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到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并确定下来。

    王稼祥（1906年--1974年），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啬，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4月到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选为政治局委员。3月在中央政治局狗坝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即“三人团”，进入最高决策层。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后，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王稼祥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王稼祥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3年7月率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为中共七大所肯定，在全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在外交工作方面卓有建树。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的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地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总能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

    王稼祥是一位学者型领导，被誉为“红色教授”，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颇为欣赏。1943年6月下旬，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枣园王稼祥的住处，此时，王稼祥因伤病复发，正在休养。毛泽东对王稼祥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王稼祥答应了。

    王稼祥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写？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两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一些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是，党成立22年了，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

    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说：“请你照顾好稼祥的身体，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稼祥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他的身体全靠你的照顾。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啊！”

    朱仲丽微笑着对毛泽东说：“请主席放心，我会照顾好稼祥的！”

    朱仲丽学医出身，193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 1937年冬来到延安，后任边区医院外科医生。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与王稼祥结为革命伴侣，后任中央军委医务所所长。

    王稼祥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接受任务后，很快进入写作状态。他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忙着翻阅书刊，查找资料。这段时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甚至工作到天已大亮才休息。由于王稼祥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的重伤一直没有痊愈，一劳累伤痛就隐隐发作，经常一边捂着肚子，一边伏案疾书。王稼祥文章写的很快，用了一周时间，七千余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就完成了初稿。王稼祥又字斟句酌进行了修改，直到自己感觉满意了，王稼祥将它装进信封，让警卫员送毛泽东审阅。在信封上，他写下“呈主席亲阅”五个大字，里面附有短笺：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六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所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一文，感到很满意。对文章中的一些提法，又一次找到王稼祥进行交流，毛泽东非常赞成文中提到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和王稼祥谈话后，毛泽东又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进行了略加修改后，就把稿子转给了《解放日报》。

    7月8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写道：

    共产党所指出的抗战正确道路与抗战中正确政策早已在我党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表现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敌后抗战的实践中证实它的正确性。抗战的正确道路，归纳一句话，便是全体人民的抗战，全体民众的抗战，而不是只照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利反而违反人民公益的抗战。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出抗战的正确道路与抗战正确政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一起，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有其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由于全体共产党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坚决奋斗，不顾牺牲，是由于共产党所领导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全体人民与其各阶层都是诚心的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并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

    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

    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二

    《解放日报》发表的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从“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等方面的深刻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北伐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统一战线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创立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解决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完整地系统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毛泽东曾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毛泽东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是中共早期杰出领导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使毛泽东重新回到权力核心。

    1934年4月，王稼祥遇空袭被炸弹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王稼祥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王稼祥的这一手术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1935年10月，王稼祥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过了湘江的部队只有3万人，部队由江西瑞金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人，王稼祥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军事指挥员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王稼祥的提议得到张闻天支持。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时的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蒋介石派出围剿的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中央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三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由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逐渐多起来了。六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刘少奇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