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苏北文工团

    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九：新四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

    新四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众多，这已被历史所证实。究其原因，有各种说法。从根子上来看，从叶挺任军长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的。新四军建立之初就任新四军教导总队主任教员的张崇文在其对新四军的回忆文章中就作了充分证明。后来，陈毅元帅看了张崇文的文章，要求有关部门和领导认真研究新四军的经验，以总结我军文化人才建设的经验。肖华、刘志坚两位领导也对新四军文化人才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影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张崇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入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部长，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大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中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新四军一成立，叶挺军长就主张大力吸收知识分子。那时，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项英、叶剑英、博古等领导人，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

    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在湖南集中的时候，徐特立同志在长沙，也为部队输送了一批知识分子。“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有关支援新四军的指示，以“移民垦荒”等名义，组织成百上千的人去皖南，其中以工人和知识分子为多。江苏省委也组织知识分子以慰劳团的名义去皖南，慰问结束后，即将大部分人员留下来参加新四军。这些人中间，有不少是文化界青年骨干分子。叶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动员了一批进步的医务工作者，来新四军从事战时医疗卫生工作，并通过他们吸收了一批护士。这些同志，后来成为军部和各师医院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为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刘少奇、陈毅担任新四军领导职务的时候，也十分吸收知注重识分子来新四军工作。张崇文同志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大后方加紧了白色恐怖，迫害进步人士，掀起反共狂潮，使一些进步的爱国人士、知名学者、文化人以及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得不离开大后方，他们历经颠簸，有的到了香港，有的来到上海。1941年年初，新四军部队在全力集中反“扫荡”的情况下，一师领导同志得知上述情况，便马上派曾在国民党大后方工作过的张狄刚同志专程前往联络。当时正在香港的范长江同志见到派去的同志当即召集十余人的小聚会，其中有邹韬奋、邵宗汉、汪达之等人参加。张狄刚同志在会上汇报了苏北解放区情况，并代表组织欢迎他们尽早来解放区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张狄刚同志返回以后，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让他立即去军部向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听了十分高兴。不久范长江、邹韬奋等都陆续到达苏北。他们经过苏中时，粟裕同志亲自主持欢迎大会，请他们给部队演讲，介绍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形势，开阔了部队的视野，给指战员以教育和鼓舞。

    新四军地处江淮河汉，是我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新四军领导人很重视吸收学者名流来部队和根据地工作，以提高整个抗日根据地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军部主要领导人很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好棋，对部队有教育和示范意义。我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根据地不断扩大，来新四军工作的各类专家学者，数不胜数。沈霁春同志，他是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曾在南京中央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任教。他在比利时留学期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可是那时日军占领的上海，每天在街上都要遇见狰狞凶恶的日本兵，一种受人凌辱的感觉充塞心胸，他感到居住在上海难以忍受下去。当他得知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有一个教生理学的机会，回家与妻子反复商量后，毅然抛弃了在上海较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优裕的生活待遇，决定到解放区，为祖国的解放尽一份力量。他于1945年6月偕同夫人丁瑛及四个孩子，携带简单的行李，从上海出发，经镇江过江，混过敌人的关卡，直奔解放区。渡江后，小孩用箩筐挑着，步行十余日，当他到达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以后，受到卫生部崔义田、宫乃泉两位部长的热情接待，分配到新四军军医学校担任生理学教授。从此他穿上了灰军装，成了新四军的一员，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1年春天，沈其震从皖南绕道上海到苏北，在上海结识了奥地利著名泌尿科、妇产科专家罗生特，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沈其震同他一起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和少奇同志亲自接见罗生特，并主持了欢迎他参加新四军的大会。陈毅在讲话中对他遭到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斗争表示钦佩和慰问，对他坚决参加新四军，为抗日军民服务表示热烈欢迎。

    罗生特来到敌后，很快就适应了战斗环境，与我们共同工作生活。他不辞劳苦，用精湛的医术，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受到军、师首长的称赞和伤病员的爱戴。他经常越过封锁线，为指战员治病、做手术，为医务人员上课，传授知识和技术，提高医疗水平。

    陈毅对罗生特非常尊敬，赞扬他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政治上热情帮助他，生活上对他关怀备至，送咖啡、香烟以及将自己的坐骑和佩带多年的比利时马牌手枪送给他。他俩结为密友，同唱《国际歌》，共吟《马赛曲》，经常促膝谈心。不久，罗生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9月，陈毅同志亲切地和罗生特同志谈话，请他到山东去，为一一五师师长兼政委罗荣桓同志治疗肾脏病，罗生特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从此罗生特跟随罗荣桓转战山东、东北，一直到全国解放。罗生特先后担任一一五师卫生部顾问、东北联军总部医学顾问和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

    对于在白区工作被国民党政府关进监狱，抗日战争爆发，经我党营救释放出狱的知识分子，以及在敌伪占领区工作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都尽量动员他们到抗日根据地来工作。刘少奇、陈毅得知恽代英烈士的胞弟恽子强和恽代英烈士之子恽希仲仍在日伪占领的上海教书，嘱咐利用关系去上海采购药品器材的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把恽子强教授一家七人带到盐城。新四军卫生部安排恽子强教授，助教阮学坷筹办华中制药厂，恽子强教授尽职尽责，在部队得到了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等领导职务。

    教育、培养知识分子是新四军始终坚持的方针。为了教育、培养大批知识分子，新四军办了各种训练班、军政学校、抗日军政大学、教导队等。这些学校为树立知识分子的革命人生观，教他们抗日杀敌的本领，起了良好的作用。

