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寨人民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走在革命前列，广泛参军参战，英勇抗敌，10万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只有少数九死一生，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金寨革命“30年红旗不倒”的崇高荣誉；铸造了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坚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拼搏、特别严律己的优良作风，凸显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创造了灿烂的红色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铸造了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

    金寨人民凸显了坚贞忠诚的正直秉性

    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的詹谷堂  ,入党时，就写下了：“漫天撒下革命种,试看将来爆发时”的豪迈诗句，对中国革命充满了无限希望。1929年8月，詹谷堂被捕后，敌人为了摧垮他的意志，对他实施了各种酷讯，还用铁丝穿过他的胳膊拉着他3游街、5次陪斩，但他坚强不屈，多次挺起胸膛，高呼“共产党万岁”。敌人审问他有多少共产党，他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共产党，杀了我詹谷堂,灭不了共产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毅然用自己的鲜血在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体现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是无比的坚定，对共产党是无比的忠诚！

    西镇党总支书记刘仁辅 , 1930年8月，在反敌人“清剿”战斗中，他子弹打光后，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在昏迷中落入敌手。敌人将他带到国民党六安县政府，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残害和官职利诱，他大义凛然，痛斥敌人：“我们共产党人不为名誉地位，不图升官发财，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为的是天下穷苦人民得解放！我们可以舍得一切，甘愿献出一切！”无计可施的敌人，残暴地用铁钉将他四肢钉在六安南城门上示众。

    张国焘大肆进行肃反扩大化，杀害了许多优秀和忠贞的红军指战员和革命干部，但没有动摇苏区人民坚定革命的信心。张国焘叛变革命，没有带走一兵一卒。

    杜志强是大别山红军二路游击师师长杜昌甫的儿子，是乡里儿童团大队长。在杜昌甫的教育下，年龄只有13岁时，就很懂事。他带领儿童团站岗放哨，注视地方地主民团的一举一动；化装侦察敌情，为苏维埃政府悄悄送信。大人们都非常喜欢他。

    1932年10月，一次战斗中，双河民团团长冯国梁的弟弟冯国柱被杜昌甫的游击队活捉了。冯国梁通过一个叛徒的密报，从杜昌甫的亲戚家抓走了杜志强和他的妈妈冯长茹，妄图以夫妻、父子之情软化杜昌甫。

    杜志强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刑逼供。但他坚强不屈，拒不说出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敌人无计可施。此时，冯国梁还不忘对外放出消息：“只要杜昌甫放了我弟弟和不再干共党，我就放了他的妻儿。”为表示诚意，还假惺惺地先放了冯长茹。

    杜昌甫对此毫不动摇，坚定地说：“我要干一辈子的共产党，决不中途而废。妻儿就是死了，那是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随即将十恶不赦的冯国柱处决了。

    冯国梁见阴谋破产，便使出一条更为毒辣的奸计。1933年春节期间，他侦察得知杜昌甫的游击队在大游寨活动，清早便带着民团和国民党十一路军的两个团，偷偷地包围上去。他命令团丁押着杜志强在前面走，一边走，一边叫团丁喊话：“杜昌甫，快出来吧，再不出来，你老杜家可就绝种了！”

    这一天天气异常寒冷，下着大雪。杜志强因遭敌人摧残已是遍体鳞伤，这会儿却只穿着一件单衣，打赤脚在雪地里走。游击队战士在山上瞅得清楚，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杜队长下命令下山救人。杜志强的小叔杜立光，舅舅冯兵等，更是要求单人去营救。

    杜昌甫稳住大家，满眼含泪地说：“同志们，敌人就是想利用我们一时感情冲动，盲目下山，好一网打尽啊。如果我们现在下去，毫无疑问会正中奸计。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冷静！”

