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0日15时35分，毛主席的专列从杭州驶往上海。在专列运行近二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从车窗会看到一架低空盘旋的小型飞机，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一直跟随着毛主席的专列在上空盘旋着。

    当时，我站在毛主席专列第六节车厢的哨位上，无论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都能通过车门的玻璃窗清楚地看到这架飞机。当时我心里还默默地在想：陈励耘今天是怎么啦，对主席这么关心？因为，陈励耘是杭州区域的空军司令员，飞机是从杭州跟着主席的专列走的，又是在浙江省的地盘上，所以，就联系到是陈励耘派的飞机。过后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分析是正确的。

    当时，按照警卫制度的规定，我还是向带班的分队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事后领导也没说什么，列车仍然快速向上海方向运行。

    事后我想，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张耀祠等首长肯定会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主席卧铺车厢的窗子更大，主席这时候也没有睡觉，难道能看不到盘旋在自己列车上空的飞机吗？

    平时，主席的专列在运行期间，在相当一段距离内，连火车都不准运行。记得有一年，主席的专列刚驶出北京站，就有一列火车头跟随主席的专列出了站台，当时，接到后卫车的报警后，所有随卫主席的警卫人员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直到弄清了是一列调头的火车头之后，才解除了戒备。

    难道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在主席专列上空连续跟踪就正常吗？若说有飞机护卫专列，我们警卫战士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应该是清楚的。也许他们早就发现了这架飞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没有通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作为我们警卫人员，主席一路上同地方领导干部的谈话内容，有些给我们作了传达，但毕竟知道的内容有限。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在主席找地方干部谈话时，他们多数时间在场，还负责向一些地方领导传达主席的谈话内容，对于这场斗争的详细情况，是心中有数的。否则，主席这次南巡时，也不会让我们多带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可能是因而不发，另有打算？

    下了哨，回到房间，我问同卧铺车厢的战友们，你们看到列车上方跟着的飞机了吗？都说看到了。这也说明我们警卫战士，无论是在哨位上还是不在哨位上，都在注意观察专列行进中周围的情况。对于这架跟在主席专列上空的飞机，我们只是笑谈为陈励耘对主席的关心。

    这一次，在主席居住的杭州汪庄宾馆里，当地增加了服务员，陈励云也主动要求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接待工作。以往只有一名姓周的女服务员，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开始是准备陪护主席游泳的，1969年以后，主席在杭州没有游泳，就给跟随主席去的女同志当教练，还经常跟我们警卫战士一起游泳。原来的服务员马秀珠跟主席回北京后，她就进了主席在杭州西湖宾馆的房间做服务员，这次主席到杭州又增加了服务员。当时我们也没有对杭州的当地服务员起疑心。实际上这两名服务员也是被陈励耘等人所利用，所蒙蔽，利用工作之便，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和主席的谈话内容，并随时向陈励耘进行汇报。

    之前，毛主席9月3日到达杭州的笕桥机场支线以后，在专列上就接见了前来迎接的南萍、陈励耘等人，他们 “一走进毛主席的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主席对他很冷淡。当工作人员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劈头就是一句：‘你在庐山犯了错误了吧！’

    陈励耘吓了一跳：‘是，我有错误’。

    工作人员让陈励耘等人在沙发里坐下，刚坐定。毛主席又对着陈励耘说：‘吴法宪在庐山串联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

    陈励耘耷拉着脑袋：‘我在庐山犯了错误。’

    毛主席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指：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删去了嘛！你也不看一看文件’。

    陈励耘战战兢兢地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

    ‘你们在山下没有讲什么？’毛主席查问。

    ‘就是在山上那一次’。陈励耘辩解说：‘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有见过面’。

    毛主席说：‘要学习《国际歌》和列宁那篇文章，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讷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呵？’

    使陈励耘害怕的，不光是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毛主席离开他乘坐的专列,到了在西湖宾馆的住所，陈励耘事先等在门口迎接。毛主席见到他时，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你——怎么又来了！’

    ‘我——我是分工管这事的’。

    陈励耘慌慌张张地说着，灰溜溜地躲开了。他从毛主席的这句话里，从毛主席的表情里感到毛主席对自己不仅是冷淡，而且是十分讨嫌，他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岌岌可危。”*

    从此，陈励耘也就惶惶不可终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