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那几个从南京过来的老先生又来我家聚会，祖父请他们吃饭，周老太爷在座，邓老太太也来了。我那天肚子疼，我母亲就说：“正好让邓奶奶给你看看”。邓奶奶摸摸我的肚子说：“没事儿，喝杯酒就好了”。说完，她从饭桌上拿了瓶酒，给我盛了一小杯。我喝了，过一会儿肚子果然就不疼了。邓奶奶告诉我，这是洋酒，叫白兰地。

    还有一次，邓奶奶来我们大院儿，我递给他一封信说：“邓奶奶你的信”。她看了说：“哟，小超的信”。这是从重庆寄到青岩来的。（这封信现存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后来祖父还对我提到过邓妈妈的父亲，说有一次总理和邓妈妈去莫斯科，他们坐飞机经过新疆，邓妈妈很感慨，她父亲在满清时是个武官，后来就被发配到新疆去了。

    在青岩镇，我们的生活由贵阳兵站负责。袁超俊每个月会派人来青岩看望我们，给我们送生活费。那时贵阳郊区的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但是他们每次来青岩，当天晚上一定再赶回贵阳，母亲说他们工作都很忙。

    在青岩镇一年多，我们没有和当地政府及老百姓发生过矛盾，当地的人也知道我们是共产党的家属，他们看我们这一行人是有组织的生活，认为我们是有来头的，所以没有人来惹我们。有一次，我祖父请人帮着搬家具，他跟人家说：“我大儿子是共产党，我二儿子是国民党”。他还说：国共两党是兄弟，现在国难当头，合作共同抗日，因此我们就是抗日军属。人家听了什么也不说，那会儿正是国共合作时期。

    大概是1940年夏秋之际，先是邓奶奶被接到重庆，周老太爷可能有些留恋青岩镇这里，又多住了一段时间。后来青岩这个家属点决定撤销，周老太爷只好也去了重庆，而我们一家则回到桂林。回到桂林之后，形式变得紧张了，家里大人嘱咐我们：“谁叫也不要开门”。这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前。

    1942年春天，我们一家也迁到重庆。我以为到了重庆又可以和周老太爷一起生活了，但是没有。周老太爷住在红岩村山上，我们在山下，叫下土湾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办事处的小楼，总理的车停在那里，司机姓段。如果总理要车，会打电话过来，老段把车开过去。

    我们住的小楼在街边，环境比较乱。周老太爷常下山，我祖父也经常上山去看他。有一次，他偶尔下山溜达过来我们家，祖父不在，正好我祖母在做小吃，好像是藕粉什么的，我祖母端给他一碗，说：“你也吃一碗”，他坐下来吃了，吃完他谢过我祖母，又掏出钱来给我们说：“你们好容易做出来，又分给我”。他人很客气，很会体贴别人。那时发的零花钱很少，他是借机帮助我们。

    周老太爷去世的整个过程我都清楚。1942年夏天，我9岁。总理因为做手术，住在歌乐山医院。不久周老太爷也生病了。那几天我祖父天天去山上看望他，晚上在家里念经，祈祷周老太爷能早日康复。有一天，祖父从山上回来，告诉我们说：“周爹爹可能要过不去了”。祖母说希望他今晚能扛过去。祖父一直担心着一晚上没有睡、等消息。第二天早晨，母亲把我叫醒说：“周老太爷过世了，你爹爹上山了，一会儿我们也去山上吧”。我穿好衣服也上了山，一路上我就想：其实周爹爹他身体一直不错的，怎么一下子突然就走了呢？

    我赶到周老太爷住的房间后，就站在了他的床边看着他。周老太爷躺在床上，表情和平常人一样，平静又安详，只是他的眼睛好像还没有完全闭上。我平时最怕见死人，但是我对周老太爷有感情，所以并不觉得很怕，我就这样一直站在床边不舍离去。给周老太爷装殓的过程我一直在场，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