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极度危险的紧急关头，已经失去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挺身而出，果断建议红军放弃挺进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贵州东部前进。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就这样，在遵义会议的前夜，毛泽东拨开浓浓乌云，为中国革命的从极端的困境中浴火重生带来了一线曙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也因此成为毛泽东的革命创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毛泽东在开始长征的时候，只是被动地跟着走。他已经失去对部队的指挥权，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他是怎样重新获得红军领导权呢？

    首先，无比坚强的意志。毛泽东对革命的成功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同时也有克服困难的长期准备，这成为他强大的内心力量；

    第二，对局势的准确判断。长期革命斗争经验使毛泽东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并做出正确判断；

    第三，耐心细致的工作。毛泽东通过促膝谈心的方式说服中央核心层大多数人听从自己的意见，为从程序上解决红军领导权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实践中形成的威望。从秋收起义以来跟随毛泽东的红军指战员成为毛泽东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九三五年二月，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写下一首《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这是艺术造诣最高的几首之一。在首词中，风寒霜冷的凄凉、抛洒热血的悲壮和从容不迫的豪迈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我曾经多次登上娄山关口，驻足的镌刻着这首词的石壁前，默默地诵读着。这时，一种动人心魄，荡气回肠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

    毛泽东知道，从这时起，他的革命创业之路任何人都将无法阻挡了。

    第四章  伟大的精神遗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毛泽东从离开井冈山到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撤离也只有五年零九个月。但是，毛泽东在这期间十分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斗争智慧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却是我们今天应当无比珍惜和继承的精神遗产。
虽然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尚未成为完整的系统化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文稿、讲话和工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和领导艺术已经可以成为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热衷于阅读中外哲学著作。在长沙求学期间，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都曾不同程度地对毛泽东产生过影响。但这时毛泽东的世界观和哲学思辨能力尚未成熟。只有到了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经过实践中的运用与思考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形成并逐渐成熟。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积累的社会调查工作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檄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其精神实质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了求得这个结合，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同时，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阐述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并且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概括了革命实践中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办的保守的思想路线；他还明确地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初步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原则以及独立自主的政治和组织原则。这是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从容的工作环境。这时期他又写了几篇重要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这些文章写于陕北，但其实也是毛泽东对投身革命以来的理论学习体会和实践经验总结。

    综览毛泽东有关哲学思考的著作和文章，我们立刻就会发现矛盾和斗争这两个概念是被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比如：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

    这些关于矛盾与斗争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考察毛泽东的成长经历，斗争精神显然是毛泽东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幼年时期，与脾气暴躁的父亲的斗争显然在他的性格成长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回忆道：

    “我家分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

    毛泽东23岁时曾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见《毛泽东年谱》），斗争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虽然没有写斗争二字，但鲜明的斗争精神赫然在目。

    二、毛泽东在读私塾时就学习过老子的思想，《道德经》是他一生中经常阅读和思考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著作。老子提出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多少、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重轻等等一系列矛盾的对立统一的概念，以及在矛盾转化方面，关于“反者道之动”，即一切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思想对于毛泽东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显然是重要的启发。

    三、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后，特别是接受了列宁几部哲学著作的影响（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引用列宁著作多达13处）之后，毛泽东对矛盾与斗争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1915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同年列宁又在《谈谈辩证法的问题》中写道：“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还写道：“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如果把列宁所说的对立面理解为矛盾，那么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写下了一句与列宁意思几乎完全相同的话。

    可以说，以《矛盾论》为标志，毛泽东在这时已经形成了关于矛盾与斗争的辩证的、整体的、系统的认识。而且，从这时开始，这个认识就成为贯穿毛泽东理论思想与革命实践的主线。

    首先，从能够体现毛泽东理论思维的主要著作看，毛泽东关于矛盾与斗争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毛泽东一生中研究的矛盾与斗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针对敌我矛盾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一类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是关于敌我矛盾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论十大关系》等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

    毛泽东在继承了列宁的对立统一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相互转化的思想，并在强调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还鲜明地提出了斗争的普遍性。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写道：“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既然所有的知识都是斗争知识，那么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斗争。

    其次，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看，矛盾与斗争几乎伴随他整整一生。

    所以，我们可以说矛盾与斗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不但如此，这种以矛盾与斗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成为了毛泽东参与并领导共产主义革命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和行动指南。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几乎可以理解毛泽东的一切。

    毛泽东去世近40年了。现在国际国内形势、政治经济文化与40年前大不相同，这更有利于我们用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分析的目的是使用。笔者认为，即使在当今，对毛泽东的以矛盾和斗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运用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

    老子的世界观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准确理解这句话并不是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对照之前引用过的毛泽东的两段话：“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就前进了一步。”我们便可以这样理解老子的这句名言：