    冯国梁见团丁们喊话不中用，就威逼着杜志强喊。杜志强虽然年龄小，但早已识破冯的鬼计，拒不喊话。冯国梁就用枪托打他，用皮鞭抽他……最后，忍无可忍的小志强跑到雀子坳上，面对群山，高亢激昂地喊道：“爸爸！你们要藏好，千万别下山，白狗子想骗你！”冯国梁气急败坏，抽出刀一刀将小志强的一只耳朵割了下来。杜志强捂着伤处痛得在雪地上直打滚，冯国梁跟着又给了一枪……

    小小年纪的杜志强，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杜昌甫和儿子，都体现了对革命坚贞忠诚的伟大精神。

    红25军，长征中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红25军始终坚持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1935年7月，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红25军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对战士们讲：“这次的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

    到达陕北后，并没有受张国焘的影响动摇对党中央的信任，而是紧跟党中央，全力支援中央红军。

    红28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敌人“围剿”“清剿”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始终体现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性质。

    金刚台女子排的铮铮誓言是：“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山菜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一颗红心拿不出，头断血流不投降”。

    1938年，马步芳从被俘西路军中挑选出年轻战士400余人（其中就有金寨籍的徐立贤等战士），押解到青海省循化撒拉自治县赞卜乎村被迫从事伐木、垦荒、修路、建清真寺等苦役。在令人绝望的环境下，西路军红军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在修建清真寺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五角星”、“镰刀”、“斧头”、“领章”等象征红军革命寓意的图案和文字刻入烧制的砖瓦中，并放在大殿正屋梁或墙体上，历经风雨清洗，至今清晰可见，熠熠生辉。这些西路军红军，虽然身陷囹圄，身不由己，身受苦役，但是，他们信仰坚定，赤胆忠心，红心向党。

    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金寨人民坚信共产主义，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忠诚、坚守信念的高贵品质。

    金寨人民彰显了牺牲奉献的崇高品质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金寨10万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很多家庭是“父子同参军、兄妹齐上阵”，有的还是“一家三代都去当红军”，有的还是满门英烈、全家牺牲。

    桂家五烈士——桂伯炎，桂月峰长子，1931年冬，被张国焘错杀于麻埠。父亲桂月峰，1932年秋，在花石横溪山被捕，英勇就义。他的叔叔桂明田被张国焘错杀，二弟桂尊林、三弟桂尊农，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西进途中牺牲。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刘仁辅全家献出6个宝贵条生命，三儿子刘锡俊被杀害、二儿子刘锡锦夫妇被逼的同绳自尽，参加红军的大儿子刘锡谷和四儿子刘锡杰，也在与敌人战斗中英勇牺牲！

    周时筹与2个儿子一起参军。周时筹任红军第4军总医院第1分院院长。1932年春，在湖北英山，在战斗中为了抢救战友，不幸中弹牺牲。

    廖秉国、廖业麒与廖业红是兄妹。廖秉国于在太平山组织18兄弟会，被称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任五县边区苏维埃主席，1931年10月在肃反扩大化中在麻埠被张国焘杀害。廖业麒，1930年4月任红1军独立旅旅长，1931年秋，在河南光山被张国焘杀害。廖业红，14岁参加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师，1932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被国民党14军42师俘虏。师长陈玉阶看她仍是个孩子，便把她留在师部卫生队，要她学医，未来给本身当护士。廖业红一面学习医疗技术，一面搜集情报送给游击队，被陈玉阶发现后，将她杀害，年仅15岁。

    原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老红军梅少卿一家三代人参加革命，爷爷、大伯、3个叔叔、姑姑6人为革命献身。他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少卿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先后7次负伤，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

    刘述模（红4方面军第4军副军长）的家乡倒马河村刘家大湾参加红军的刘姓子弟有几十人，后来绝大多数为革命英勇牺牲。

    詹大南所在的村，参军16人，只有他1人，没有牺牲。

    皮定均所在的村，参军几十人，也只有他1人，没有牺牲。

    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及反动地方武装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杀害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许多“杀人场”、“千人坑”、“万人墓”。金家寨柳林湾被活埋和枪杀3500多人；古碑冲月亮地一次被活埋、刀砍和枪杀900多人；竹畈花园被杀害3000多人；胭脂河坪被杀害1000多人。在胭脂割革命者耳朵装7挑子，白沙河下楼房砍下革命者手指2麻袋。

