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八：他们为组建新四军在行动

    江渭清、陈仁洪、刘文学、钟国楚、卢胜、陈茂辉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中央红军长征后，他们留下来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捍卫红色政权，为保护革命的火种，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做出了坚决顽强的革命斗争。西安事变后，他们在大局下行动，为将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留下来的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又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了不懈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为将这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珍贵的历史印象保存下来，他们又积极主动地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都分别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记录新四军的创建，他们在南京、南昌、北京多次集体回顾、一起讨论有关新四军重建的艰难历程，我有幸多次受邀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聆听了这些老革命家们生动的历史回顾：

    江渭清，历任南京市委副书记、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福州军区政委、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湖南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参加平西游击队。1929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起历任红军连政委、大队政委、团政委，参加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1935年任平江中心县委书记兼边区政委、鄂东南道委书记，西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湘鄂赣边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新四军十八旅旅长、十六旅政委和苏南区党委书记、第一支队一团参谋长、副团长，率部在高淳、当涂、溧水边界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十六旅政委、苏皖区党委书记、苏南行政公署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六师副政委兼苏中二地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参加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等战役。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

    陈仁洪，历任66军副军长、24军军长、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江西铅山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参加长征，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参加了将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在新四军中历任营长、副团长，在皖南事变中，率部掩护军部突围，身负重伤。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7师21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6纵17师副师长、16师师长、24军70师师长。1952年入朝作战，历任24军70师师长、24军副军长。

    刘文学，历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上海防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第三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湖南省醴陵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连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县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5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黄桥决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23军副政治委员。参加了孟良崮、莱芜、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

    钟国楚，历任27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任安徽省军区第二政委，后担任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兼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1977年任江苏省委书记。1979年到1988年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江西省兴国县人。1930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闽赣军区独立18团大队政委、闽西南军区独立8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闽西、闽赣边游击部队组成新四军2支队3团，钟国楚任3团政治处主任，后任4团政、46团政委，16旅代政委、旅长、苏南一军分区司令员。经历了皖南事变。1943年，16旅在江渭清、钟国楚指挥下，解放了高淳的安兴、漆桥地区，并发起溧高战役，攻克东流、新桥和漆桥地区，为新四军继续向南发展提供了前进基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6师16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6纵18师师长，第三野战军26军副军长。1952年，任志愿军23军军长，率23军入朝作战，在石岘洞北山进攻与反复争夺战斗中，与美7师的4个营反复争夺北山6个昼夜，巩固了阵地，毙伤俘敌3507人。后任志愿军19兵团参谋长。

    卢胜，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和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海南省琼海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支队长、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团政治委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师一旅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师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三军政委。

    陈茂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政委、江苏省军区副政委、第三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副兵团职）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参加长征，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参加了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部队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特务团政委，华中军区1师2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3军68师政治委员等，参加了莱芜、盂良崮、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西安事变之后的大趋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隆隆。7月8日,党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紧急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8 月14 日被迫发表“自卫”宣言。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蒋介石公布了我党提交的两党合作宣言；次日,发表了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全国规模的抗战得以实现。

    所有这些情况，当时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队都是不知道的。这6位领导同志虽然未随主力红军长征，但他们各自在所在的红军游击区部队中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对各部队的改编也是其后、有些是到了新四军成立后才知道的。

    他们说，三年来, 由于国民党集中全力“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对时局的变化和国共抗日合作的消息,最初只能从报刊上、从敌人的动向上、 从多方面探听的情况、消息、传说中得知,是真是假? 不能不令人生疑。

    陈毅、高敬亭等人对形势的预判

    1937年7月底,项英、陈毅等人从香港出版的刊物《新学知识》上,看到了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上报告的精神,随后便向国民党大庚县县长发出了一个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9月上旬,陈毅作为我方代表,到大庚池江镇与国民党县长谈判,后又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国民党46师的代表谈判。我们的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省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上的方便,以便迅速地和各游击队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又怎样处理,由中共中央负责。9月下旬,项英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并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这样,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从此又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了。

    江西红军游击队由陈毅同国民党代表和国民党46师谈判,双方达成了游击队下山整编的协议。

    闽西游击区的邓子恢同志在与龙岩国民党谈判前,派谢育才同志先行了解时局,打前站。当邓子恢同志进城正式谈判时,老百姓兴高采烈,全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以示欢迎,这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决策的无比正确性,在张鼎丞、邓子恢同志的努力下,终于达成了在我游击区的白沙镇集中北上的协议。

    活动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于1937年7月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他们看到由姜术堂从西安带来的党中央的一些文件,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起来。他们虽然与中央失掉联系三年之久,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仍能积极贯彻。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向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卫立煌同红二十八军,经过南田接头,衙前镇初谈,青天畈谈判, 最后在九河签字, 红二十八军分赴七里坪集中整编。

    早在南方各游击区与当地国民党谈判前,党中央已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叶剑英等先后与国民党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为了控制与削弱南方红军游击队,不肯给我们以正规的编制和待遇,不愿补充我方必要的武器装备,还企图派一批人到我军内部担任要职。我党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坚持成立一个军；坚持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不准国民党插手； 坚持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的独立性。另外,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了某些让步,同意军以下不设师、旅,直辖九个支队。薪饷和装备可以稍次于国民党嫡系部队,使谈判迅速达成了协议。