    所谓道，即世界的本原，是一对矛盾，矛盾分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即阴与阳。阴阳生成天下万物。万事万物中都充满阴与阳这对矛盾的相互斗争与转化，正是这种斗争与转化形成了世界的和谐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世界总体保持和平状态，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未停止，大国之间的角逐常常剑拔弩张，国与国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一国之内的矛盾更是层出不穷。所以正如老子和毛泽东都强调的那样，世界永远充满矛盾。按照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斗争。当然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不同的斗争方式。而且，随着矛盾的转化，斗争的方式也要相应地改变。毛泽东的以矛盾与斗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至今依然可以帮助我们应对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问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看到由于西方经济的持续低迷和我国国内人工成本增加，使我国渐渐失去了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引发了我们产能过剩的矛盾。这种矛盾属非对抗性矛盾，主要应靠政治、经济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为此，中央对内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和对外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应对这些矛盾的正确决策。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正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论持久战》，这是一部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主要论述方法论的哲学著作。它体现了毛泽东对过去十年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实践的哲学思考。

    梁漱溟在写《人心与人生》这部书的过程中，认真深入地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且给予很高评价。梁漱溟借用毛泽东的语言，认为人心就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它的内涵包括：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毛泽东对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的阐述的确是《论持久战》中非常精彩的地方。

    关于主动性，毛泽东写道：

    “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于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

    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高度重视对红军主动性的掌握。同时，又对各个作战部队的具体作战行动在遵守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授权。在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决定性的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在总揽全局前提下对前线指挥员的充分授权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关于灵活性，毛泽东写道：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实用兵力” 。“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定性，从而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 。有了这种“运用之妙”，“就能实现我对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的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这方面的实例太多。毛泽东和朱德共同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就是灵活性的最好体现。

    关于计划性，毛泽东写道：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定性。我之一方是比较之确定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定，但也有朕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定性战争的计划就有了客观基础。”

    在毛泽东那里，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主动性是解决决定生死的方向性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灵活性是顺应形势变化以争取主动性的基本原则，计划性是实现战略目标和战术目标的主要措施。

    对于创业者来说，所谓主动性，应当有两层涵义。其一就是拒绝被动接受不利于自己的现实，敢于通过抗争和创新去实现理想的目标。其二就是要对属下敢于放权，能够充分调动属下的主动性。就大多数创业者而言，做到第一条也许不难，但能否做到第二条则是对创业者心胸与格局的考验。

    随着事业的越做越大，涉及的专业领域也会越来越多，创业者自身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关注到每一件事，所以必须敢于授权和善于授权。当然，你必须选择好适当的授权对象。

    所谓灵活性，就是不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屈从教条，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市场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

    创新是创业的灵魂。对于创业者来说灵活性就是不断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所谓计划性就是对实现目标的路径、方法和时间所作的安排并付诸实施的能力。计划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时间管理能力。由于在所有资源中，时间是最稀缺资源，所以时间管理很重要，进而，以时间管理为核心的计划性很重要。

    一个人的时间管理能力，往往是在幼年时期培养形成的习惯。这是成功的创业者的必备素质之一。

    时间管理的关键在于懂得取舍。所有已经使用的时间都有机会成本，你用这段时间做了甲项目，你就失去了用这段时间做乙项目的机会。所以你必须保证甲项目的收益要大于乙项目，而且你一旦作出决策，就不要再受乙项目的诱惑和干扰。

    《传习录上》记载了王阳明的一段话：“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这段话讲得也是关于取舍的道理。王阳明晚年曾反思自己年轻时的“五溺”（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要求他的学生专注地学习孔孟圣人之学。当然，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所谓“五溺”，对王阳明的“悟道”和其“心学”是有补益的。但王阳明关于取舍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

    对哲学理解不深的人，往往会认为哲学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距离太远，因而不重视通过学习掌握正确的哲学思想以指导自己的人生道路。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同样，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之路最终也要在某种哲学的支配下走下去。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并与自己的创业实践相结合，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有些企业家遇到困难时便求神拜佛，寄希望于祈祷外部的超然力量帮助自己度过难关。这往往是缺乏哲学思辨能力的表现，实际上也毫无用处。真正能够帮助你克服困难的，唯有你内心拥有的智慧。

    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从1933年1月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个时期，毛泽东在瑞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身份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发展经济以支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斗争是毛泽东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两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1933年8月，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这些文章和报告是我们了解毛泽东这个时期经济思想的主要文献。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主要观点与方法可以归纳为：

    （一）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那种忽视苏区经济建设的错误思想，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当时红军内部有一种普遍的倾向，认为主要应当依靠打土豪或缴获敌军的物资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这是一种带有流寇主义色彩的短视而有害的观点。毛泽东从建立红色政权的目的出发，提出要重视苏区经济建设的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战略意义的。   

    （二）明确经济政策的原则   

    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结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前提。” 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又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 毛泽东强调发展革命战争必须进行经济建设，不要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而是要将二者统一起来。毛泽东明确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对于统一苏区各级干部思想，指导苏区经济建设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三）提出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组织开展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法和要求作了系统阐述。