    1932年10月，李开文因为参加红军，跟随主力转移，他的老婆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藏到深山一个山洞里，因为又冻又饿，她的一双胞胎儿子被活活饿死，他的老婆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嫁他人。

    1933年2月，因叛徒指认，赤南县三区区委委员、妇女会主席詹凤梅被捕。敌人诱使她说出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詹凤梅没有屈从；敌人实行“吊、打、烤”三种酷刑，詹凤梅没有屈服；敌人采取更加残酷手段，用10根铁钉、一根一根地钉进手指，她仍然回答“妄想，做梦”；敌人黔驴技穷，用绳子把遍体鳞伤的詹凤梅五花大绑地捆在一颗大树下，先割去了詹凤梅的鼻子，然后割去了詹凤梅的耳朵，鲜血从詹凤梅的头上流遍全身，她依然笔直的靠在大树旁，没有痛苦的哼叫。敌人继续肆虐她，敲掉她的牙齿，割掉她的舌头，剜去她的双眼，詹凤梅根本没有人样了。最后，敌人还把她的全身剁成几块曝尸河滩。

    红25军转移后，在南溪后方医院的60多位伤病员及医护人员，被敌人全部杀害。

    在革命岁月里，金寨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奉献，把最后一粒米当军粮、用最后一块布做军装、将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大部分群众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敌人毁坏殆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金寨人民为治理淮河水患、支持国家建设，再次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金寨境内修建梅、响2大水库，淹没了3大经济重镇、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离开故土、移居深山。

    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体现了一心为民的本质要求

    在苏区，党领导广大军民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为了保卫和巩固鄂豫皖苏区、改善群众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努力发展根据地经济，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搞好生产；党领导农民群众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实行红军公田制度、兴办列宁小学和红军医院、设立红色邮局和特区苏维埃银行等为人民群众解决了许多大事，大力保护人民群众利益。

    1930年4月13日，六安六区苏维埃在七邻湾召开大会，通过了《雇农工资办法》、《手工业工人办法》、《债务办法》、《森林办法》和《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力推进。

    1930年12月，红1军在湖北罗田发现金家寨地区许多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逃难到此，原来红1军7月转出大别山作战后，敌人在皖西地区大肆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红1军对此十分气愤，军长许继慎和红3师师长周维炯，研究决定，立即打回金家寨，消灭敌人。12月14日，红1军攻打金家寨，消灭敌人1000多人，取得重大胜利。

    之后，红1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韩摆渡、霍山等地顽敌，使沦陷数月的皖西苏区大部收复，保卫了苏区人民。

    1931年夏，金寨地区大旱。叶集南边彭洲一带薄沙壳地，干得冒狼烟，望着焦黄的禾苗，苏区的农民急得象热油煎心。同时，加上反动民团烧杀抢掠，当地人民群众，悲观失望，在死亡线上挣扎，有的背井离乡。县、区、乡苏维埃为群众着想，决定在地势较高的四里店一带把史河拦腰切断，建设拦河坝，引水灌田。 在两千多个的日夜奋战下，终于建成了三里多宽的大坝，象一条巨龙似的屹立在史河中间。然后由组织人力挖渠、引水灌溉，解决了下游大片地区干旱问题。乡亲们都说：没有红军，便没有人民的天下；没有红军的帮助，也打不起拦河坝，为了让子孙万代牢记红军的恩德，就把这个大坝叫做“红军坝”。

    1974年，金寨县旱灾严重，很多人家断炊，很多怀孕妇女营养不良。洪学智接到县妇联的求助信，夜不能寐，当时，军队的粮食也很紧张，但他还是从军粮中调拨几卡车红薯干，日夜兼程送往金寨，分给全县的怀孕妇女，以解断炊之难。孕妇们分到红薯干，感激涕零，有人还特意留下一小包，给孩子作为纪念，嘱咐孩子莫忘将军的救命之恩。

