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彭湃同志当年被捕的地点——上海静安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已修缮为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近日，该纪念馆已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复。

彭湃同志

彭湃烈士孙女彭伊娜（中）9月26日到纪念馆瞻仰

    摘要：彭湃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杰出组织者。他重视抓农民武装斗争，是最早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领导人之一；他积极主张把武装农民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并视武装农民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促进了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有机结合；他高举武装起义旗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他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张以革命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建设。彭湃军事思想与实践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先进文化的鲜明标志，是高度军事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把彭湃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先进事迹研究宣传好、精神风貌发扬传承好，对于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抒写强国强军新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彭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农民革命运动先驱、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也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杰出组织者。他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党的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在党的早期武装斗争中，彭湃担任过广东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广宁绥缉军事员、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等职务。他较早鲜明提出了武装农民的思想、力主建立农民革命武装；他积极主张把武装农民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并把武装农民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促进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有机结合；他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他在创建工农红军和

    武装保卫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孕育形成其独特军事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

    一

     (一)一贯重视‘抓农民武装斗争，是中共党内较早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领导人之一

    少年时代的彭湃目睹农民“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而备受刺激，萌发了寻找真理、救国救民的强烈意愿。1921年，他抱着“教育救国”改革社会之目的，应邀出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因封建势力强大，其愿望很快破灭。彭湃是家族利益的背叛者，他公然宣称“我即制度的叛逆者”、“我即贫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未能把武装工农、建立独立领导的问题提上日程，而彭湃则较早认识到了建立农民武装之必要性。1922年他在着手组织农会时，就将农民需要自卫列入农会钢领，表明其武装农民思想的萌芽。彭湃认为：“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我小民庶克安居乐业而无事也。”

    彭湃不是孤立地看待军事斗争的问题，而是注重把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考察。1922年7月，彭湃和张妈安、林沛、林焕、李思贤、李老四等6人成立海陆丰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农民运动火种由此点燃。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他为总农会制定了会旗，起草了临时简章、章程，并提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1923年海丰总农会被县政府以武力强行解散后，彭湃对于建立农民武装重要性的态度更坚决了。同年8月16日，军阀陈炯明与地方封建势力武装镇压海丰农民运动，彭湃立主“召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1924年1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后，不出数月，花县、顺德、宝安、东莞、中山、番禺、高要、南海、广宁等县都建立了农会。彭湃在给家乡的密信中说，“国民党改组后，已确定了扶助农工的政策，已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东征军快要打到海陆丰来了，要准备、赶快准备，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配合东征军战斗，打倒军阀陈炯明，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向地主算清老账……”基于国共合作的背景，在认识逐渐深化基础上，从1924年4月至11月，彭湃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有利时机，极力推动农民自卫武装的建设。3月9日，彭湃率东征军进了海丰城，恢复农会，训练农民自卫军，清算反动派的罪恶，实行减租。遵照周恩来指示，于4月在海丰建立中国共产党海丰特别支部。8月，在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支持下，彭湃创建了广东省农民自卫军。

    彭湃十分注重现代军事教育。1924年7、8月间主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彭湃特别安排学员到素有“将帅摇篮”之称的黄埔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十天，尔后军事训练成为历届农讲所之定制，给各县农民自卫军树立了榜样。他密切联系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体会，精心安排农讲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聘请共产党人或知名进步人士给学员授课。农讲所既重视传授革命理论、军事知识，又注重军事训练，培育了一大批农民骨干。“农讲所把大批的革命种子撒向全国，极大地推动了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为推动革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也为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残酷的现实和教训，也不断证实了彭湃重视抓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紧迫性。彭湃亲自参与调查处理地主民团进攻广宁、花县农民协会的事件，他于1924年12月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补充报告》中深刻指出:“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从中看出，彭湃对建立农民武装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同时反映了其对中国农民运动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彭湃对各地农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不遗余力。1925年2月，彭湃随东征军回到海丰。4月，他在给《向导》周报的报告中指出:“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就向我表示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最为迫切。”
1925年3月，彭湃组织建立了有200多人组成的海丰农民自卫军，同时设立农民自卫军训练所。东征军抵达海丰后，在周恩来、彭湃等人关怀下，3月16日建立海丰农民自卫军；4月1日成立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彭湃任支部书记。同时，迅速恢复了农会，青、工、妇等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在较短时间里，全县农会会员猛增至25万人，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威势。

    彭湃还提出了加强农兵团结、实行农兵联合的思想。1924年12月19日，彭湃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兵士是“有事为兵，无事为农”，士兵与农民有着密切联系，二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要进行革命，以反抗那不利于农民、兵士之特殊阶级。农兵团结，共同建设一个衣食住充足的安乐国家。这必定要农兵联合，才能够得着最后之胜利。”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对于有关“农民不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言论，彭湃予以坚决批驳，并呼吁加强农民武装。1926年2月，他在《普宁县农民欢迎省农民协会代表时的演说》中指出:“地主阶级正在运买枪支，建筑堡城，明明是将来要与我们农民作一次最后的战争!我们此时更要加紧努力，购买枪弹，不要忘记了团结和武装的自卫!”到1926年4月，广东全省有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成为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大农民坚决支持革命，革命的胜利又反过来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二)主张把武装农民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并视武装农民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就必须启发引导农民阶级起来革命。彭湃深刻认识到农民阶级在革命运动中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1925年底，他与阮啸仙给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拟定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深刻指出：“农民就是占全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国民，如果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没有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则革命断不能成功”。