    第一、必须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第一位。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面、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

    第二、必须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苏区工业。当时苏区的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包括织布、制糖、制药、造纸等。毛泽东强调苏区工业要由市场调节生产，同时也需要适当的计划指导。

    第三、必须开放对外贸易，搞活商品流通。毛泽东说：“我们有计划的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了。”

    第四、必须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共同发展。毛泽东在强调要形成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同时，指出“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第五、必须坚持“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和“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毛泽东说：“应该让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事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努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尽管毛泽东在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关注经济建设只有一年多时间，但是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实践中总结的经济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仍然产生深远影响。延安大生产运动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有效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难。这期间毛泽东曾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提出解决边区政府经济建设问题的方针和要求，成为我党在经济工作中克服当时的困难，坚持抗日和反对国民党斗争的指南。

    通过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理解，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今天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三十多年来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航程。毛泽东在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时就说过：“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由此可见，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国家发展和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永远不能忘记经济建设的目的   

    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虽然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工作，但是经济建设一直被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做好经济建设工作的目的很明确，首先是保障军事斗争需要，其次是改善军民生活。如果有人把经济建设本身当作目的，工作中就会很容易出现偏颇和失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忘记了完成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最终目的是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地为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这种倾向显然是错误的。各地普遍存在的重复建设、产能失衡、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等问题皆由此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必须时刻牢记这个目标，才能统筹兼顾，科学发展。   

    （三）毛泽东在从事经济工作中表现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后人永远学习   

    毛泽东当初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内心是不情愿的。毛泽东后来在回顾那个时期写的词《清平乐•会昌》时也提到“那时的心情是郁闷的”。但是毛泽东从高度的党性修养和自觉的组织纪律性出发，依然能够以大局为重，积极投入到之前从未做过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建设工作中，通过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提出政策方法并产生成效。从1930年5月到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做了6次农村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我们现在读起来，依然会对毛泽东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感慨不已。

    经济在古代有“经国济民”之意，包含在“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之中。所以，重视经济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传统。儒家经典《大学》里讲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生产和节约是经济工作两大核心内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与此是相通的。

    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精彩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亮点之一是战略战术。“十六字诀”就是发端于井冈山斗争的著名战略战术，即1929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到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个战略战术在之后的四次反“围剿”中得到实践的成功验证。

    1930年10月，蒋介石指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辖10万国民党军进剿朱毛红军，史称第一次反“围剿”。12月30日，以红一方面军取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标志，国民党的第一次大“围剿”被宣告失败。

    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理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5月16日至5月31日，红一方面军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大“围剿”

    1931年6月，蒋介石又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并亲任总指挥，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7月至9月间，红军六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粉碎国民党调集了30万兵力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亲任总司令，对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尽管这时毛泽东已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岗位，但是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朱德一道继续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主动退却，保存实力，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方针，同样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这四次反“围剿”都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进行的。毛泽东曾写过一幅对联来概述这种战略战术的内容和特点：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能够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

    遵义是红军长征途中难得经过的“大城市”。红军占领遵义后，由于当地物产较为丰富，生活相对富足，加之地方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所以不少红军将领希望留在这里建根据地。但是毛泽东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所以红军一渡赤水时是真的想打过长江。但是，由于长江一线敌军力量处于明显优势，加上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要求其南下策应的命令，毛泽东发现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通过二渡、三渡、四渡赤水的迂回战术，使敌军难辨虚实，最后佯攻贵阳，借道云南，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吸取前几次战斗的教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毛泽东曾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军事理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毛泽东最早的军事启蒙教材。

    1910年，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随身携带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书。毛泽东几乎终其一生都都特别喜欢这两本书，不但从中得到治军作战、调兵遣将方面的启发，也把读这两部名著当作工作之余的消遣。

    相对而言，毛泽东更加嗜爱《水浒传》。据毛泽东小学同学萧三回忆，毛泽东少年时就能把《水浒传》的故事细节记得滚瓜烂熟。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的书架上都摆放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自然，《水浒传》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深。1920年毛泽东从北京赴上海途中，曾在中途下车参观泰山、曲阜孔庙，并考察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梁山。毛泽东注意到梁山好汉与历史上“流寇”式的农民起义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根据地——梁山水泊，这是他们能够长期坚持抗争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带兵上井冈山，在某种意义上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启发是有一定关系的。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根据老师杨昌济的推荐，认真学习过曾国藩的著作。在他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中，多处摘录了曾国藩的话作为格言。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

    曾国藩1811年11月出生于湖南双峰县一个有耕读传统的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去世后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故后人常称其曾文正。

    清宣统三年（1911），蔡锷就任云南新军协统之时，曾摘取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分类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每章后加评语，以阐发其军事思想。目的在于厉兵秣马，驱逐列强。1917年此书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

    毛泽东曾认真研读了这本军事理论书，并深受启发。书中收录了曾国藩作的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毛泽东后来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然受到曾国藩《爱民歌》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