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火燎原

    毛泽东和朱德会师后，将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取意源自北伐战争中受共产党影响的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时有“铁军”之称。红军沿用这一声名远播的番号，既能壮大声威、迷惑敌人，又寓意发扬光大“铁军”精神，再立新功。

    从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下宁冈茅坪，到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走出井冈山出击赣南，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工作生活了1年3个月零7天。这一年多时间的革命斗争实践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作战间隙，通过三湾改编、水口建党、针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大陇改编、创办军官教导队等一系列建党、建军工作，毛泽东逐渐把成分复杂的工农武装建成高素质的革命军队。

    这期间虽然也发生过由于湖南省委错误指令，导致红二十九军冒进湘南全军覆没的“八月失败”之类挫折，但总体上毛泽东有一段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毛泽东认真分析思考了秋收起义以来的形势与任务，机遇和困难，写下两篇重要的文章，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毛泽东1928年10月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各派军阀的矛盾斗争，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个条件，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他指出：“八月失败，完全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

    《井冈山斗争》是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原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1928年3月，湖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中央认为“毛泽东所部工农军的工作未能实现党的新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并决定给毛泽东“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这一处分当时被周鲁误传为开除党籍。为了让远在上海的中央了解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八月失败”和湘赣边区建设情况，并消除对自己的误解，毛泽东写下了这篇报告。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这两篇文章以及稍后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通过对井冈山斗争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分析了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三条外在的、客观的原因和一条内在的、主观的原因。

    三条外在的原因：

    第一，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出现了像湘赣边界这样一些小块的权力真空。这成为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

    第二，湘赣边界以及其他出现红色政权的地方，曾受过北伐以来民主革命的影响，有过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他们有一定的与地主豪绅斗争的经验。这成为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群众基础。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像井冈山这样的各个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力量支持。

    除了这三条外部的、客观条件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一条内部的、主观因素，这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虽处逆境但仍然具有战略高度的理性思考。这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智慧与能力。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朱德和毛泽东是共同创业者。我们都知道朱德是一个宽厚长者，其实朱德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南昌起义时，朱德并不是主要领导人，手中也没有多少部队，但是他却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收拢残部，保存宝贵的革命力量，最终会师井冈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已经下了井冈山。针对红军高级将领中存在的悲观情绪，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信。这篇通信的基本思想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的其他文章是一致的，所以仍可看作是在井冈山上对革命事业深入思考的一种表述。

    首先，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必然要到来的逻辑：“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

    同时，毛泽东又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对中国革命即将到来的景象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明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篇通信在红军内部刊物发表后，对红军从上到下的士气起到了有效的提振作用。

    作为创业者，毛泽东坚定的信仰和战略家的深谋远虑，成为在红军将士中凝聚人心、共度难关的精神力量。

    四、告别井冈山

    井冈山虽然有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井冈山地域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小，而且土地贫瘠，就连土地相对平缓的茨坪，自产的粮食只能维持2000人左右的生存需求。红军在井冈山上人数最多时近万人，吃粮自然就成了大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是天天就着辣椒吃粗糙的红米饭，每天晚上只能在燃着一根灯芯的昏暗油灯下读书写作。我们在井冈山学习时曾经在红军挑粮小道上体验过红军运粮的艰辛。在那条曲折的羊肠小道上，为了给大家做表率，当时已经42岁的朱德总司令曾多次和红军战士一道亲自挑粮上山。

    由于敌人的封锁，在井冈山上除了吃粮困难外,其他生活必需品和药品更是难以解决。比如盐，它既是生活必需品，也被充作为红军伤员清洗伤口的“药品”。由于无药求治导致红军死亡的例子很多。红军杰出的指挥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在一次战斗中左脚骨被被打断，本来伤情并不十分严重，但由于缺医少药。嵌在踝骨里的子弹未能取出，以致左腿发炎，一直红肿到小腹。伤势越来越重的张子清后来在永新县洞里村的蕉林寺痛苦地去世，时年仅29岁。

