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六：新四军最好的朋友德国人汉斯·希伯

    我对汉斯·希伯的研究写作编著，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他的历史资料和文章，经我手的太多。我所写、所编的文章，至今仍流传于纸质和网络媒体。几十年来历经千回百转，许多本为我所编所写，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见庐山真面目了。对此，我始终认为是一件好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对党史和军史宣传工作来说是件大好事。

    汉斯·希伯，出生于原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德国共产党员。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文。自1925年以后曾多次到访中国，先后参加过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成为新四军最好的朋友，抗日战争期间牺牲于沂蒙山区。

    1925年，汉斯·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对当时上海发生的工人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为争取生存、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继而对全中国进行的民主革命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希伯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经历和他对中国的认识写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年—1927年》一书，并在柏林出版。他的书，吸引了全世界无数关心中国的读者，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就此，在西方，有许多人因他的书，而远道奔赴中国。

    1932年秋，希伯告别他新婚的妻子秋迪，再度来华。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随丈夫来到中国。希伯来到上海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

    他的妻子秋迪也是德共党员，此后这一对夫妇，活跃在上海等中国的大城市。希伯还以“亚细亚人”为笔名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诸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进而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七七事变爆发后，希伯看到中国人民英勇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比激动。他以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记者的身份积极撰写文章，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呼吁全世界人民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经过一个阶段深入的探索和了解，为系统性的报道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抗击日寇的情况，希伯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进行实地考察。

    1938年春，经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希伯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和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在延安希伯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和群众，足迹遍布延安的山山水水，亲身感受到延安军民高涨的抗日热情，并将亲见亲闻，如实地向世界作了报道。　　

毛泽东主席接见汉斯.希伯

    1939年2月至3月间，希伯同史沫特莱和美国记者贝尔登等，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从上海取道浙江前往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见到了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粟裕等新四军领导，并当面聆听了周恩来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阐释。在那里，他和新四军将士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经常被这支军队的勇敢和纪律深深感动。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闻讯义愤填膺，先后在《美亚评论》上发表《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磨擦有利于日本》等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陈毅代军长邀请希伯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希伯于1941年5月21日，以美国“太平洋学会”记者名义，携夫人秋迪成行。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精心安排以及中共地下交通的护送下，希伯化装成德国医生，秋迪化装为护士，两人携带了两箱药品和一些医疗器械，通过戒备森严的日军哨卡，登上了由上海开往苏北的“安泰号”客轮。

    希伯在记叙这段经历时写道：“汽笛一声长鸣，客船徐徐离开了码头。我的心绪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紧张之后，渐渐恢复了平静。从上海乘坐的慢船，沿着黄浦江到长江，航行约十二小时，然后上岸。进入长江北岸地区，还须穿过一小块日本人和汪精卫控制的地方。交界线上的岗楼或碉堡里的伪军，用检查‘军用物资’的名义逐个检查。并且警告我说，从现在起，皇军不能再‘保护’你们了。以后，我们依赖新四军便衣的保护，到达通往新四军控制区的门户。”

    5月底，希伯夫妇乘船到达盐城。刘少奇、陈毅为希伯夫妇的到来，在盐城大众戏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汽油灯把戏院内照得通明，新四军军部机关和华中局机关干部，盐阜区和盐城县地方党政干部，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以及大后方来盐城的文化人，共千余人参加。陈毅在致词中说，在全国弥漫着反共倒退的逆流中，新四军并不孤立，不但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的支持，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外朋友的支持。德国记者希伯和夫人秋迪从欧洲来到中国，又从敌占区的上海来到盐城，这说明新四军是正义之师，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得到全世界人民支持的。

