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即将满九十周岁的父亲朱显琪。
    ——题记

    湘南耒阳东南角与永兴县交界处，有一条奇特的山溪，名叫十出九没，溪水潺潺，四季清澈，穿过九座石山而过。溪水贯穿的流域，叫做石镜。石镜不是一个乡镇，也不止一个村，包括上石村、石镜村、下石镜村、石塘村以及上架村的部分。相传境内沅家洞有个石洞，洞中有块圆石，形如镜子，能照见人影，故名石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悬崖明净，照见人形，晨光初散，则延曜入石，豪细必察，故名石镜焉。”清光绪版《耒阳县志》记载：“镜藏石穴，精莹可鉴，毫无瑕疵”。清朝同治四年，永兴县香梅乡八垒塘《朱氏族谱》载：“淝水之阳，有石镜。今虽尘蒙台封，而石面玲珑，当叹为奇者，也犹意余祖契灵之先。”

    石镜地处偏僻，却人杰地灵。北宋时出了个姓沅的进士，在翰林院为皇上起草诏书，人们尊称他为沅翰林。沅翰林年老还乡后，人在村野，却时刻关注朝廷的大事。当时信息闭塞，他每日凌晨起床，悄悄钻入石洞，用自己洗脸的水擦拭石镜。顿时，皇宫中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沅翰林借用这块石镜，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这事传到皇上耳中，大怒，派人杀了沅翰林，株连九族，并祈告雷神将石镜劈成数块，把石洞也封了。从此，石镜再无沅族人。直到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江西省泰和县朱熹后裔紫阳堂五个兄弟，先后迁居到石镜以东不远的永兴县黄泥坳、香梅乡八垒塘。再到清朝中叶，八垒塘朱族五房和七房的部分后人，迁居到十多里外的下石镜，成为千年古县耒阳的一支朱姓。

    一

    朱家湾位于十出九没溪流的西岸，依山傍水，古木参天。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民国时期，已经人丁兴旺，有三百多人，成为当地大姓。

    民国十七年（1928）农历四月初四，清末落魄秀才朱远清，在妻子符氏生下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后，中年又添一子。那时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朱远清也不例外。他按照家族字辈，为满儿子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朱显琪。琪是美玉的一种，亦有花草繁盛的意思。朱远清借此表达他的儿孙满堂、枝繁叶茂之意。当然，这位当过私塾先生的老秀才，我这个今生无缘见面的祖父，喜中亦有忧。为啥？他虽有十几亩田产，但对这个九口之家而言，维持生活还是比较艰难。七个子女中，老大显义，只有十七岁，随同谷子元、符香伦参加湘南起义，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很少回家。老二显礼、老三哥显荣、老四显金，都未成年，女儿七娩只有八岁。祖父祖母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总算把几个孩子带大。又过两年，我的小姑妈出生，这个孩子成堆的农家，更加穷困。由于家境贫寒，我父亲朱显琪没上过一天学堂，五六岁起就随哥哥、姐姐们帮大人做农活。大伯父结婚后，依然在外搞革命，父亲不得不帮怀孕的大嫂挑水。大嫂是夏塘人，对这个小叔很好。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可惜不到两岁因为出天花死了。

    在下石镜朱家湾，父亲度过了清苦而快乐的童年。他与湾村的伙伴们，一起放牛、砍柴、割猪草、挑煤炭，甚至随同大人到三百里外的广东乐昌挑盐。连绵起伏的大义岭、猴鼓岭、白牛仙岭，山高林密的邓家园、兵冲、小禾冲、流沙坪，无不留下父亲成长的足迹。村中朱文南的父亲，当保长，因为大伯父是共产党，他总是欺负我家，动不动就找谩骂祖父祖母是土匪家属，殴打、欺凌父亲几姊妹。祖父祖母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只为了把几个儿女带大成人，指望他们将来出人头地。

    父亲九岁那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寇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山河破碎之中，我的大姑妈朱七娩出嫁了，婆家是十六里外的大义乡黄南堰谷家。刚刚成年的二伯父、四伯父，相继去了广东五岭山区做木工，家里只留下显荣、显琪随同父母干农活，抚养年幼的小妹妹。期间，家中出了一件大事。大伯父朱显义，因为广东省乐昌县坪石镇一带，利用做木工为掩护，为湘南游击队运送枪支和食盐、药品等物资，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反动民团多次到我家搜查要人。无奈之下，我的大伯母大嫂被迫带着女儿改嫁他乡，从此再无消息。当时，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湘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军部警卫营，大伯父没有去，而是随同谷子元（后任湘南游击队司令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回到石镜，恢复了中共石镜党支部，开展抗战救亡工作。