    敌人的长期围困，使红军在井冈山的坚守变得日益艰难。

    1928年12月下旬，蒋介石委任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共6个旅计18个团。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企图采取层层包围、步步逼近、最后合击的战术，一举消灭红军。

    1929年1月4日，在为研究迎敌方略而召开的前委、特委、红四军军委、各县县委、团特委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不利于我，加上冬季寒冷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帮助，但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根据地又不能丢。要保住这块经营年余的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过去，迂回到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打破国民党军队的 “会剿”。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于是会议决定：红四军和红五军混合编制，红五军三纵队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并负责率领红三十团和红三十二团防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则率领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

    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一个月前刚刚来到井冈山，对井冈山的情况尚未熟悉，这时就以为数有限的兵力承担守卫井冈山的重任，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此，红五军的基层干部对是否应该接受这项任务疑虑甚多，他们上井冈山原本是为了暂时休整，完全没有坚守井冈山的思想准备。彭德怀在这个关键时刻充分显示出他独有的大将风度，虽然他深知等待他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鏖战，但在大敌当前，为了服从大局，彭德怀接受了这个任务。

    1929年1月14日清晨，井冈山上风雪交加，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400余人的队伍，走下了井冈山。他们如同一团火，要去点燃黑云密布下的万里河山。

    从此，毛泽东领导的史诗般的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在这里对中国革命所作的理性思考却成为长期指引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指南，他所进行的根据地建设实践也为后来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创业者也要善于对创业环境、创业方向、创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以避免犯经验主义错误和教条主义错误。

    实际上创业者经常会有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错误的危险。小有成就的创业者往往会笃信自己的经验，因而拒绝用新理论、新方法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一些创业者会被某些大学者或知名人士头顶的光环镇住，盲目崇信他们的理论和模式，丧失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两种倾向都有可能导致企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章  建国预演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清平乐•会昌》

    一、建军先建党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敌军“会剿”，红军主力决定实施“围魏救赵”战术，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出击赣南，寻找有利战机，最终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开辟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在这期间，由于部队常常在急迫的军情中四处游击奔波，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从旧军队带来的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在红军中蔓延。有些军官贪恋“走州过府”的爽快，厌倦建设根据地工作的艰苦和繁琐。在此背景下，红军领导层中也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论。甚至在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出现一些不同意见。为了解决分歧，取得共识，红四军七大于6月22日在龙岩召开。

    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支持毛泽东意见的同志相对较少，在前委书记选举中，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并离开红军领导岗位。陈毅当选前委书记。在毛泽东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相对于在井冈山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一次更为严重的挫折。

    这年10月，正逢重阳节，在上杭养病的毛泽东填了一首词《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据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考证，这首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公开发表时做过局部修改。“战地黄花分外香”句原为 “但看黄花分外香”。说明毛泽东当时多少有点沉闷而无奈的心情，但是仍然在耐心等待着新的机遇。

    11月18日，从上海返回苏区的前委书记陈毅带回了并立刻传达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后，中共中央作出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的指示即“九月来信”。根据“九月来信”和陈毅诚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的亲笔信，毛泽东欣然启程,于11月26日从上杭苏家坡村抵达长汀城，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古田会议。根据数月以来对红四军现状的思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为大会写了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深刻剖析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并明确提出了纠正方法。决议所强调的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实现民主集中制对后来党和军队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朱德、陈毅等高级将领逐渐增进了对毛泽东思想观点的理解，加之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正确性，所以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成为我党和我军建设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出席正在这里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一起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引领开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新局面。由此可见，古田会议的影响经久不衰。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前提和主线是建党。即用党的理想信念统一全军的思想，用党的严明纪律统一全军的行动。这是总结过往经验的重要成果。古田会议之后，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虽仍有个别人投敌叛变，但成建制的部队倒戈哗变从未发生。