    谭余保、刘文学等人不相信国民党会改弦更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残酷的镇压，中央红军包括鄂豫皖、湘鄂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未参加长征留下来的部队，被国民党几近消灭殆尽。“七七事变”和“西安事变”之后，国内的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对于隐蔽在深山和丛林里的红军游击队来说，几乎一无所知，为了把他们动员下山，集结成一支抗击日军的力量，是当时的重要任务。因此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也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副省长的谭余保和闽北地区的刘文学即为代表性的人物。

    1937年11月初,陈毅打扮成绅士,乘坐轿子并由便衣人员护送,到湘赣边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整编。在九陇山,陈毅遇到了刘培善和段焕竞等同志,后由刘、 段派人把陈毅送到谭余保处。谭余保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有很强的党性和斗争精神。他虽然认识陈毅,但由于多年失去联系,见陈这般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之言,一时怀疑陈毅是不是叛变投敌了。谭余保对陈毅进行审问：“你是陈毅,在井冈山时见过你,知道你很会讲话,你当年从马克思讲到列宁、斯大林；从俄国讲到中国；从革命讲到蒋介石反革命。你这些道理讲得那么好,可不知留着干什么用的？你不是说要坚决革命的吗？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现在跑来是为谁干事？”

    陈毅心平气和地说：“谭余保同志,你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这几年我们被国民党逼得天各一方,彼此不通音讯。你们怀疑我是可以原谅的。”接着他解答了谭余保的问题和说明了上山来的任务。谭余保听陈毅仍在讲国共合作,他听不下去了,愤怒地喊道：“住口！你是投敌分子,你讲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你投降敌人,同敌人合作,还来拉我们,我们不去合作,我们要坚决革命到底！”

    陈毅仍平静地对谭余保说：“谭余保同志,你不能不顾全大局,现在形势变了, 党中央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要我来向你们传达,你不能什么都听不进去。你是这里的领导,怎么能不听中央的呢?你不相信我,可以派人去吉安、南昌,或者延安调查,看我陈毅到底为谁干事！”经过陈毅同志耐心的解释, 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愉快地接受了改编。

    南方红军游击队,为认清形势,投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都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闽北游击区的刘文学同志,接到由三人送来的省委书记黄道同志的亲笔信后,对合作抗日一时不能接受。是啊！国民党和红军打了十年内战,天天要消灭红军,我们天天喊活捉蒋介石,怎么一下子又同他合作？在十年内战中, 蒋介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我们红军牺牲了那么多同志,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被杀害后还把他的人头挂在光泽城头上示众,怎么会同蒋介石合作呢？抗战,怎么个抗法？这些问题,需要每个人做出回答。各游击队接到党的指示后,都通过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从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同志们纷纷奔赴华中敌后抗日的战场,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刁难破坏,分别按计划到达了集中地点。

    新四军的初建和到岩寺的集中

    1937年10月底,叶挺同志到达延安,向党中央请示筹建新四军的工作。11月上旬,项英同志也回到延安汇报工作,与叶挺军长第一次见面后，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久,党中央先后派出赖传珠、袁国平、张云逸等同志到新四军工作。叶挺同志住在汉口太和街 26号, 吸收了一批同志组建了新四军的筹备处。1938 年元月3日,叶挺、项英与延安来的干部乘客轮直驶九江,后换乘火车前往南昌。

    军部机关编制基本上按国民党军队机关八大处设置的,但也略有不同,如设立了政治机关。

    军部成立后最中心的任务,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进行整编、整训,以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开赴敌后战场。 1938年4月4日,军部离开南昌移到岩寺。

    为选择集中地点,陈毅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于1938年1月来到皖南,与我党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开展统战工作的两个特别支部负责人黄诚、陈国栋、谢云晖等同志会面,了解情况,查看歙县的岩寺、屯溪一带地形,为我新四军会师岩寺打下了基础。

    国共两党谈判时,国民党表示：在我游击队原来活动的地区,保证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纠纷；保证游击队家属的安全；补充武器,补充新兵。可是, 当游击队离开以后,国民党就全部违背了诺言,他们以武力占领了那些地区,残酷杀害游击队家属；对游击队的武器,也不予补充。国民党关于提供交通方便,让我们尽快开赴华中抗日前线的诺言在许多地方也没有履行,不少红军游击队只好凭自己的双脚步行到岩寺集中。最远的如江西大庚、福建龙岩的游击队,要步行 1000余公里,走了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最近的也有七八天的行程。

    岩寺集中的风险

    集中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克服自身思想上的种种障碍和战胜大自然给予的困难,还要用智慧和战斗戳穿国民党当局布下的阴谋与陷阱。

    闽南红3团近千名游击健儿遵约开进了漳浦城,国民党军157师把他们安置在一座破庙里。开头两天,国民党不露声色,相安无事,还派出联络官不时问长问短,显得异常的殷勤。可第三天早上,他们忽然通知部队集合,说师长要全团去体育场点名,准备发饷。