    一年后，出身地主家庭的陈楚芳和符香伦等人叛变党组织，带领反动民团把大伯父抓去，枪决于刘家坳。谷子元不得不离开石镜，到湘粤交界山区搞地下工作。大伯父的牺牲，对祖父祖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祖母精神上近乎崩溃，有时深更半夜，思儿心切，流泪不止。老人家撕心裂肺的哀鸣，给少年朱显琪心中埋下深刻的国恨家仇。这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少年，决心继承大哥的遗志，长大后投军。

    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抗日初期，战争打得很残酷，面对强大的日寇，国军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失守，华北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军伤亡巨大，不得不强迫16岁以上的青壮年当兵，补充战场兵力不足。

    1941年夏季的一天，保长带人抓壮丁，把我三伯父显荣用箩绳捆住，送去当兵。显荣在新兵营，不到三个月，利用军训机会逃了出来。因为他不愿当国军，想参加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又找不到门路。他逃出部队后，怕连累家人，躲到五岭山区做木工去了。两年后，显荣思乡心切，悄悄回家，又让新任保长抓住，欲送往部队。途中，机灵的显荣再次逃脱。保长听说后，气急败坏，凶神恶煞来到我家，对我祖父下最后通牒：“按照五丁抽二、三丁抽一的规定，你家必须有个人去当兵！你三个儿子都躲在广东，你说咋办？”他们就把眼光盯向年少的显琪。

    父亲多次向我讲述他当兵的这个细节。他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民国二十二年（1943）农历九月二十四的晚上，他与堂兄显疏在小老背李家湾看影子戏（皮影戏），保长、甲长带了好几个兵丁，围住他俩，用箩筐的绳索捆住，送到乡公所，强迫他们去当兵。乡长见我父亲只有十五岁，长得瘦小，就派人先把显疏送到县里（此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是长沙会战中牺牲了）。乡长把父亲留下来。干啥？他想借此机会敲诈一笔钱财。这个乡长（可惜父亲忘了此人的名字）委托保长带话给我祖父：“显琪年纪还小，如果不想让他去前线送死，就花钱买出来。”父亲一听，家里如此贫寒，哪里拿得出一笔钱？现在小日本占领我们大半个中国，一旦亡国，哪还有我们的家？我还不如主动要求去当兵，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能够报效国家。再说，家中有个当兵的，在当地也没人敢欺负了。乡长见父亲当兵的态度坚决，就把他送到了灶市街。

    灶市街西横街，是新兵连驻地。刘连长为新兵体检。十五岁的父亲虽然身高超过了一米七，但也担心这个连长嫌弃年龄不够，故意虚报两岁。这个连长查清实际年龄后，惊讶地问他：“你这个孩子，别人都是巴不得通不过，莫当兵，看你的表现还想去当兵，咋回事？”父亲抬头挺胸说：“我要去打仗，赶走小日本鬼子！”刘连长摸了摸他的脑袋，夸他思想觉悟高。就这样，父亲留在新兵连，参加军训。两个月后，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提前结束训练，连夜坐火车开拔长沙，准备长衡会战。这个连，有九十多个新兵，没有实战经验，听说要打仗，心底难免有些害怕。父亲所在班的王班长，是打过仗的老兵了，就在火车上给全班人讲抗日形势，讲大道理，也讲他打仗的经验。火车到湘潭，已天黑，他们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抵达长沙城区。在中山路，部队在紧张形势下过完1944年的春节。当时的长沙，经过三次保卫战，破坏严重，百业萧条，省会都搬迁到我们耒阳了。国军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始终严守长沙，防范日军卷土重来。

    父亲的部队属于九十六军某团。当时日军一号作战在河南打响，随时可能向长沙紧逼，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父亲所在部队在中山路驻扎了两个多月后，接到军部命令，开往浏阳金刚集训。父亲的新兵连改编成运输连，战时负责运送弹药到火线。1944年5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湘北，岳阳失守后，长沙危在旦夕。日军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国军只有一个军守备，就是张德能的第四军，仅1万多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上级低估了日军的军力，加之小日本吸取了前面三次会战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新的战法。这场战斗很惨烈，日军飞机、大炮、坦克都出动了。父亲的运输连来来回回往前线送弹药，很多战友牺牲在敌机轰炸之下。足足打了二十天，我军伤亡惨重。长沙城最终还是失守。不得不南撤，备战衡阳。父亲的部队在运输过程中，途中遭遇一股日军，他们临危不惧，与日寇拼刺刀，打退了这股日军。他们全连损失四十多人，父亲手臂受伤，王班长也牺牲了。

