人组织又一次反扑，此时，父亲的军装被火烧得都是洞，浑身灼痛。他向赵博生报告：“一三五团的弹药剩不多了，有被包围的危险！”赵博生立即命令机枪连出击。机枪连的老兵多，有作战经验，战斗力较强，迅即打退了敌人。

    很快，敌人又集中大批兵力向红一三五团阵地轮番发起冲锋。赵博生对父亲说：“我去一三五团，这里由你负责指挥战斗！”父亲一听就急了：“军长坐镇，还是我去吧！”赵博生不理他，亲自带领特务连到了红一三五团阵地，与四十一师师长程子华一起指挥反击。

    敌人越来越多，进攻越来越疯狂，红军的弹药打完了，就用石块猛砸敌人，部队伤亡越来越大。这时，父亲带部队冒着凶猛的炮火，也上了红一三五团阵地战斗。

    父亲赶到之后，赵博生命令全体机关干部组成突击队，向密集冲上来的敌人发起猛烈反冲锋。赵博生命令父亲去攻打敌人的机枪阵地。父亲带领几名战士一阵手榴弹甩过去，敌机枪“哑了嗓子”，但敌指挥官仍然逼着成群的士兵蜂拥而上。赵博生、程子华又一次率领红军突击队猛扑过去，用马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父亲奋力拼搏，浑身都是血水。战斗中，赵博生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赵博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发、鼓舞红五军团的指战员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多年后，韩振纪惋叹回忆：“博生同志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就牺牲在我的身边。”

    金溪、资溪战役历时两个月，溃敌6个师，歼敌2000余，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敌主力精锐部队第九十师和孙连仲重新组建的第二十七师遭到沉重打击。

    赵博生牺牲时，年仅36岁。毛泽东称他为“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元帅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赋诗怀念云：

    “宁都霹雳响天暗,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血染红星”是指1932年12月，董振堂、赵博生被授予红旗勋章。红旗勋章基本形状为五角星，中间为一面红旗。这是央苏区的最高荣誉。

    赵博生牺牲后，红十三军番号撤销，父亲和一些红五军团团级以上、有过军校学习经历的先后干部调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总之，宁都起义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决定方案，并实施总指挥，派刘伯坚等联络、策划、指导，由二十六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直接组织并率领发动，从而取得胜利的。在整个过程中，二十六路军暴动将领、中共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特支与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在上海的党中央军委及兵训班、中共河南军委都在各个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脉相承，不能互为割裂。

    红五军团建立了英勇、悲壮、不朽的功勋。参加过“宁暴”的将士，大多数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我们的父亲韩振纪在赵博生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数十年奋斗生涯，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每当他谈起那些经历的时候，内心总是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