    当年从井冈山走出的杰出军事将领中，有5人在1955年荣膺元帅，此外还有大将3人，上将15人，中将21人，少将12人。这些杰出的军事将领之所以能够克服艰难险阻，一直跟随毛泽东走到全国解放，一方面是毛泽东人格魅力的吸引，另一方面，他们在长期的党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形成的坚定信仰是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可以对比分析一下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是怎样管理国民党军队的。蒋介石也可以称得上有过人才识的一代枭雄，但是他管理军队的理念还停留在水泊梁山阶段，通过难辨真情假意的兄弟结拜来笼络各派军阀首领，如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依靠金钱激励下层官兵。看起来国民党军队泱泱几百万大军，实质是确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乌合之众。

    二、知过必改

    从1930年5月28日中共赣南特委发出列字第九号《通告》发起肃“AB团”斗争开始，失控的肃反运动给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造成很大破坏，其中1930年12月12日发生的“富田事变”是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一个最严重的恶果。

    1929年，结合联共（布）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共产国际向中国党开展“肃反斗争”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一直对曾经出现过的反共组织“AB团”保持高度的警惕。

    1930年2月24日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此前支持袁、王的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不久后也被永新县委杀害。曾经竭力保护袁、王的毛泽东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痛惜之余，难免对永新县委负责人杀害袁、王的动机心存疑虑。

    1930年8月，与毛泽东土地政策相左的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主持召开中共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执行错误的“立三路线”，排斥，打击排挤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做出将刘士奇开除出党的决定。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也因此怀疑江西省行委被“AB团”把持。

    1930年10月，红军攻打吉安后缴获敌军文件中发现有李文林父亲名字的字据，这成为认定李文林为“AB团”的佐证。

    1930年12月8日，为查明“AB团”的确凿证据，到红二十军抓捕刑讯“AB团”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激化了红二十军官兵的对立情绪，遂发生了红二十军部分官兵武力围攻省行委并脱离红军总前委领导的“富田事变”。

    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主观地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的“反革命活动”。这一错误决定，导致以反“AB团”为中心的肃反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长以上干部中的绝大部分被分批处死。参与杀害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的赣西南特委委员兼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永新县委书记朱昌偕、副书记王怀等人也在这时被当作“AB团”成员而杀掉。

    这次扩大化的肃反运动对红军和中央苏区建设造成很大破坏。毛泽东作为当时红一方面军和苏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此承担主要领导责任。事实上这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事后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有深刻反思。1931年12月5日，毛泽东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发出了《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关于反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问题》，信中指出：“过去我们对于AB团的认识太笼统了，是将AB团扩大化了。……把AB团扩大到这样的程度 ……这一切是如何严重的错误啊！”

    毛泽东对错误的态度并不仅限于公开检讨。1931年12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

    《训令》规定，“一切反革命案件审讯（除国家政治保卫局得预审外）和审决（从宣告无罪到宣告死刑）之权，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决死刑之权。”

    这一训令的颁布，将肃反工作纳入苏维埃国家法制轨道，从而有利于防止肃反中乱捕滥杀现象的发生。这是毛泽东领导苏区党和政府从制度上纠正肃反错误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延安整风时期，康生曾以开展“抢救运动”为名大搞“肃反”运动，一度抓捕并迫害很多人，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得以制止。

    “肃反”即肃清党和军队内部的反革命，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应对残酷而复杂的敌我斗争而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由于受苏联肃反扩大化和极左思想的影响，这项工作很容易为意在铲除异己、掠取个人权力的阴谋家所利用。这个教训至今依然值得人们汲取。

    但无论如何，作为创业者的毛泽东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从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伟人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胸怀。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任何人都很难做到不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关键要看一个人能不能不犯同样的错误，并且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从而少犯错误，最终做到不犯错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对英年早逝的优秀弟子颜回的评介:“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所谓“不贰过”，就是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不贰过”也应当成为对所有创业者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从大陆溃败，退守的台湾之后，也对自己进行过深刻反思。蒋介石在台湾期间汲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政策，采取了相对于大陆统治时期更加开明的治理方法，虽无法“反攻大陆”，但也能安居一隅，寿终正寝。