    6月下旬，日军气势汹汹，进攻衡阳，企图打通西南战略通道。蒋介石电令方先觉的十军死守衡阳。衡阳保卫战打响了。连续47个日日夜夜，我十军不足2万人对抗日军4万人，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父亲所在的运输连，随同兄弟部队，不停地往前线送军火。长沙一战后，全连来不及补充新兵，只有七十多人。他们每日扛子弹、挑炮弹，子弹是一人两箱，炮弹是一人两个，不停往返在几十里的山路上，经常遭遇敌机轰炸。很多人牺牲了，受伤了，有的打散了，也有个别战士中途跑了。衡阳会战结束后，全连只剩下父亲和另外四个士兵，刘连长也以身殉国。父亲记得，活下来的五个人中，有个叫陈克林的老乡，是耒阳南阳人，比他大五岁。经过这场恶战，陈克林心底很害怕牺牲，就对父亲说：“我当兵前就结了婚，上有七八十岁的父母，下有两个儿女。现在部队打光了，我们不如回耒阳去吧。这仗打不得了！”父亲坚决不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走，好男儿宁愿战死疆场也不做逃兵！”陈克林执意要回去，但他身无分文，父亲就把身上全部的钱借给他做盘缠，并嘱咐他回去后，去到朱家湾找下我祖父，报声平安。陈克林千恩万谢去了。

    多年后，父亲回家，才知道这人根本没有去朱家湾报信。受人钱财，还如此不守诚信，真是最可耻的小人。

    三

    1944年夏季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时期最惨烈的城市保卫战。国军第10军坚守孤城47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持续之弥久、战斗之惨烈、影响之深远，中国战场所有的城市防卫战，似乎没哪一仗可与堪比，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父亲作为外围支援的友军，亲自参与了这场战斗，算是他一生中的荣光。战斗结束后，父亲看到江面上漂浮的战友尸体，决定重新找部队，发誓要与小日本战斗到底。日寇不赶去中国，绝不回家。侵略者的罪行，在少年朱显琪的心灵播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种子”。

    父亲与另外六个被打散的国军士兵，七个人步行两天一夜，来到湘阴县。他们遇到国军的炮兵部队。一个自称连长的军官得知他们是从衡阳败退的，就要他们加入炮兵部队。可是，父亲他们都是步兵，根本不懂炮的操作，觉得还是要找到原先的部队九十六军。这个连长就告诉他们，九十六军主力全部撤退到江西了。于是，父亲毅然掉头往江西方向走。那时，他们身上的军装破烂不堪，好久没有换，发出汗臭。路人看到他们，以为是告花子。其实他们跟叫花子没有二样。天气酷热难耐，渴了，他们喝溪水河水；饿了，吃野果野菜。有时经过村庄，就找农户家讨要一碗饭半碗粥。就这样，他们走了三百多里，抵达茶陵县境内。

    这时，父亲突然得了伤寒病，全身打摆子。于是，那几个士兵继续去江西，我就留在当地部队医院治病。部队医院缺医少药，父亲在茶陵驻地部队的后方医院，住了两个多月都没治好，顶多稳住了病情。眼看就要到寒冬腊月，医院的一些伤兵劝我安心治病，过完年再做打算。于是，父亲继续留在医院，拖着病体在茶陵过完了春节。元宵节后，部队医院转移到安仁县城。到安仁后，父亲想到隔壁就是耒阳，他出来当兵三个年头没回家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三年里，父亲忙于抗战，居无定所，无法与家中通信，也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不知道双亲怎么样了？哥哥、姐姐们都好吗？父亲躺在病床上，泪流满面。他多想回去看望父母，看望亲人啊。但是，不赶走小日本，他绝不回家，这是他发过誓的。

    在安仁，父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院决定，花钱请当地民夫，把重伤病员抬到几百里外的江西，送到主力部队的后方医院治疗。父亲一辈子都记得，抬他的两个民夫是安仁人，三十出头年纪。他俩抬着他走了七八十里路，来到茫茫群山之中。他听到这两个民夫悄悄商量，干脆把他扔在路边，回家去算了。父亲听明白后，心想丢在这里，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还有野狼老虎出入，那就死定了。“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父亲不怕死，但他觉得，好男儿理应为国捐躯，死在这里不是窝囊得很！于是，他努力挣扎起身求情，哪知全身软绵绵的，身体虚脱，根本动不了。他只好用微弱的声音求他俩不要丢下，又说他是耒阳的，十五岁就当兵出来打鬼子，要不是病了半年多，早归部队了。大约是被父亲的话打动了，或者是良心上过不去，两个民夫一咬牙，还是把他送到了江西省莲花县。那里有家大医院，一问，刚好是国军96军后方医院。这个医院医疗技术较好，药品齐全，不到一个月，父亲的病就好了。

