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兵：陈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工作的科学态度、重要贡献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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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兵：陈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工作的科学态度、重要贡献及其启示

2008-12-04 13:01:04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作者：周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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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工运事业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曾在以赣州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工作近两年时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为中央苏区的工会工作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着重简析陈云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工作的科学态度、重要贡献，及由此获得的启示。
    一、出身于社会底层   起步于工会基层
    陈云是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经老师张行恭介绍，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一边做工，一边刻苦自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即9月1日发行所职工工会成立，陈云等11人为执行委员）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即工会工作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1927年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3月14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副委员长。
    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总工会1931年前工作还是孤立和被动的，因为1930年，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其后共创建为中央苏区），苏区各地第一次大革命组建的后因失败受挫的工会组织也都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整个苏维埃区域内还没有建立系统的工会组织，苏区工人仍然失业、饥饿与死亡的阴影中徘徊。全国总工会为紧密结合土地革命战争，领导和组织工人的斗争，引导工人组建工会、参加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建设，即派遣干部于1931年春在赣西南成立了中央苏区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简称全总苏区执行局，其后设赤都瑞金）。
    二、身居高位心系群众实事求是纠正错误
    陈云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就有突出的表现。那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方针，致使白区工作接连遭受破坏，党、团、工会组织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又由于当时负责党的机要工作的顾顺章的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不得不分批迁入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1932年底至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瑞金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或全总），原1931年设立的全总苏区执行局撤销。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女工部、青工部、福利部、社会经济部、国家企业部、文化教育部。陈云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委员长由刘少奇担任。1934年1月15日至18日，陈云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陈云在1月22日至2月1日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3日，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成员。这就是说，陈云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在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同时，并从事工会和白区等实际工作。在这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期间，陈云和毛泽东等一道，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会与经济方面的工作，积累和总结了苏区工作的革命经验，并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及《苏区工人》上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陈云这些文章，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区实际的结合。这些文章，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撰写的。这些文章，对纠正苏区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指导白区工作策略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文章，体现了陈云从事中国革命的早期思想，以及在工会与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卓有成效的领导艺术。
    当时，为了保证革命战争所必须的物质供应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苏区党和毛泽东实行了保护、发展城镇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对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是，在1931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以后，其“左”倾的一套方针、政策贯彻到各个方面，在中央苏区尤为突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就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商议起草制定的。这个劳动法体现了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和工会组织的权利。苏区工会组织为贯彻劳动法、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改善生活待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工人的生产、革命的积极性，支援了革命战争。但是，这个劳动法是照搬照抄苏联的，没有从中国当时的苏区实际出发。苏区多是处在山区或几省交界的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只有规模不大的手工业和小作坊，劳动时间很难作固定的规定。此劳动法不符当地具体情况，而是机械地规定成年工人一律每日工作８小时，青工６小时，童工４小时。劳动法还规定了过多的休息时间，如规定“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42小时连续休息”，“工人继续工作６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两个星期的例假”等。执行结果使瑞金、会昌、石城、汀州等地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师傅不愿带徒工，有的县只有几个学徒工，农民不愿雇用牧童，牧童也失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苏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实际，实行了过左的劳动政策造成的实际恶果。
    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很快发现了此问题，并作了深入的调查。他即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９期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照搬苏联劳动法的教条主义“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该文以大量的事实批评了“左”倾政策，坚持了正确意见。陈云还在该文严肃指出：“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存在着极端危险的工团主义的倾向。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工人群众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左''的错误，可以使许多企业作坊的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所以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是破坏苏区经济的发展，破坏工农的经济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自己彻底的解放。”尤其重要的是，陈云并没有停留在对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倾错误的批评上面，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切中时弊地提出了纠正这一错误的措施。1933年８月６日，陈云针对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病，又严肃指出：党与工会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忽视工人利益，反对脱离群众的倾向，“反对在工作转变中没有气节的对于困难投降的倾向，同时丝毫不放松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反对一切命令强迫群众的方式，因为这种‘左''的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 在这里，陈云旗帜鲜明地指出“左”倾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从而批判了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潮。他在这《斗争》第23期发表的《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还指出苏区工会忽视对保护工人日常利益的工作，对扩大红军、查田运动没有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会自身存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要求各级职工会切实转变自己的工作。陈云不仅在思想路线方面坚持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身体力行，亲自纠正“左”倾错误，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年６月，陈云曾由赤都瑞金到被称为“红色小上海”的福建汀州（今长汀）考察工人运动。在那里发现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汀州市工会普遍存在一种“忽视工人利益”，“空讲原则不去联系实际问题”的倾向。他认为这“是极大的错误”，就亲自找党员和工人谈心，把他们“任何细小的怀疑与不满，统统解释了与实际的解决了”。陈云又在《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一文中深切地说：“纠正‘左''的倾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没有耐心的说服工作，没有充分准备工作，没有去解除工人实际上所遭遇的困难，一切企图用‘命令''的方式来通过一切，这实际上丝毫不能解决‘左''倾的错误，而且在工人中间，可以发生更坏的不满意工会领导的情绪。”
    对于从事苏区工会与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陈云与毛泽东的观点是相同的，即一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二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当时，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并大声疾呼：“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陈云在苏区工作期间，同样也始终把握着这个出发点，思考做好工会与经济工作的具体途径。特别是在当时“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往往容易产生轻视苏区人民群众生活的倾向。陈云却能时刻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在工会与经济工作中既能顾全革命战争的大局，又能以人民利益为重，脚踏实地，讲求实效。例如，陈云及时提出农业工会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应该事前了解当时工人的要求，提出工人所迫切的要解决的问题。他坚定地呼吁：“职工会对保护工人日常利益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但是过去重要，今天也是重要，而且将来以至永久是重要。只有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愈好，愈能够使群众了解‘左''的错误的实质。”
    三、注重调研与实地考察讲究方法和领导艺术
    陈云在中央苏区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33年初，他发现所订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都是照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的斗争纲领，所以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所以“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好些没有实行”。陈云指出这种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只是提出一般的并不适合每企业的笼统的要求和纲领。所以，各业的集体合同虽然不断地订立，但是每个行业工人的迫切要求仍是没有解决。”针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陈云要求：“党和工会对于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为了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介绍他在汀州亲自指导京果业重新订立劳动合同办法。文章既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又具体地介绍了汀州订立劳动合同的指导思想、办法和条文内容。其深入实际做法是：一是首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和工人的要求；二是以党的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三是订立切实可行的“有弹性”的合同。这种合同签订符合京果业的实际情形，没有超过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同时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实行的切实保证。陈云用汀州的典型经验推动全面，使苏区的工人与雇主签订了较为切实可行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此后，苏区的学徒工逐渐增加，工会工作也有改善。同年３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8次例会决定修改劳动法，并组成修改劳动法的班子。10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颁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宣布修改前的劳动法作废。修正的劳动法，修改了脱离苏区实际的、经济要求过高的条文，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劳动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对此，陈云是有重要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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