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数第4人为唐士吉同志（建国后曾任国防部第十设计院副院长）

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红军石刻标语

红军当年走过的水草地

西路军走过的风雪祁连山

    王诤同志那一部电台是我军的第一部电台，而我党建立无线电通信还要早一些。早在二九二八年我党就在上海和莫斯科开始培训无线电人员，国内最早的是张沈川同志，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我的老师。最早通报时间是一九三0年初，上海与香港之间。
    红四方面军在我去以前没有建立无线电台。我同宋侃夫等同志是从上海分两路去鄂豫皖苏区的。我和蔡威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从上海出发，经南京、蚌埠、正阳关、霍丘、麻埠、金家寨到达新集。我们到新集时，宋侃夫、徐以新两位同志已经到了。
    到新集以后，宋、蔡分到军委当参谋，徐分到军委分会工作，我分到电信处当秘书长。电信处长叫穆子路，是我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念书时的同学，是从徐源泉四十八师俘虏的。这个人很反动，后来被枪毙了。电信处下面有两个训练班：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和一个有线电训练班。无线电班共有二十余人，能记起的有游正刚、冯志禄、徐定选、董德英、吴寿堂等同志。李玉奎同志在有线电班，训练班的政委叫孙光明。耿锡祥同志在特务队负责买器材。
    我们到达以后，正赶上白雀园肃反结束，接着红军就转移到七里坪，不久，在那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时间是十一月七日，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了，给我们发了黑棉衣。
    后来在新集搞到一部收信机，可能是缴获陈调元部队的。是三灯机，没有面板用胶木条拚凑起来，装上可调电容器。我们就用它抄收新闻。所以红四方面军开始建立通信的情况同中央苏区差不多，也是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
    成立红四方面军以后，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攻打黄安，缴获赵冠英部一部完整的无线电台，只是蓄电池不够好，只能维持一个来小时。在黄安俘虏了两个报务员，一个机务员，电报局长和他的女儿、儿子也跟来了，后来都到了电信处。之后电报局长的女儿钱云到无线电班学习，局长则负责翻译新闻。
    我在上海学习时，学习过赫姆莱特充电机，但对怎样联接、启动、浮充都没学习过。我把那个机务员找来，叫他连接，我在一边看，很快就学会了。我还问他电压不够怎么办?他说可以一边发报一边充电，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浮充”。接着就把发报机架起来，进行调试。  
    有了电台，就在新集对面钟家畈的一个小祠堂里架设起来工作。当时在电台上工作只有宋、蔡和我三个人，开始还是抄新闻，接着通报，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首先是同湘鄂西的红三军沟通，密码、通规都是从上海带来的。对方电台的报务员叫刘进。前报务员喻杰生和我是在上海一起学习的。接着又同中央苏区沟通。那时，由于上海的工作条件团难，天线只能架在屋檐下，他们听不到我们的讯号，所以始终没有和上海联通，同上海的电报一直是通过中央苏区转。
    第三个联络对象是湘鄂赣苏区。同湘鄂西一直通到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一以前，那时，我们还在钟家畈，红三军的电台后来没有了。严成钦是他那个电台上的。
    打黄安以后，部队东征，在苏家埠、韩摆渡战役中缴获了几部机器，但都不完整。后来缴获历士鼎部一架电台，比黄安那架新，是国民党军政部造的，电子管插在上面。马文波同志在这个时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来了就在训练班当教官。后来打潢川又缴获张钫部一架电台。接着就是打鸡公山，打麻城。
    在同湘鄂西的来往电报中，有两份报的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份电报是要求四方面军派飞机去轰炸，还有一份是要求四方面军派部队去支援。这是反四次“围剿”还没有开始以前，后来联络就中断了。
    反四次“围剿”时，打了很多大仗。后来情况紧张，电台要从钟家畈撤出，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上甸总部决定分前后两个台，二台在前面，由蔡威负责，一台在后面，由朱侃夫和我负责。两个台的机器也试通了，但没有正式通报。到四姑墩时，曾经决定把二台留在鄂豫皖，后来又决定不留，一起经二郎畈过京汉路。
    二台随王树声同志过京汉路时，由于王树声同志还不习惯使用电台，把电台和人员同七十三师的大行李放在一起。过铁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一台顺利通过，二台的机器丢掉了。总指挥徐向前知道了，马上派一个团由徐深吉带领又把电台夺回来了。夺回来时，电台完好无损，只丢失了两个蓄电池。
    过铁路以后，我们一台只剩下中央苏区一个联络对象，同湘鄂西和湘鄂赣的联络都断了。一路之上，一个台工作，只有一个联络对象，每天定时联络，工作还比较顺利。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撤出鄂豫皖，经过长途行军，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川北通江。我们住在毛裕镇，两个台住在一起(分成两个班子)。这时，又开始抄新闻了。在那个地方，中央社的新闻白天抄不到，要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抄到早上四点。我抄了电报，老宋负责翻译。同中央苏区也是每天晚上只联络一次。我们是上午休息，下午也没什么事干，就用收信机随便收听，就这样发现国民党田颂尧、邓锡候的电台。因为他们发报的报头、报尾是使用明码，中间是密码。电台移动时要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回答也是使用明码。这样，就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止情况，于是侦察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在打敌人“三路围攻”时，我们开始破译敌人的密码，因为我在天津庸报馆当过译电员，很快的把敌人的密码破了。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了解的很清楚。我们搞破译的速度很快，往往不到一小时就搞出来。空山坝是反“三路围攻"最后一仗，仗打的很好，侦察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八个团消灭敌人九个团，缴枪六千多枝。接着就是小坎子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