    96军总部和主力部队在莲花县，但父亲所在的团驻扎在南昌。他决定归队。后方医院的刘长官见我机灵，又是两三年的老兵，就留他做勤务兵。这时，前方传来消息，日军打过来了，后方医院随96军主力转移到吉安。驻扎了一阵子，就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96军奉命开拔到九江，接受日军一支部队投降。在九江，父亲和战友们怀着对小鬼子的仇恨，对那些不肯投降、顽固到底的鬼子，直接就砍了丢到河里。记得父亲讲述这段经历后，脸上总是露出胜利者的微笑。我想，他在那一刻，积压在心中的国恨家仇，终于得到释放了吧？日本投降后，父亲的医院转移南昌，驻扎了两个多月。这年冬天再次到九江，坐兵舰开往江苏南京。那时，内战还没爆发，全国军民沉浸在抗日胜利的喜悦之中，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将士们都厌倦了打仗。父亲在南京下关过了个平安的春节。

    期间，父亲还到秦淮河、夫子庙游玩。也听说了当年日军在南京搞大屠杀的事情。日本鬼子尽管投降了，但侵略者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深重灾难，这血海深仇，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

    四

    部队在南京驻扎三个多月后，国共内战爆发，96军转移到苏州，不久又移防常熟。半年后，重新回防南京。父亲对内战很反感，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好在96军属于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预感到江山不保，开始转移部分嫡系部队去台湾。父亲也就没有参加内战。

    1947年4月，刘长官告诉父亲，部队准备提前撤退到台湾。临走前，他要送些礼物给南京司令部长官，便委派父亲代表他送礼。那司令长官是个中将，父亲忘记名字了，看起来很冷酷。他自报家门，送完礼物，中将也不喊他坐，更不喊他吃饭。这一下，父亲不高兴了，他肚子也饿了，起身告别时，就大声对将军说：“报告将军，请您写张收条给我！”父亲的胆大举动，让这个将军感到有些意外，不由得认真地打量父亲一下，问了一些情况后，脸上开始露出亲切的神色，当即招呼勤务兵带父亲去吃饭。

    父亲送礼归队后，后方医院转移到南昌。在南昌，有一次他和两个战友去买东西，正好看到街头有三个军装不整的兵，在调戏一个妇女。父亲一怒之下，冲了上去，把一个兵痞推倒在地。他们见父亲多管闲事，就来围攻。这时父亲两个战友赶来帮忙，他们才灰溜溜走了。刘长官听说了这事，夸赞父亲勇敢，有正气，爱护老百姓，是个好兵。刘长官是江西莲花县的，想到马上要去台湾，决定回老家看望亲人，便带了父亲去。在莲花县，父亲住了三天。返回南昌时，他问刘长官是不是要坐火车去广州，再坐飞机去台湾？刘长官说是的，而且火车要经过耒阳。父亲其实根本不愿意去台湾，他受大伯父的影响，内心信仰共产党。只是命运捉弄人，他未能参加八路军、解放军，成为人生的最大憾事。站在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父亲毫不犹豫选择了留在大陆。他平时称呼刘长官为指导员。他说：“指导员，我出来当兵，五年没回家了，这次去台湾，恐怕今生再难回大陆，能否给我几天假，让我在耒阳下火车，看完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再去广州会合去台湾？”刘长官同意了，开了张假条给他，写明十天内必须赶到广州白云机场，向他报到，一起飞台湾。

    无论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还是父亲原本就不愿意，总之，父亲最后未能去台湾。他从耒阳下火车后，走了八十多里路赶回家，正遇到祖父病危。我的几个伯父显礼、显荣、显金和两个姑妈，都在病床前守着。他们都不知父亲是死是活，祖父一直在盼满儿子归来，不肯咽气。当祖父看到父亲疲惫的样子，在了无遗憾中离开了人世，年仅60岁。按照当时的习俗，棺材停在山上坟墓边，父亲和三个哥哥搭帐篷，轮流在山上过夜守孝，守了三个月，才安葬了父亲大人。自然，父亲无法去台湾了，但他心底一辈子感激这个指导员，在刘长官身边两年，父亲得到很多的照顾。可惜，父亲没有记下刘长官的名字，只知道大他十多岁，是个少将。如今，物是人非，这个刘长官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了吧？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脱下军装的父亲，仍然渴望参加解放军，投身解放事业。这时，谷子元奉命重组湘南游击队，回到石镜，招兵买马。父亲和村里的朱文昌一起报名参加，我三伯父显荣也争着要去。最后，父亲听从祖母的规劝，让三哥去了，他跟朱显泽的姐夫去广东山区砍树做铁路枕木。工头姓许，永兴县的，很苛刻，小气得很，父亲怕拿不到工钱，做了半个月就没做了，跑到梅山，找二哥显礼和四哥显金。那时我的这两个伯父在山里做木工。在梅山，父亲遇到他的三伯父，就是我的堂叔朱显祥的父亲。父亲就跟他做小工，帮当地人起房屋。

    过去，我们湘南一带很多劳力，都有到粤北山区做木工搞泥瓦匠赚钱的习惯。父亲在梅山做工一年，时刻不忘关注时局，关注解放战争的进程。他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