    副团长卢胜想：在谈判时,国民党曾一面花言巧语地保证红3团进城的安全, 一面对红3团不断施加压力,企图用软硬两手迫使红3团投入罗网。现在,又突然集合全团去体育场点名,不知他们又在玩什么鬼把戏。于是他便独自直奔体育场, 想先看个究竟。他来到体育场,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在操练,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仍旧不放心,心想：不管怎样,开到这里来是不稳当的。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闪过之后,他决心回去说服团长不要把部队带来。可他刚转过身去,部队已由团长带进了体育场。他真想大喊一声：“赶快回去”！

    队伍刚在体育场停下来,四周忽地冒出了许多的国民党官兵,伪装一去,便将枪口对准了游击战士,原先操练的那个国民党连队也撤到一边,占领了工事。国民党军队的联络官神气活现地讲话了：“师长请你们放下武器,因为你们的武器太旧了,以后准备发新的给你们……”

    游击战士们肺都气炸了,眼睛迸出火星,队伍传出了子弹上膛的响声和愤怒的斥责声：“你们讲不讲信用?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抗日? ”“我们决不放下武器!”“你们这是汉奸行为!”“ 打！拼了！”可惜,猛虎已经落人了陷阱!近千名游击健儿还没有实现抗日杀敌的夙愿,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

    回到破庙里,一片哭声。卢胜和几十个战友乘黑夜分散越过敌人的警戒线, 泅过一道河，又跑回了山上。在以后的几天里, 近千人跑出了将近一半。上山后, 卢胜集合了队伍,重新竖起了革命大旗。不多久,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又来进攻,战士们用长矛、大刀消灭了敌人一个保安大队,用缴获的武器重新装备自己。直到 11月间,他们接到党的指示后,才第二次下山正式编人新四军的行列。

    活动在闽中的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也被国民党骗入泉州城“整编”,被他们缴械扣押。事件发生后,经我党多次交涉,战士们获释,但大队长刘突军已被杀害。

    岩寺军政训练的成果

    1938年3月,1支队最先到达岩寺,驻扎在岩寺附近的潜口,支队司令员陈毅, 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主任刘炎,下辖第1、第 2团。不久,3支队也到达岩寺,驻岩寺附近的西溪南,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后来叛变),政治主任胡荣,下辖第5、第6团。4月中旬, 2支队也胜利到达岩寺,驻岩寺附近的琶塘、琶村,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 参谋长罗忠毅,政治主任王集成,下辖第3、第4团。

    1937年9月上旬,战斗在鄂豫皖边的红二十八军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便衣队,陆续从各地开赴以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为中心的地区集中。9月中旬, 中共中央派郑位三、萧望东等同志从延安到七里坪,下旬召开庆祝大会,他们向大家报告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的胜利,传达了将进行整编的指示。10月下旬,部队集中完毕,约1800多人。他们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习,接着掀起了练兵高潮,并扩军到2000多人。12月下旬,高敬亭、萧望东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 参加中共长江局召开的整编会议。1938年2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主任萧望东 (出发前萧望东因病离队,由戴季英接任),经理部主任吴先元,下辖第7、8、9团、 手枪团和直属队。

    新四军第1、2、3支队到达岩寺集中后,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等分别到各支队看望部队,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动员誓师大会和营以上干部会议。岩寺的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四军的到来。

    岩寺集中的目的,是为了东进抗敌作短期组训,主要完成了组编、点验、充实武器装备、加强军政训练和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工作。新四军在岩寺集中的消息公布之后,许多没有赶上整编的游击队员、青年学生及爱国人士陆续奔来,要求参军抗日,使力量进一步扩大。

    部队在岩寺集中后,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人数不断增加,却领不到武器；原有的部分枪支,已使用多年,损坏了很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挺军长决定建立一座修械工厂。新四军的第一个兵工厂就设在岩寺镇西的上渡桥江家祠堂内,先由几个修理土枪的工人当主角,克服了一个个的困难。不久,车床、钻床、铣床等土机床都自己搞出来了。后来,叶军长又指示造地雷,使部队的装备有了部分改善。

    部队开展了全面的军政训练,首先是深刻领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树立平原也可以打游击的思想,研究对日军作战的战术、特点及水网地区的游击战术。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战前练兵。

    新四军在岩寺,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到达岩寺不足20天,就办起了一所夜校, 并发放纸笔。每30人配一个教员,教群众识字,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唱《国际歌》《暴风雨来了》《挖战壕》等歌曲。军部的战地服务团大显身手,抗日标语刷满街头巷尾,在琶塘村一座祠堂的山墙上,至今还保存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两个大轮子支着一管高矗的炮筒,炮口下躺着四肢朝天的日本侵略者,轮子上写着 “国共合作, 共同抗战”,左角下写有“新四军服务团宣”。对面楼上还有用红土写的大字标语“赶快起来,组织游击队,保卫乡土,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痛苦” “收复失地”“中国万岁”“肃清汉奸”“庆祝八路军东进胜利”等等,至今仍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