    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接连胜利形势下，1927年3月下旬，彭湃从广州北上武汉。彭湃指出，他此行目的“是代表广东衣民协会到湖北来筹备全国农民协会”。3月30日，湘、鄂、赣、豫农民协会代表等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推举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彭湃分别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秘书长。彭湃为武装农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推动革命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彭湃认为，把武装农民与土地问题联系起来，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1927年3、4月间，面对湘、鄂两省农民提出土地要求的新情况，在共产党推动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土地委员会，由

    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等5人为委员，负责研究并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从4月8日至5月6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议、四次专门审査会。彭湃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没收土地。在这一问题上，他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4月19日，土地委员会吸收彭湃等人参加。根据多年领导广东农民减租斗争的丰富经验，他明确指出“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发言中，彭湃深刻阐明了土地问题、农民政权与武装问题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农民如不掌握政权与武装，土地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说，“政权在农民手里的地方，土劣势力不大，土地问题还容易讨论”，而“土劣势力甚大的地方，则农民必先要求武装”。彭湃与毛泽东等一道对土地问题提出了带有根本性的解决意见，尤其是强调农民武装的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1927年春，他在武汉召开的土地问题会议上，提出重新分配土地问题的建议，彭湃、方志敏完全站在他一边，支持他的建议。

     (三)高举武装起义旗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

    彭湃到武汉时，正值国共两党分裂前夜的特殊时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彭湃即派其兄彭汉垣尽快潜回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系，策划开展武装起义以回应国民党屠杀。1927年4月30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政府。随着广东、湖北、湖南农民运动深入发展，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及土豪劣绅对此表示极大不满，同时武汉汪精卫政权的反共倾向也日趋明显。面对工农群众惨遭屠杀，彭湃感到极大愤慨，同时他也高度警惕汪精卫政权随时会背叛革命。

    如何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突变做好应对准备，这是迫在眉睫的考验党的重大问题。1927年6月，方志敏和缪敏结成革命伴侣，时任全国农协特派员的彭湃，即席向这对新婚夫妇赠对联一副以示祝贺。对联大意为:“拥护中央政策，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性，方缪双方奋斗到底”，这是对党，也是对他自己下一步革命工作的打算。6月底，彭湃勉励留守在汉口的同志说，“全部同志都要回广东工作”。他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武汉的汪精卫政权可能叛变，但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黄琪翔部可能与我们合作，打回广东去。他还要求同志们回去后要加倍努力，尽力争取地方武装配合，并随即布置杨石魂、陈启昌、杨雪如等回潮汕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风暴到来。后来实践也证实了彭湃这一决策具有深远预见性。

    不久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国共合作下产生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彭湃的全国农协秘书长职务也随之终止。至此，中国共产党除武装反抗以外，已别无其他选择。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3件大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作为南昌起义领导中枢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现为“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成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彭湃被推举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与恽代英、李立三任前委委员。在起义前夕的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焘以共产国际“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的电报为由，“主张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彭湃与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等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拖延起义的计划，使起义得以按时举行。

    1927年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彭湃、李立三、恽代英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各一部以及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共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4个小时激战，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城，歼灭南昌守敌3000余人，南昌起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彭湃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应有贡献。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南昌起义军南下征途中，彭湃积极动员革命群众。“大家要是跟他在一起，总能听到他的笑声和歌声”，故彭湃在
军中享有“快乐之神”之雅号。群众都被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大批青年人还踊跃报名参军。9月上旬，在福建上杭，彭湃在群众大会上作演讲，他积极宣传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深刻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军民团结起来。

    10月，起义军退守广东普宁。流沙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员分散转移、武装部队向海陆丰撤退的指示。接着，彭湃与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等辗转到陆丰。7日，彭湃按照党的指示乘船转赴香港。10月15日，在香港，彭湃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南方局委员身份出席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彭湃在南昌起义和南进广东过程中的斗争实践，充分表明了他革命的坚定性和不惧困难、不避艰险，同工农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紧紧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彰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四)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张以革命武装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由此开始了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彭湃当选政治局委员。

    彭湃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坚持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1927年10月，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彭湃从香港返回海陆丰，积极领导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11月中下旬，在彭湃领导下，陆丰、海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彭湃十分重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军事建设，为巩固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武装割据而不懈努力。海丰、陆丰两县在第三次起义前，已分别成立工农革命军团队部，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区、乡的农民自卫军改称赤卫队。县工农革命军和区赤卫队是脱产武装，而乡赤卫队是不脱产的。与此同时，还把转战到海陆丰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改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二师第四团，正式建立师部，并从海陆丰工农革命军中遴选人员组建第五团，形成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的军事系统。此外，彭湃还总结了有关武装斗争经验，提出了诸如“诱敌深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用群众作战方法来消灭敌人”等战略战术，为中共早期军事体制的形成积累了经验。海陆丰根据地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根据地一样，“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