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童年时就是孩子王，因此可以认为，他是有领导天赋的，但是，仅有天赋还不足以成为伟大的领导者。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传》（何宇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写道：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袖,并不单纯是依靠其组织技巧，也绝不是由于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为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应用。他的崛起，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因为他把某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毛泽东能够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实际上是成功的领导者（包括创业者）的基本功。与毛泽东同时代投入中国革命运动领导人还有许多，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或者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行动指令。因此，他们很容易因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而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

    现在，对于一个要想当领导的人来说，可供学习的关于领导的著作很多，我手边就有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领袖》、小约瑟夫•L•巴拉达科的《领导者性格》、罗布•戈菲等的《你凭什么领导别人》和曾仕强的《领导的方与圆》等多部关于领导的著作可供今天的创业者或企业家参考。但是，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的那个年代是没有读过任何关于领导学的著作的。当然，这并不影响他通过对历史和文学作品的阅读，从古代先贤那里学习领导才能。

    中国古代政治家中，有两位是毛泽东一直很欣赏，甚至有时也在学习借鉴的。他们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曹操。

    1949年4月，欣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乘兴赋诗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句表明了毛泽东对刘邦的对手西楚霸王项羽的态度。在刘邦和项羽的争斗中，毛泽东显然更认同刘邦。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政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成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刘邦曾作过客观的自我评价：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汉初三杰张良、萧何和韩信，一个是足智多谋的军师，一个是有高度责任心的后勤总管，一个是战无不胜的将帅。刘邦认为，“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他承认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但是能够驾驭这三位人杰，为他所用。
能够团结各种人才为我所用，是刘邦能够终得天下的法宝。这个法宝对毛泽东的启发很大。早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先后在广州、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安源办工人夜校、在湖南各地调查研究。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在寻找延揽开展革命斗争的人才。

    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毛泽东更加注重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当时活跃在中央苏区的军政人才，除了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刘伯承等杰出的军事将领，还包括邓小平、陈云、林伯渠、谢觉哉、邓子恢、傅连璋等一批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优秀干部。这些干部一直跟着毛泽东转战南北，解放后仍然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相对来说，在古人中，也许毛泽东更喜欢曹操，也更了解曹操。毛泽东在少年时期特别嗜爱看《三国演义》，成年后又曾认真研究《三国志》，对曹操的胸怀、谋略和文才都极为称赞。

    毛泽东生前在与他的子女谈话时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还有一次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对于中国人来说，《三国演义》也许是最好的关于领导科学的教材。

    虽然曹操在《三国演义》这部文学作品中被描绘成反面人物，但即使我们现在看《三国演义》，也不难发现曹操是很有领导才能的，因此他的身边总是谋士众多、猛将如云。

    西晋陈寿写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曹操有一段比较客观的评价：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毛泽东能够上井冈山并站住脚，还对袁文才、王佐部队进行了整编和改造，就充分表现出有如刘邦、曹操那样的韬略、胆魄和情怀。

    1927年10月23日，刚刚说服了袁文才的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井冈山上的另一个“山大王”绿林首领王佐派联络副官朱持柳前来迎接。毛泽东得知朱持柳是王佐的得力干将，也深知绿林好汉讲义气重诚信的特点，为了打消王佐对工农红军的疑虑，当晚就与朱持柳同床而卧，推心置腹地彻夜长谈。

    虽然工农革命军终于上了井冈山，但是改造袁、王的队伍也是一件颇费周折的工作。特别是王佐的队伍，有200多人，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有劫富济贫、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性，但也有严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与工农革命军的要求差距很大。

    为来改造王佐部队，毛泽东决定派老部下何长工以党代表身分到王佐部队做工作。何长工原名何坤，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革命，也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的设计者。毛泽东曾派何坤去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何坤历尽艰辛，终于在韶关找到朱德和陈毅，向他们汇报了毛泽东转移到井冈山的详细情况，为后来朱毛会师立了大功。

    毛泽东找何坤交待任务时，看出了他的顾虑，便鼓励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并要求何坤要像扛长工一样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于是何坤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何长工。

    何长工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肩负着他的重托，来到王佐部队担任了党代表。

    何长工孤身一人，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和耐心诚恳的说服教育，终于感动了王佐及其部下，使他们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思想觉悟和组织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1928年2月上旬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就这样，一支旧式农民武装终于转变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对于袁文才和王佐在危难时期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