    1978年洪学智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到金寨体察民情，发现十七八岁姑娘没裤子穿。洪学智痛心疾首，解放这么多年，家乡人民还非常贫穷。

    从1979年至1991年，他组织动员部队官兵，为金寨人民捐赠棉衣棉被30多万件。1984年，解放军换装，洪学智将20多辆军用卡车送到金寨，第二年又送来25辆退役的“解放牌”汽车。县里用这些车辆组建了“双扶”运输公司，这是金寨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汽车运输公司。

    1984年秋，洪学智得知金寨地区有三种严重地方病：一种是老年痴呆，一种是甲亢，一种是妇女子宫脱垂，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当地的生产发展，他心情十分沉重，说：再穷也要把病治好，一个家有了一个病人，这家人就穷。不久，他就协调总后卫生部，派出医疗队到金寨治病。在金寨有一个真实的现代“白毛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主人公名叫李绪英，产后出现尿漏，整天裤子湿透，难以见人，她躲进山洞，度日如年。孩子已经18岁，她在山洞里住了整整18年。二医大医疗队来到李绪英的家乡，此时的李绪英衣衫烂缕、满头白发，有口不能言。妇产科主任王昭梅把她从山洞里接出来，洗净身子，换了衣服，成功地为她做了手术，治好了她的病。与此同时，洪学智及时向中央军委反映了金寨县的病情。中央军委对洪学智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经与相关部门协商后，先后向金寨县派出7批医疗队，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疾苦。

    正是因为党和军队一心为民，凝聚起了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敌人屡战屡败，所以才有金寨革命红旗30年不倒的牢固根基。

    金寨人民显示了永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艰难时期，一些被留下的红军女战士，对党、对军队依依不舍，一直从金寨跟随到川陕根据地，如女战士林月琴、汪荣华坚持跟随红军，三过雪山草地，紧跟党走。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南下行为，广大官兵一致反对，一致要求跟随党中央。林月琴对张国焘的飞扬跋扈和另立“中央”感到十分愤怒,在康克清的帮助下,她勇敢地与张国焘作斗争。红四方面军没有因为张国焘另立中央，而动摇紧跟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为领导的党中央，张国焘叛变，没有一个指战员跟随叛变。

    在西路军惨烈的征战中，大批红军将士血洒疆场，被打伤或被打散，有的被俘，他们都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千方百计逃出敌魔掌，通过沿路乞讨等途径，又回到了延安，一颗红心始终不变。

    如金寨籍的陈映民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受尽折磨，被强行压到义源被服厂，日夜不停做苦工。不久后，陈映民在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了出来。

    开国中将林维先，1933年21岁时就任红82师师长，被打成改组派后，在公审大会上，全师战士为他求情，最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到苦工队当苦工。面对冤屈和困境，林维先始终对党坚信不疑，带着苦工队用扁担同敌人作战，最后重新得到组织的信任，又从战士开始起步，直到营长、团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洪学智，我军唯一一位两授上将军衔的将军，他的一生“四起三落”，曾因“彭德怀事件”受牵连，46岁的他从总后勤部部长降为吉林省农机厅厅长，后又下放到农场，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洪学智仍然坚信党、忠于党，积极努力、乐观向上，最终得以平反昭雪，重任总后勤部部长，并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长征后，即与中央以及兄弟部队失去了联系。1935年7月，鄂豫皖省委原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于7月15日在长安县沣裕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分析了目前形势，认为红25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北上，即使红25军全部牺牲也是值得的。于是，省委决定迅速率领红25军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红25军西进甘肃，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截断西兰公路，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3年游击战争期间，红28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大别山人民支持、配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拼搏奋战、辗转迂回，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留住了革命火种、保存了革命实力、实现了大别山上革命红旗不倒！

    自从有了共产党，金寨人民就自觉地听党指挥、听党召唤、永跟党走!这一点，既是大别山精神的最难能可贵之处，也是永远不变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