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吴青训班是父亲王有轩投身革命的起点。直到父亲的晚年还时常提到它。而我第一次知道安吴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今天历史已经将那场运动做了定性,说它是一场政治浩劫。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那场动乱带给中国亿万家庭的伤害却依然使人刻骨铭心,无法释怀。
就是在那场运动中,父亲被他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们诬陷为混进党内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和余孽。五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往返四十多里路程去上班,因为接送他的小车已被停开,在单位既要接受无休止地批判和斗争,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还要写那些永远不被接受的所谓交代材料。我实在忍不住看到父亲再受折磨,就担当起为他写检查的任务。父亲给了我一份在解放前审干时他写的个人自传,在他的自传中,我知道了安吴青训班。
安吴青训班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一所专门培养进步学生和青年人的学校。它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共中央的青委书记冯文彬和胡乔木。有大批的关中以及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来到这里。我的父亲就是怀揣着理想信念和激情来到了安吴青训班,在这里学习到革命的道理,在这里加入了共产党,又从这里奔赴了抗日前线。
那是中华民族倍受耻辱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人兵不血刃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国土,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蒋介石不作抗日的准备却将几十万东北军调去西北打红军,妄图一举消灭经过长征、立足未稳的中国工农红军。使中华民族陷入最危险的内战境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爱国民主人士乃至国民党内抗日爱国将领的拥护,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父亲1916年6月出生在关中平原一户贫苦农家,1933年祖母去世,父亲为了葬埋祖母,卖身到西北军杨虎城部队吃粮当兵,在西安绥署军法处执法大队当兵。因为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大批流亡学生和青年都涌向西安,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救亡,拥护抗战。西安的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许多爱国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父亲所在的看守所就关进了许多爱国学生。父亲在那里接触到他们,听到他们宣传,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他同情学生,作为一名看守,他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传递着信息,当他们需要找人担保时积极联系铺保,他和那些爱国青年建立良好的情谊,而那些年轻人也尽可能向父亲讲述一些革命道理。像后来父亲在安吴青训班遇到的教员:王世英,姜立之等人就是曾经被关在看守所的地下共产党。在他们的协助下,父亲的觉悟逐步提高,一九三六年十月父亲秘密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抗日民先)。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军联合东北军发动西安兵谏,扣下了蒋介石。父亲因在西安事变中作战勇敢,受到了奖励。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得到了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火燃起,八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渭北的泾阳,三原和富平经过换装,整编,誓师开赴了抗日前线。这年秋天,父亲在看守所帮助爱国学生找铺保一事被人告发,不得不离开十七路军。他一心想赴延安寻找共产党,行至三原在云阳镇碰上了几个曾经在狱中受到父亲帮助过的爱国学生王世英和姜立之,他们介绍父亲认识了贾拓夫,又告知父亲,在三原斗口农场即将成立青训班,这是一所共产党办的干部培训学校,一九三七年十月,父亲在三原斗口农场的一所小学参加了青训班第一期的开学典礼,成为安吴青训班第一期学员。
在安吴青训班里,父亲这个从小没上过几年学的苦孩子,除了学习文化还系统地学到了许多革命的知识和道理,尤其是抗日救国的道理,一九三八年二月,父亲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姜立之和贾拓夫。一九三八年夏天,父亲从青训班毕业,党组织考虑父亲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经历,蒙定军伯伯(该部队地下党的负责人)亲自在青训班一二三期学员中挑选了70多名进步学员,把他们带回了这支部队,因为中共陕西省委即将在那里建立党的地下工委。一九三九年春,三十八军地下工委正式成立,蒙定军伯伯是这支部队的地下工委书记,数年后,毛主席也开始重视这支部队,并称该部队为统一战线的典范。
为了加强该部队统一战线的工作,父亲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来到了山西中条的抗日前线,从此在国民三十八军党的地下工委领导下,父亲在这支部队里迅速成长,成为这支部队地下工委的人事负责人,并在这支国民党部队里发展了800多名共产党员。在抗战最残酷的一九四四年,父亲在豫西抗日战场上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我的母亲,一位来自教会学校的知识女性,她不远千里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和父亲结为夫妻,开始了他们相知相爱长达57年的革命伴侣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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