    三、红都建国

    瑞金是响誉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曾经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她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红都”这个光荣的称谓起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承载着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瑞金进行伟大革命实践和红色政权建设探索的光荣历史。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酝酿了近两年时间，并经过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等同志精心筹备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隆重召开，大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并决定定都瑞金。来自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和红军部队的60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从上海迁到了瑞金，因此，“二苏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两个字就去掉了，正式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下设外交部、军事部、劳动部、财政部、土地部、教育部、内务部、司法部、工农检察部和政治保卫局。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  

上图为在谢氏宗祠改建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亦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当时所以部委都在这里办公。

    由于与“极左”的后方中央局在军事斗争策略上的严重分歧，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按宁都会议精神发出通令，安排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领导权。经过短暂的治病和休养，毛泽东于1933年1月下旬来到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虽然内心郁闷，但还是从大局出发，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领导和推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   

    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存在的时间只有3年多时间，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社会建设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毛泽东在这期间主要写了两篇文章，《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解决红色政权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依然有指导意义。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成立以来，由于受王明“左”倾“进攻路线”以及红军中一直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自中央至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忙于组织群众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对根据地经济建设普遍不重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毛泽东语）的情况。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规定凡粮食、食盐、汽油、煤油、药品器材、信件报纸、可供制造军用品之材料等，严格禁止运入苏区。这样一来，由于食盐、布匹、西药等日常必需品在苏区极为紧缺，苏区红军反“围剿”战争和军民生活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虽然毛泽东之前没有做过经济工作，但是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和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掌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得毛泽东很快就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地应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并形成一套统揽全局的经济思想。   

    在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政府工作的一年零九个月时间中，苏区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农业生产方面：通过建立合作社、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兴 修水利等措施，苏区各县粮食产量均增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二）工业生产方面：兴办国有工厂32个，涉及军工、纺织、造纸、制铁、榨油、煤炭、印染、陶瓷、制糖、农具等，基本满足苏区军民生活需要。
    （三）财政金融方面：苏区政府发行公债300万元，苏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800万元，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改善群众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发动群众方面：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共建成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有效调动。

    我在井冈山学习期间，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遗址纪念馆购买一套国家印钞局仿真印制的一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以作纪念。看着这套面值分别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和五分的纸币，我不禁非常感慨。我觉得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天生的银行家。

上图：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国家印钞厂仿制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领导边界军民在井冈山的上井创办了一个造币厂。造币厂只生产花边银元，所用的原料，主要是打土豪所得的各种银质器具和银首饰等。银元印模为墨西哥版“鹰洋”。为了使这种银元与官府生产的“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在银元上凿了个“工”字，因此被边界军民称为“工字银元”。这种“工字银元”在井冈山的反 “围剿”和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委派他的弟弟毛泽民筹建国家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其业务包括分行、支行、兑换处等。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另外还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发行纸币800万元，分二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矿生产，促进对外贸易。公债的发行，充裕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直接支援了反"围剿"的革命战争，而且增加了生产贷款额，支持了根据地进出口贸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带着200个挑夫挑着所有银元随中央红军一道长征，被人戏称为“扁担银行” 。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此前一个小时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立即着手组成各政府机关，开展各项政府工作。在战火刚刚熄灭，民生困苦，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上，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够以不可思议的自信的底气有条不紊地完成新中国建设的各项宏大任务。这在当时曾经使西方国家大惑不解。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自信的底气主要来自于在过去多年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建设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得到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一次伟大的预演。

上图：1931年9月发行的湘赣边省邮票

    1933年6月，蒋介石经过周密准备，调集53个师又8个旅和5个航空队，共计50余万人，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反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历次反围剿中成功运用的“诱敌深入”等战略战术，教条地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同强敌打阵地战、消耗战，致使红军损失巨大。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相继失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根据地内线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在此情况下，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批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934年10月16日晚，红一方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7000人，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走上后来被称为“长征”的突围转移之路。

    由于客观上国民党“围剿”力量过于强大，加之博古、李德的指挥失当，红军的突围转移之路一开始走的非常艰难。特别是在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时候，在敌军地面和空中的强烈火力攻击下，超过半数的红军将士阵亡，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仅剩30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