    在一片掌声中，希伯登台演讲：“今天这个盛大的晚会，对于我来说非常荣耀。我到过八路军的陕北和新四军的云岭，我能在盐城重访新四军，在两支中国前进的队伍里走，研究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是我平生最自豪了。自重庆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以后，它向各方面宣传新四军已不存在了。大江南北的日本‘皇军’希望这是真的。我此次来到贵军后，亲眼看到新四军比以前壮大。我不但要向全世界报道新四军仍然存在，而且已强大地生长起来。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是国际人士最关心的最令人感到兴奋的中国抗日武装。从新四军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抗战中的团结与合作。国际人士把新四军和八路军看成是反抗日本侵略和取得胜利的保证，是争取中国独立与民主的保证。国际人士知道，你们已写下了光辉的抗战史绩。”希伯最后强调说，“你们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人士的胜利，你们的斗争，也是和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我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在自由的世界里，站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秋迪女士亦登台演说。她盛赞了盐城的新气象，表示今后要同苏北人民一起生活，把耳闻目睹之事实，告诉给全世界人民。最后，鲁艺华中分院师生表演了《怒吼吧，长江》等歌咏节目，秋迪女士亦应邀用德语演唱了歌曲以助兴。

    为便于希伯的活动，军政治部安排曾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负责保护希伯夫妇从上海到盐城的中共党员陈志存担任希伯的翻译，同时还配备两名警卫人员和一名女服务员。希伯随身携带了一台英文打字机，白天采访，晚上打印。他的文稿经中共地下交通送达上海，再由上海转寄海外，分别在美国的《太平洋月刊》和《亚美评论》上发表。希伯在盐城与士兵、农民、工人、学生、商人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战斗生活，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数十篇报道、评论等文章。希伯还重点采访了陈毅代军长，多次与他长谈，了解新四军的现状、新四军的政策、以及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状况。他们还多次谈到中国文化、根据地的抗战文化与外国文化。经过采访，希伯加深了对新四军的了解，他将采访结果写成了《重访新四军占领区》《我与抗战中的新四军》《战斗在日本战线之后的游击武装力量》《苏北印象记》等几篇通讯，发表在《亚美评论》及《太平洋事务》杂志上。

    陈毅非常关心希伯夫妇在盐城的工作、生活，除在工作中提供方便外，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凡对日作战中缴获的咖啡、食品罐头以及胶卷等，陈毅都派人送给希伯他们。夏天蚊虫多，陈毅军长的夫人张茜根据陈毅的意思，送去麻布蚊帐，并嘱咐炊事班同志，希伯夫妇的碗、杯、汤匙一定要专用。陈毅还常请希伯夫妇一道吃饭。陈毅发现秋迪女士喜欢吃水煮花生米，还专门派人给她送去一些花生。一次，希伯对陈毅谈起了他1938年春天到延安会见毛泽东的情景。他说：“毛泽东欢迎我到根据地作考察与采访，但又严厉批评了我对《西行漫记》的态度。我感到困惑不解。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毛泽东认为我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以后通过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实地采访，特别是这次对苏北的采访，我加深了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与理解。现在如再遇见毛泽东，他大概不会再批评我了。”陈毅听了笑着说：“你是老共产党员，而斯诺只是进步记者，不能也不必要求斯诺的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对你要求严是好事啊！毛泽东如果了解你现在的进步，肯定会替你恢复名誉。”说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1941年6月的一天下午，雷雨初霁。希伯与刘少奇、陈毅一起出席了盐城县参议会的一次会议。希伯应邀对全体参议员作演讲。他说：“这天气的忽晴忽雨，象征着抗战时局的艰难，这大雨后的晴朗，又象征着苏北的新光明。在参议会诸公的努力下，全苏北人民和军政当局，是会团结得更紧密的，苏北的抗日民主政权，经过这次大会将更加充实和巩固起来。” 希伯对根据地的参议会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数次采访刘少奇，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三三制”政权以及参议会的形式、性质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以后，希伯又用很多精力研究盐城减租减息情况，访问了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贺希明，并对盐城的社会经济进行分析，将盐城与外地作比较，将新四军地区与国民党大后方作比较，写下了《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新四军地区游击力量的作用》等文章。文章写道：“新四军在黄河、长江之间建立的根据地，其政权的特点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抗日斗争中团结起来的中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刘少奇告诉我，这种政权是在中国抗战环境中产生的，历史上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存在着如此的情况。”文章在美国《亚美评论》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希伯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苏北根据地的一系列活动。在盐阜军区举行五卅运动16周年纪念大会上，希伯到会发表演讲。他向盐城人民追述了当年在上海目睹五卅运动的经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为，称赞中国人民为独立自由而觉悟。他说：“在抗日斗争进行到第4年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16年前的‘五卅’斗争，而应把这一斗争的气魄，运用到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去，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引向胜利的前途。”1941年6月1日，《江淮日报》以“国际友人作正义呼声”为题，刊登了希伯发表的演讲词。抗大五分校在盐城建立后，希伯多次参加该校师生的集会，他还给学生进行关于《中国革命与国际问题》的演讲，与学生一起讨论时事。学生的艰苦生活和刻苦精神，给希伯留下很深的印象。希伯多次鼓励这些学生，希望他们毕业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成长为中国抗战的新干部。