    1029年1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决议和讨论如何迎击敌人 “会剿”为主要内容的柏路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由于对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大会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这样一段话：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头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当毛泽东在传达文件过程中看到这段话时大吃一惊。由于袁文才、王佐也在会场，毛泽东觉得不便把这段话念出来，于是宣布休会。

    接着，毛泽东又召集了一个只有几个高级领导参加的小型会议，就六大决议内容和袁、王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由于毛泽东的反复说服，会议决定不杀袁、王。

    但是毛泽东依然不太放心。1月14日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担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随同自己一道下山。毛泽东知道袁文才和王佐是亲密无间的拜把兄弟，把他们俩分开也是一种保护技巧。

    但不巧的是，一个月后初通文墨的袁文才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原文，惊慌之中私自离队逃回井冈山王佐的部队中。结果，过了不久，袁、王二人便被素有嫌隙的湘赣边界特委设计杀害。

    对于错杀袁、王，毛泽东非常痛惜，久久不能释怀。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还特地接见袁、王遗孀，嘘寒问暖，并要求地方政府给予照顾。

    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必须有超强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一旦形成明确意见，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都不能改变。但是，这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却不容易坚持。比如，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可能会以各种理由阻挠你的决策，这是对你的自我意志的考验。

    从秋收起义到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毛泽东的周围常常充斥着各种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来自中央的，和来自身边同志的。但是毛泽东从未妥协过。

    这种内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生早期的磨砺中形成的。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写过一篇关于领导方法的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共有九条内容,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项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毛泽东在实施领导过程中的重要武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毛泽东特别重视每一次重要的会议，他的领导意图就是通过这些会议成为大家的共识。毛泽东开会通常会采取的方法是会前进行体现民主的个别交流，通过这种一对一的交流，毛泽东在会前就使大多数与会者赞同自己的主张，这样就保证了自己的意见在正式会议上获得通过。

    例如，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就是通过反复的沟通和一系列关键的会议，才最终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拥戴。

    这一系列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和毛泽东本人政治生命的会议主要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和苟坝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怀化通道境内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关于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的中央红军通过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兵，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4年12月15日，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的“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1934 年 12 月下旬，中央在贵州瓮安猴场宋家湾召开的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坚持渡江北上建立新苏区，完成了红军战略方向的转移;强调加强政治局对作战方针的领导，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实现了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图：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苟坝会议是在二渡赤水之后召开的。在苟坝会议之后进行的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使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成为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经典案例。

    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运用政治规则获得领导地位，因此他也深知尊重和维护政治规则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刚上井冈山时因为没有坚持攻打长沙被撤销中央候补委员（曾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第二次是1929年6月在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前委书记改选时落选，第三次是1932年10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对红军的领导职务。尽管毛泽东每次都有不同意见，但他还是从顾全大局出发服从上级决定和会议决议。

    红军长征到藏区时，毛泽东的妻弟贺敏仁据说在当地喇嘛庙里拿了只值一两个银元的百十个铜钱。如果属实，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虽并不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但是，在未经调查证实的情况下，很快被红军执法部门仓促枪决。处于大局观念和对当时特殊情况的考虑，身为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均未干预此事。

    无论在任何组织中，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的。在工农红军中也是一样，由于大多数官兵都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有限，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深奥理论的人更是极其少，要领导这样的队伍，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应当反对盲目的个人崇拜。但是一个领导人由于其自身的品德和才能而导致群众的崇拜对其领导力的强化是有益的。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运用个人崇拜强化领导力的典范。

    如果你的部下或员工对于你的每一项决策都要先思考对错或带着迟疑的心态勉强执行，那么你的企业是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当做到，他的每一项决策都能够得到部下和员工不假思索地接受并竭尽全力地执行。

    因此，成功的大公司往往都会有崇拜式的文化。这种崇拜式的文化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而应当是建立在企业家的理性和正确决策基础上，是员工对企业家经受长期实践考验的个人魅力的认可和钦佩。同时，这种文化也需要经常性的宣传和仪式加以强化。