    我军挺进到苏南茅山，陈毅同志就指示举办抗日青年训练队，进到苏北又举办抗日军政学校，黄桥决战后，在盐城成立华中指挥部，接着成立了抗大五分校。陈毅兼任校长，洪学智、冯定任副校长。“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各师陆续成立六个抗大分校，校长都是各师首长兼任，他们还常到抗大分校讲课和作报告，教职员队伍中有一批很有名望的学者名流，如薛暮桥、冯定等同志。担任大队领导干部的，都是红军干部，他们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战争经验，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传授给知识青年。

    同时，各旅还成立了教导队。各业务系统举办各种训练班，如电训班、会训班、各类医务训练班等，也都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经过培训，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1941年，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党校，刘少奇兼任校长，他在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多次来党校授课。

    “皖南事变”后一个月，鲁艺华中分校成立，刘少奇、陈毅都出席了成立大会，当时在鲁艺工作的有孙湘、邱东平、黄源、许晴、蒋天佐、陈岛、刘保罗、何士德、章枚、莫璞、许幸之、孟波等（邱东平、许晴同志在反“扫荡”中牺牲）。

    后来，军部在淮南根据地创办江淮大学，上海地下党动员了一批较有名望的爱国教授、学者来根据地任教，其中有教育家韦悫、张宗麟，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以及孙绳旨、陈瑞等十余人。1944年，为准备大反攻，苏中抗大九分校改为苏中公学，苏浙军区开办了苏浙公学。

    为了培养医务干部，军部和各师都办了卫生学校，旅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1942年，军卫生部办了华中医学院，为提高部队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作出了贡献。军和师卫生部还办了医学报纸和杂志，指导各级医务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

    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同知识分子的现代科学文化相结合，他们的军政素质起了重大变化，如虎添翼；知识分子来到革命部队，他们的知识得到了充分发挥，如鱼得水。军政治部根据上述两个情况，要求各部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长，广泛深入地开展科学文化活动，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涂克是杭州西湖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来新四军参加抗日工作的，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不久，他被分配到新四军三支队当文艺干事。刚到部队不几天，谭震林同志就派警卫员把他叫去，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听说我们部队来了个大知识分子，文化人，我很高兴，你就是专搞画画的吗？”涂克回答：“是学油画的。”谭震林说：“啊，我们部队正搞500字认字运动，消灭文盲，你可做些看图识字的工作。此外，你还能唱歌作曲吗？我们部队从福建下山来，只会唱《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全支队没有一个文化教员，歌都没有人教。”涂克说：“我爱唱歌，也可以教歌，但没有作过曲。”谭震林说：“哎呀，知识分子嘛，有什么学不会，买几本作曲的书，你一面学就一面作曲嘛！你开几本书，我叫侦察科派人到敌占区去买。”不久就把书买来了。从此，涂克就一边学，一边作曲。一次，他跟部队去打伏击，打了胜仗，缴了许多武器弹药和日本军大衣、军毯。回来路上，就一面作词，一面谱曲，写出了第一首处女作《胜利归来》。回来后就先教满载胜利而归的伏击部队，很快传开，全支队都唱这支歌。后来，他调到江南指挥部，正遇上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包围我水西驻地，一位同志写了一首《打击顽固分子》的歌词，请陈毅同志改了以后，叫涂克连夜写出曲子。第二天一早，他到陈毅同志房里，陈毅说：“你就放声高唱吧！”涂克就以一个男中音的嗓子放声高唱。唱罢，陈毅同志说：“要得，你马上到连队去教，这就是战斗动员，越快越好！”涂克便立即集中各连文化战士，教会他们，回去就教各连战士，两天之内，整个部队都唱起这支斗志昂扬的歌曲，歌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就这样涂克同志走上了作曲的道路，以后又写了《白菜心》《当心鬼子来抢粮》《黄海之畔》《苏北之春》等等。涂克同志年逾古稀回忆这段历程时，仍深有感慨地说：“是谭司令指引我走上作曲之路的。”

    著名的木刻家赖少其同志，抗战初期在桂林帮助刘季平同志编辑《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月刊，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准备逮捕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得知后，便立即通知他迅速离开，并介绍他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到部队后，他主动到炊事房教炊事员识字，后来他请求上前方，被分配到三支队五团当宣传股长。他因为经常给战友上课，干部们反映，说他这个股（鼓）打得最响。“皖南事变”中，他和五团二营战斗在一起，始终坚持在火线上，后不幸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曾被吊在铁笼中。后来他和战友邵宇同志一起越狱回到苏中，解放战争中他任十师二团政治处副主任，因领导有方，他自己也立了功。

    著名的作曲家、《渔光曲》作者任光同志出身于一个石匠家庭，自幼喜爱民间音乐，入上海复旦大学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一面做杂工，一面学习钢琴调音技术和作曲，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再度去法国学习音乐。在巴黎参加进步音乐活动，1938年回国，1939年又去新加坡等地，在侨胞中组织音乐团体，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到重庆，后随叶挺同志投奔到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他的足迹可以说体现了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所走过的历程。在“皖南事变”中，任光同志不幸光荣牺牲。

    随着新四军威望的提高，知识分子一批一批来新四军，为新四军干部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起了很大变化，甚至大学生到连队当兵的事，也不足为奇。他们在连队中经过短期锻炼，又被选拔成为军队骨干。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给部队和根据地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使部队各条战线上的建设大为增强，全面地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师、旅、团都办有报纸，有编辑、记者，有能画的，有刻钢版的。其中著名的，如四师创办的四开油印小报《拂晓报》，这份小报传播国内外新闻，分析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形势，表彰战斗英雄人物和先进工作者。这张报纸仅有编辑兼记者兼缮写员四人，每人一版，自编自刻。这张报纸，曾流传国外，在美国纽约展出。当时国外的许多报人和学者，不知这张报纸是哪种铅字，哪种机器排印出来的，惊讶不已，视若珍宝，《拂晓报》因而名扬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