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心中，张爱萍将军是一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武将。他出生在大巴山区，是巴人的后裔，“巴人勇武好斗”见诸史册，张爱萍勇武自不消说，他显赫的战绩令人佩服，令人崇拜。他一生都在战斗，与军阀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侵略者斗、与林彪“四人帮”斗，但对同志、对人民、对部属就如丝丝春风、泓泓清泉，透过他那内现智慧的眉宇，剑眉下温文尔雅的气概，确有儒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坦诚、耿直，敢碰硬、敢言真，展现了一代军人的人格魅力。

    （一）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和家庭、社会影响。张爱萍的家乡罗江口，在长江上游支流洲河岸边。洲河分前河后河，到它的中段形成一个漏斗口，罗江口因此而得名。大巴山山连山、岭连岭。座落在巴山南麓的张家大院被松林和箭竹包围着，这里风光绮丽，民风淳朴，张爱萍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大巴山的妇女勤俭，吃苦耐劳是出了名的。张家的两位女性即张爱萍的祖母和母亲便是典型。祖母姓伍，娘家是离张家不远的伍家湾的，刚嫁过来时，张家很穷，娘屋人讥笑说：“你们张家的房子还赶不到我们伍家的猪圈”。祖母奋发图强，开荒种菜，每天天不亮就挑菜到街上去卖，挣了些钱。张爱萍的母亲也姓伍，她登记在花名册上的名字叫张伍氏，乡亲们亲切地喊她“大孃”，大孃不识字，然而会“口搭算”，她一面操持家务、一面经营醋房，染房，染的布拿到市场去卖，逐年积累，发家致富，新修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居”这幢院子。

    张爱萍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就习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了农业劳动，劳动人民的朴实品德哺育了他，使他少年时期就培养了刻苦自励、不畏艰险，敢于同旧势力斗争到底的性格。

    少年张爱萍，性格倔犟，不流俗套。父亲要他练字，就给他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字帖，叮嘱他照帖写。他比较喜欢柳体，照帖临摹了些日子后，自己又借了几本临摹，渐渐觉得照葫芦画瓢没有什么意思，索性丢开字帖随心所欲地写，不久被父亲发现了，“你怎么不照帖写的了？”张爱萍顺手拿起一本字帖对父亲说：“他这是照啥子帖写了？”弦外之音，最早的书法家是没有字帖写成的字嘛！父亲一时语塞，半响才说：“你这是‘鬼画桃符’”

    以后，张爱萍在漫长、曲折的革命生涯中没有冷落这“鬼画桃符”，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用以书写推翻旧社会的宣言；长征路上，他用以书写传播革命火种的口号；抗日战场上，他总是习惯用毛笔书写军令、军规和安民告示；“文革”前夕，他率队去农村搞社教，用刷子在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由于这不间断的纵笔泼墨，逐渐形成了凤舞龙腾、姿秀神雄、飘逸潇洒而气势磅礴的“张体”，他的题字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许多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旅游胜地都有他的墨宝，并且漂洋过海，为一些国家首脑及海外友人收藏。

    张爱萍的书法雄视当代，他的摄影艺术造诣很高，诗词的成就尤为显著，这与他少年时候在家乡的学习有关。张爱萍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讲了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姓张的，大雪天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写了一首诗：“天地一笼统，路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叫“打油诗”。

    张爱萍听得如痴如醉，他用心琢磨这通俗耐听的顺口溜，同时暗下决心，他姓张，我也姓张，他“打油”，我也“打油”，并比他打得更好。

    参加革命后，“打油”成了他的一大嗜好。行军途中他用诗写出所见所闻；战斗结束，他用诗记载作战过程；游览名胜，他用诗描绘景物风貌借以抒怀。他的诗明白晓畅，寓意深刻，诗评家称赞他的诗“开创了一代诗史”，藏克家称他是一位震烁当代的诗豪、巨匠，称他的书法、诗词、摄影“三美并于一身矣”。可张爱萍却说，自己是战士，不是诗人，所写的诗只不过是遇事、遇物有感而发，即兴抒怀，戏称是“打油”打出来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达州这个地方，堪称人杰地灵，“三友”文化现象，实属全国罕见。张爱萍、魏传统、杨超，同学、同乡、同时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军界、政界身居要职，且不说职位高低，在文学艺术界，“三友”是闪烁当代的文化巨星。

    （二）

    张爱萍的人格精神体现在明达磊落、睿智超群，不争功、不诿过，坚持真理、敢于直言。

    张爱萍的个性与彭德怀元帅很相像，刚正、耿直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张爱萍将军生前怀念彭总，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军旅作家东方鹤称张将军是“‘大写’人字的人”，两位国防部长的耿直显示了中国军人的人格魅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彭总有一种偏见，认为他是一个爱骂人、训人不讲感情的人。其实不然，他对部下、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只是对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对那种当面说好话，背地里搞鬼、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深恶痛绝。

    长征中第二次攻打遵义时，军团参谋长邓萍到前沿观察敌情，不幸中敌冷弹牺牲，张爱萍向彭总报告，电话中刚说了一句，彭总就悲愤地吼道：“你们这些猪养的，狗养的，不怕死冲前去都死了算了……”接着“啪”的一声把电话扣上了。这是因为邓萍是他的得力助手，多年来同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噩耗袭来，他承受不了，痛心所至。

    长征结束后，张爱萍进保安“红大”学习，从前线回来的彭总百忙中去看他。彭总说：“我这个人好批评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熏天，有批评过头、骂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反批评”张爱萍说，自己做错了后，真想挨顿骂，心里反倒舒服些，说得两人齐声大笑。

    张爱萍生就一副倔强脾气，小时候，他和哥哥同时考上本县初中，家里一时凑不起学费，把他留下来复读，他不去，他当起了“放牛娃”，天天陪着牛儿读书。五十年代，当全国都在悼念珍贵的好朋友，导师斯大林逝世时，他说：“要接受苏联搞个人迷信的教训”，警惕说不搞一言堂的人正在搞一言堂。庐山会议，他因指挥西藏平叛去晚了，他从“简报”里佩服彭老总敢讲真话，会议结束后，他又钻进元帅冷清清的专机陪他一道回北京；“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公诸于世，他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建议采用从最高领导起进行自上而下内部整风的办法解决。

    他被召进中南海，一位领导人劝着余怒未消的张爱萍：“你呀，听我一声劝，不就是‘路线错误’吗！你就低个头，检讨一下，过去了就完了嘛”。

    “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他脖子一梗，不以为然。

    “别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不就是检讨一下就过关的嘛”。

    “别人是别人，我是张爱萍”。

    “你呀，非碰得头破血流不可”。

    “碰就碰”。

    “文革”中，一个造反派头头要打他，他顺手提起一个櫈子自卫，谓日：“士可杀不可辱”。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 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 要大。毛泽东评价张爱萍：“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是褒？是贬？实是由衷地赞许，笔者在家乡、在北京，一谈起张爱萍，人们总是伸出大拇指，口碑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