    二十年前，由于同海尔的合作项目，我接触过不同层次的海尔员工，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对张瑞敏顶礼膜拜，二是对海尔文化无比认同。在大浪淘沙般激烈的竞争时代，张瑞敏和他领导的海尔能够成为商海常青树是有原因的。
在领导企业方面，我们熟知的企业家几乎都是毛泽东的粉丝。其中，华为的任正飞可以称之为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典范。

    我第一次知道华为的名字是1998年。我在浙江大学附近的一家酒店里碰巧看到华为公司的招聘现场。华为的高薪承诺吸引了大约有数百个浙大的毕业生，他们拥挤在酒店大堂里，拍着队向华为的招聘人员递交自己的简历。那种热闹的场面给我留下很深影响。

    后来我先后读过4本关于华为的书籍，它们是程东升、刘丽丽的《华为真相》（2003年）、汤圣平的《走出华为》（2004年）、吴建国、冀勇庆的《华为的世界》（2006年）和田涛、吴春波的《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2012年）。

    研究华为的学者普遍认为，任正非的精神导师是毛泽东。从理念到概念，乃至行文风格和词句表述，毛泽东的直接影响无处不在。

    一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介绍，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他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成为华为的战略。而此前，任正非在部队期间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他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群众路线、矛盾论和辩证法等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充分体现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和“大部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原则。华为的内部讲话和宣传资料中，字里行间跳动着战争术语，极富煽动性，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华为初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运用。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略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

    下面是任正非在华为2017年市场工作大会上演讲的两个片段：

    “高级干部及专家到前方去(前方不是物理位置，流程改革、研发……都是前方)，直接参加从端到端的洗礼，从机会到变现，要认识全过程；世界有很多战略高地，到战略资源聚集地去，参加探讨，扩大视野，有人说“你都没有去过世界，哪来什么世界观”，这句话很精彩。

    到管理一线去，真正体会梨子的味道……；到实践中去取得成功的经验，为担负更重要的担子取得资格。”

    “我们要形成一支英勇无畏、头脑清醒、方向清晰的奋斗队伍。在集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是允许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个人主义是为了这个集体，使我们的队伍五彩缤纷，在竞争中团结，在团结中竞争。

    华为公司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我们的个人主义就是要创造价值，为国家做出贡献，至少给中国政府缴了三千亿的税。我们的集体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是英雄，还不是英雄的人，我都认为他是。在山脚下一拍他肩膀，他扛着炸药包就冲上上甘岭了，怎么不是英雄呢?‘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

    只要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人一定会发现，在任正非的语言中，毛泽东思想的烙印是多么明显。

    五、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然而，由于毛泽东和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旧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必然受到中国五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的浸润。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毛泽东8岁开始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韶山故居现在还保存着他读过的《诗经》、《论语》等。据毛泽东自己回忆，他当时还读过《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杂书”。

    1909年春到1910年春，毛泽东到乌龟井、东茅塘私塾继续求学，先后拜毛简臣、毛麓钟为师。这两位乡间大儒帮助毛泽东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

    毛泽东走出韶山之后，在潜心研究过宋明理学，又游学欧美、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杨昌济老师教导下, 求知的道路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

    1917年8月，在给同学和友人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有人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等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城。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和学说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首先毛泽东以实现孔子在礼记中提出的大同世界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又成为毛泽东后来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第二，毛泽东用历代大儒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拯救民众的具体要求。第三，那时毛泽东习惯使用的是以君子自居，以救小人为己任的典型的儒家语言。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杨昌济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正是在北大图书馆，受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6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国学基础深厚、向往大同社会的进步青年。

    虽然毛泽东在湖南时已是饱读诗书的青年学子，但他同当时的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痛苦地看到面对列强瓜分、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束手无策。要想救中国于水火，必须到西方寻求国家救亡振兴之道。毛泽东为此先后两次来到北京求学并考察时政。1936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缺陷，但他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相反，他在实际工作和著述中大量引用儒家、道家和佛家经典。

    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刚到井冈山一个月，就指示在龙江书院创办边界第一所培训机构——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担任教员，培养部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

    在一位不知名的学员残缺的笔记本上，写着一首诗（见下图）：

    卷土重来豪气豪，
    雄心钟奥不知劳。
    文王一怒安天下，
    武圣单刀威汉朝。
    养气读书师孟子，
    休民建制学夔皋。
    迩来民众知何似，
    总把龙泉斩毒蛟。

图片来源：梅黎明著《走进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