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一部跨越时间、空间领域的经典著作。

    从时间上看，2500多年以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武器装备不断升级，战争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由刀光剑影的冷兵器，发展到威力巨大的火药兵器；由单纯地面作战，发展到陆、海、空、天、电磁多维空间作战；由接触作战，发展到非接触作战；由传统作战方式，发展到信息化甚至智能化作战方式，最近又提出混合战争的概念。但万变不离其宗，《孙子兵法》揭示的战争规律没有变。古代、近代、现代的将领，都把《孙子兵法》当作必读之书。

    从空间上看，《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到日本，18世纪传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日、英、法、德、俄、西等30多种语言的译本，目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译本。《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从专业领域看，《孙子兵法》不仅对从事战争指挥的将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对经商的人、从政的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只要认真领会《孙子兵法》的真谛，各行各业的人都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战场、商场、职场都具有竞争的性质，而《孙子兵法》揭示的战争规律，实际也就是竞争的规律。

    揭示战争、竞争规律靠什么？靠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知识分为三大类：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三是哲学。哲学是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规律的学问。正因为如此，哲学被称为大道之源、百科之首。哲，是大智慧，哲学是大智慧的学问。《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揭示战争、竞争规律，之所以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推崇，之所以受到各行各业有识之士的青睐，之所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说到底，就是因为它是一部饱含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诡”就是聪明、智慧，就是哲学。《孙子兵法》饱含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朴素的唯物论，二是朴素的辩证法。《孙子兵法》有两句至理名言。一句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讲的是唯物论。一句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讲的是辩证法。

    一、《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

    哲学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究竟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是存在决定思想，还是思想决定存在；人的主观能不能能动地认识客观，能不能积极地改造客观。由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便有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

    唯物论又分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是强调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唯物论既承认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又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唯心论又分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强调天道鬼神主宰世界。主观唯心论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孙子兵法》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朴素唯物论的世界观。

    （一）不信天道鬼神——反对客观唯心论

    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天命论长期统治着古代人们的思想。商朝以卜主，而周朝则以筮为主。商朝是占卜发展的鼎盛时期。春秋末期随着奴隶主政治统治的动摇，哲学上的天命与反天命，有神论同无神论的对立和斗争十分激烈。伴随着百家争鸣生动局面的出现，人们终于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鬼神”发起了挑战。老子着力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道，而孔子则“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都对天道鬼神给予了质疑和否定。在这场反天道鬼神的斗争中，孙武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孙武对“天”作唯物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同宗教把“天”看作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战争中，他竭力反对用迷信的方法去预测胜负，主张“禁禅去疑”，（《九地篇》）“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用间篇》）表现出鲜明的无神论思想。

    孙武在否定天道鬼神的同时，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种因素，无论政治（道），自然（天地），人与经济（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孙武强调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

    孙武认为，自然界的天是物质的，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可以转之服务于军事斗争。他在《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珍贵的论述，如“昼风久，夜风止”，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他还发现“月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时，必然有大风，可以采取火攻。

    （二）主张科学决策——摒弃主观唯心论

    孙子的朴素唯物论还表现在他在战争决策问题上主张力避主观，力求客观。如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国君不可以因一时愤怒就轻率地发动战争，将帅不可以因一时恼怒而冒然出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就停止。从国家 利害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感情出发，是正确决策的第一步。

    几百年以后曹操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三国时期有许多事例印证了这一思想。如蜀汉昭烈帝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怒发倾国之兵以伐东吴。此一兴师并非出于国家的考虑，也非为人民利益着想，而是以兄弟义气高于一切，感情用事，因此招致惨败，被东吴都督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终至百帝城托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司马懿。当司马懿与诸葛亮在五丈原对垒之际，任凭蜀将如何挑战骂战，司马懿坚守不出。当诸葛亮遣“巾帼妇人缟素之服”（女人的衣裳）给司马懿时，懿仍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竟豁达地收下。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三）战争决策首先立足于“综合国力”