    1941年6月22日，希伯出席了刘少奇、陈毅召集的记者座谈会，并发表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德国入侵苏联是一个重大的事变。”“德国法西斯的这种侵略行为，必将受到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严厉惩处。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将完全站在苏联方面，粉碎、驱逐现代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的德国暴君制度。德国人民在真理和正义的旗帜下，与苏联人民一起，努力恢复被暴君统治所污染了的美丽山河，来挽救那曾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和席勒，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来挽救那被希特勒和戈林等流氓推上毁灭之途的德意志。我深信为正义、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苏联，必能完全粉碎暴徒的狂妄与冒险。胜利是属于苏联的！”刘少奇、陈毅十分赞同希伯的看法，希望他写些文章，帮助中国人民认请形势，鼓舞士气，坚持抗战。希伯为此专门写了《世界大战在现阶段的性质》一文，译成中文后发表在《江淮日报》上。希伯很关注苏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对诞生在苏北平原上的鲁艺华中分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多次到鲁艺华中分院活动，和师生座谈，并同他们一起搞文娱活动。希伯曾应邀对鲁艺华中分院学员作题为《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之关系》的演讲，希望师生们以高尔基为榜样，致力于革命的文艺工作，深入现实的生活，用文艺的形式，把新四军的战斗事迹写出来。在“抗大文艺工作团”成立大会上，希伯到会致词，就文艺的性质和作用阐明了他的观点：一是把政治与艺术密切联系起来，反对单纯的艺术观点；二是让文艺的武器成为大众运用的武器，反对统治阶级以文艺为麻醉民众之工具；三是使文艺武器成为提高大众精神与觉悟的桥梁，造就人民成为抗日的先锋军；四是文艺要向大众化道路发展。希伯希望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有所长进，不要辜负时代的要求。

    希伯与盐阜地区的工人、农民、商人、地主士绅及妇女、儿童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和夫人秋迪还一起到地主士绅家做客，和新四军军部首长以及苏北地方党、政领导人一起到戏院看戏，到学校听课，并且还种过庄稼，摇过纺纱车。所有这一切，都给希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也成为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他热爱新四军，热爱苏北人民，苏北人民和新四军也热爱这位支持中国抗战的德国朋友。

　　1941年7月，希伯夫妇与新四军指战员一起，参加反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战斗，在5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中，希伯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一起生活，并从事紧张的采访活动。艰苦的斗争生活，既锻炼了希伯的意志，也丰富了他的生活。他在苏北3个多月的时间里，撰写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通讯和文章。其中有《新四军是胜利的标志》《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论苏日关系》以及长达8万字的手稿《中国团结抗战中新四军和八路军》。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个拿笔的记者，而且是一个拿枪与中国人民一起战斗的国际主义文化战士。

    1941年9月，希伯离开苏北，前往山东八路军第115师采访。

    同年11月，日军在山东沂南发动“大扫荡”，希伯随第115师的一个连队活动。11月30日晨，希伯所在的连队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将八路军的这个连紧紧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参加了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成3个小分队向西南方向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1分队先走，但他不肯先走。第2分队开始突围时，他又要求战斗到底，领导未同意。当他拔出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第3分队时，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了，突破口被封锁。尽管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都倒在血泊中。希伯满腔怒火，从牺牲者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他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时年仅44岁。

    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等题写的“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奔走欧亚、血染沂蒙”，这是对希伯一生精辟的评价。

    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为希伯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希伯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汉斯·希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