    《孙子兵法》开卷第一篇就着重论述以“五事七计”预知胜负。“五事七计”就是综合国力。孙子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道”，即民心，即政治信誉。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民众与君主是否同心同德，可与君主同生死而无违疑之心，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孙武之后，孙膑曰：“天地之间，莫贵有人”。儒家孟子在讲“天时地利人和”，将“人和”放到重要位置。可见他们的观点与孙武是一致的。打仗总是要用人去打，人民如果不愿意效力，这个仗无论如何也不会取胜的。抗击新冠肺炎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采取人民战争的方法，果断封城，全国一盘棋，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美国科技发达，医疗设备先进，但不把人民生命放在心上，而且把新冠肺炎这类科学问题作政治炒弄，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感染，六十多万人死亡的局面。铁的事实说明，“世间万物，民心最大”。

    “天”是指昼夜、寒暑与四时节律的变化。“地”是指道路之远近，地势之险厄平易，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这都是制约战争胜负的自然物质条件。《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就是考虑了天、地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制约。

    “将”要求将帅要具备智谋、诚信、仁爱、勇敢和严明五项卓越品格，惟智能谋，惟信能守，惟仁能爱，惟勇能战，惟严能临，此五者缺一不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之所以能团结带领官兵在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靠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的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在朝鲜战场，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靠的是什么？就是发展了这五种品格，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钢铁般的意志和勇敢不怕死的精神。

    “法”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分管理与军队物资的掌管使用。法严则治，治责强；法疏则乱，乱则衰。法令行，士卒用命，军队战斗力会有显著提升。大家知道十八大之前，由于郭伯雄、徐才厚等干扰破坏，把军队传统搞丢了，作风搞坏了，声誉败坏了，军心涣散。当和平兵思想蔓延，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这支军队还能不能打仗。十八大之后，习主席高瞻远瞩，严明法纪，反腐纠风，严厉惩办了郭、徐、房、张一批腐败分子，重整纲纪，重整军威，聚焦打仗，士气大振，军队的作风纪律明显好转，战斗力显著提高。

    从以上这五项基本要素分析比较，哪一方的君主开明，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军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据此，就可以预知谁胜谁负。

    为进一步阐明综合国力是决策战争的重要依据，孙子还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战争是一项极其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事件，如果动用战车千辆，辎重千乘，士卒十万，千里馈粮，每天光是正常开支就要耗费千金。后来曹操对此注曰：“购赏犹在外之也”，悬赏的钱还要另外追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财力物力，十万之众才可能开动起来。消耗如此巨大，国家一般承受不起。如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势必导致兵锋困顿，锐气挫伤，国家草野之物耗尽，军队战斗力完竭。

    立足于此，孙子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原则，即用兵贵在战机出现时，迅速采取行动夺取胜利，而不要旷日持久。所以孙子说：“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另外再具体分析国家之土地、人口、兵员等的关系时，《形篇》又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认为，由于敌我双方拥有的土地面积的不同，就产生经费、全国物产和人口的量不同；由于这种“量”的不同，就产生能够动员和供应多少军队的“数”的不同，而这种“数”的不同又产生对双方军力强弱对比“称”不同，也就构成双方胜败的物质基础，进而就可以初步制定胜券谁属的问题了。胜利的军队较之失败的军队，就好比以镒称铢那样处于绝对优势（镒铢是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二十四两为一镒），而失败的军队较之胜利的军队，则像以铢称镒那样处于绝对劣势。当然，也不要太绝对了，剑不如人时，可以用剑法补短，以弱胜强。但最好是剑也锋利，剑法也要高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壮大自己，自身强大了就更有取胜的把握。

    （四）透过现象看本质

    唯物论认为，凭感觉、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一些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它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和本质。毛主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的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作。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战争现象较之别的社会现象，更难琢磨，更少确实性，更带有“盖然性”。因此，对于战争现象而言，尤其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通过现象看本质，使认识不断深化。

    孙子在《行军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可称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经典：“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这里所说的树动、草障、鸟起、兽骇是现象，而来、疑、伏、覆才是本质。

    用假象调动敌人，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用。孙子在《势篇》还有一段描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向敌示以军形，敌人就会听从我之调动；投敌小利，敌人必然会来夺取。用利益诱动敌人，再用劲兵去对付他。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治而示之以乱。（比如韩信的井陉之战）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勇而示之以怯。（比如孙膑的减灶法）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强而示之以弱。（我们闷头搞建设，不要动不动就嚷着讲“厉害了我的国”，要“埋头发大财”像南海岛礁建设等）（历史上，匈奴藏匿精壮而示弱，以围困汉高祖刘邦。西汉初年，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逼近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去迎击匈奴，匈奴单于冒顿为诱使汉军北上，将精锐部队全部隐匿起来，只留一些老弱残兵于外。汉军32万人一路北上，到达平城，即被冒顿40万精兵围困，激战七昼夜方解。）

    （五）实践出真知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更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认识不断深化，达到“真知”的过程。孙子曰：“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性质而致死升至第，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孙子认为，通过战争实践，即试探性地进攻，可以获取敌人的真实情况，筹划谋算，研究敌我计谋的得失。挑动敌人，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侦查敌情，察知敌人的虚实备虞状况；与敌作试探性的接触较量，以发现我的有余和不足之处。

    由此可见，孙子不仅重视对于所获取的材料的分析判断，而更加重视实地的调查研究。毛主席曾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主席在这里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2000多年前孙子的观点是一致的。

    （六）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孙武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认清形势，科学决策，正确指挥，运用战争规律指导作战，是能够取得战争主动权的。他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讲要想办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他还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也是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作战中取得主动，避免被动。

    孙武把认识和适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这就可以避免机械唯物论的错误。

    二、《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

    辩证法是哲学里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讲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运动规律的。辩证法的要点：一是事物内部是可以分的，一分为二，负阴抱阳，互为条件，互为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二是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三是事物是永恒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孙子兵法》中渗透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辩证法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一）分析事物强调“两点论”

    “两点论”是孙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武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孙武指出，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等，战争中的对立条件，都是相互依存、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防御作战时：“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顾此”则“失彼”，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的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种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对于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以小敌大的国家和军队，无疑是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

    《孙子兵法》的两点论，还表现在他对阴阳说的灵活运用。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对此注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可见，军事上的胜负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重阴阳的运用。孙武在《行军篇》中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侧翼的依托。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运用，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

    （二）永恒发展的观点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运用了朴素辩证的发展观，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中，变化和发展是无穷无尽的。孙武把这些变化比作“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他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就像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中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军队的士气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需要的物资和进行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着，“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总之，战争及与战争相关的事物，一切皆变。

    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善于临时应变，根据敌变而定我之变”。

    “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指挥员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式，才能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孙武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度”的问题。事物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他在讲爱卒不能骄纵时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他强调对士卒关心爱护，士卒就会赴汤蹈火，但如果超过一定的“度”，变爱护为骄纵，那样便会后患无穷，以至于无法用来作战。

    （三）普遍联系的观点

    孙子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和解决。

    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全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与《军志》上说的“有德不可敌”（政治清明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可谓一脉相承。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则将其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们讲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中美博弈，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在习主席党中央领导下 “修道保法”，是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团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最顽强的意志、最无穷的力量。

    战争、军事与经济密不可分。孙武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可见一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的消耗是何等之巨！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避免国力过度消耗，使得百姓免受贫困之苦，这是需要君主解决的问题。最近大家看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狼狈得很，美军入侵阿富汗花了两万多亿美元，造成数万人伤亡，最后溃败回国。可见，武力侵犯一个国家是不得人心的，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水土不服会遭报应的。

    战争军事离不开外交。在说到外交策略时，孙武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道诸侯意图的时候，不可与之结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将兵威加到敌人头上，能使其得不到盟国诸侯的配合策应）；“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不争着去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使任何国家的势力强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兵威指向敌人，就可拔取它的城邑，摧毁他的国家。）（《九地篇》）中国在和西方之间的外交斗争，这次天津会谈，我们在掌握外交斗争主动权方面做得很好，彰显了中国气魄，大长了民族志气。

    （四）矛盾分析的方法

    《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强调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了解、准确地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并找到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措施。

    《军争篇》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说，军争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将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处理战争。在《九变篇》中，孙武对此问题又进一步说明：“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就可以增强胜利的信心。孙武在《作战篇》中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五）促进矛盾转化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进一步指出了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道理。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意思是说敌人休想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使他移动。《孙子兵法》对于虚实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孙子曰：“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要求“避实而击虚”，“因形而错胜于众”，（《虚实篇》）变我虚为实，敌实为虚，胜利就有了希望。《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