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刚：农村革命文物保护现状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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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丽刚：农村革命文物保护现状及其对策

2008-11-05 21:24:34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作者：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卢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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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大刘郢村干部带领群众，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400多名烈士建墓并立碑纪念。由于条件所限，当时建了3座简易土堆烈士墓，一座为新四军二师参谋长王凤岐之墓，其它两墓各埋葬着200多名抗日烈士。当地村民自愿承担了护陵守墓的责任，并有一人成为专职守陵人。50多年来，大刘郢的乡亲们一直希望修建二师抗日烈士陵园，修复二师师部原址，以告慰英烈在天之灵，并让它们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仅凭村里的实力，这一夙愿难以实现。[6]
    保护革命文物，对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农村来讲，自然是困难重重，那么，一个县级政府甚至省级政府有没有足够的保护经费呢？
    在我国，当前有些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用于革命文物保护的经费及其日常维护修缮所需资金缺口依然较大。据了解，安徽省目前拥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1处，而省财政给予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400万元，平均每处每年不到1万元，经费严重不足，革命文物的修复保护经费状况可想而知。[7]安徽省金寨县拥有革命遗迹286处，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7年，很少有专门的保护经费，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县，根本拿不出钱来。县文物管理所目前有9个工作人员，3个已退休，一个将退休。这些人只有基本工资，活工资部分还要靠文管所创收，根本没有文物管理经费。只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偶而从有关部门“化缘”到很小一部分。[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十条同时还规定，“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各级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执行的情况相差较大。有些地方，经济财政条件较好，领导比较重视，财政预算能够到位，而有些地方，由于经济财政较差，领导注意力多集中在地方经济建设上，无力也无暇顾及革命文物的保护，当地每年的财政拨款与实际需求缺口很大。81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吴贵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滁州地委书记。本文前面所讲到的来安县邵集乡大刘郢村就属于他当年管辖的地区。2002年7月15日吴贵武来到大刘郢村抗日烈士墓地凭吊。面对简陋的烈士墓，他愧疚地说：我在任时只顾群众吃饭问题，而没顾得上陵园的建设。这是我一生的遗憾。[9]据统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中留有姓名的有2500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安睡在烈士陵园中，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后人传颂。但还有一些烈士墓修建过于简陋，年久失修，无专人管理，那里荒草丛生，破陋不堪，正在遭受破坏。陪伴这些无名烈士的只有青山绿水和他们所热爱的、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的土地。
    2008年4月4日，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节目以《无名烈士墓清明不再孤独》为题，用正面报道的形式反映了在我国目前还有一些烈士墓修建过于简陋，年久失修的问题。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在2007年清明前夕，报道了北京市延庆县四海镇南湾村无名烈士墓无人凭吊的凄凉，只有一位73岁的李仲奎老人在默默地守护着无名烈士的亡灵的事情。报道称，1948年1月，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南湾战役，很多牺牲的烈士埋葬在了南湾村一带。时至今日，昔日的烈士墓已经夷为平地。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更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地政府、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无名烈士墓前，选准了位置，按照当地的风俗开始立碑。一年过去了，一尊写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苍劲有力大字的墓碑终于矗立在无名烈士墓前。老人那颗执著的心总算有了着落了。清明节期间，附近学校的师生纷纷前去祭扫无名烈士墓。
    湖北省阳新县，是全国著名的烈士县。在革命战争年代，阳新一个县先后有20余万儿女献出生命，其中大革命时期有3万，土地革命时期有10万，抗战时期有7．8万。这里有两个大型的革命烈士墓群，在2号烈士墓群，埋有烈士遗骨3011具，都是在苏区时期牺牲的，由老百姓收尸、埋葬，种上庄稼加以掩护，得以保存到解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曾提到过阳新县革命老区，他说，“我在陵园内走了一圈，然后登上山岗高处环顾四周，看到布满山岗的一排排烈士墓体，尽管没有石碑、没有雕像、没有花环，但令人肃然起敬，内心激动不已。我走了全国800个县，见过许多烈士陵园，包括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那里刻录有13万烈士名录的系列群雕，相当宏伟壮观。但象这里埋有3000多具遗骨的原生态状墓群，从未见过。经查询得知，这样的规模在全国绝无仅有。这是苏区人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的实景。”(石仲泉在2007年11月16日召开的“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上，以《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与苏区精神》为题，做了主题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讲了这段话。)湖北省阳新县龙港镇的这两个大型的革命烈士墓群，还处于原生态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革命文物和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具有重大史学价值和教育价值，更需认真保护。
    3、一些地方政府或文物保护部门对革命文物保护范围内的控制性地带没有或难于划定。一些地方只重视纪念馆等革命文物本身的修缮和建设，不重视其周边控制性保护区的环境整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本文前面提及到的江西省崇义县“上堡整训”旧址的大门口修了一条水泥路，已经高过旧址地面一米多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安县檀树岗乡的聂家祠堂是当年彭杨军政学校旧址，其旁边居然就是牛栏。同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安县檀树岗乡的戴士英村的戴家祠堂——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1930年至1931年），不足十米处却是一个臭气熏天的露天茅坑，大门同样紧闭，门口还堆放着农用杂物。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鄂豫皖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旧址大门，各种“烧烤、卤乳鸡”的招牌赫然醒目，而雕满花纹的墙上，蜘蛛网似的电线纵横交错。[10]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西省兴国县毛主席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门口，新修的一条水泥公路，几乎是紧挨着这栋土砖砌成的旧址，违章的交通事故一旦发生，随时都可能将其刮倒或撞倒。
    那么，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权归属哪些部门呢？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公布。省级、设区的市、自治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由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公布。”
    现实问题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的冲突，有关部门对建设控制地带的合理划定面临着重重困难。这也许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4、一些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革命文物，有可能较好地得到保护，但在名录以外的未核定或核定保护级别较低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则缺乏有效的保护。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主要的做法就是将革命文物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革命文物便可以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自1961年3月以来，我国先后批准了六批共2348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将许多重要的革命文物列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例如，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80处，其中包括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就有33处，约占18%。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又批准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62处，其中，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就有10处，占17%。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258处，其中，包括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41处，占18%。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250处。从这次开始，革命文物归到名录的第五大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共有56处，其中，涉及到革命文物的有33处，约占30%左右。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518处，其中，涉及到革命文物的有25处，约占5%。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080处，其中，涉及到革命文物的也有多处。(数据源自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纲要指出，我国将在2010年前培育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这些重点红色旅游区、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所涉及到的革命文物也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江西省寻乌县项山脚下的圳下村文昌庙，是朱德同志遇险旧址。据史料显示，1929年初，从井冈山上挥师南下，实施“围魏救赵”的红四军，一路遇险。2月2日，红四军前委及军委主要成员驻扎在赣南的寻乌县圳下村，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住在村内不同的地方，朱德就住在文昌庙。由于疏于警戒，整个村子被敌军四个团包围。毛泽东率特务营奋力向外突围成功。朱德率领独立营和军部机关从另一个方向突围，误入了敌人的埋伏圈。朱德手提机枪带着警卫战士左冲左突，边打边撤，最后身边只剩下三个战士突围成功。军部妇运科长、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为掩护部队突围，受伤被俘，后牺牲于赣州。人们在这栋建筑物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不见一个有关革命文物保护的牌子。大厅正中正烧着香火，大厅的右侧挂着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登记证是由寻乌县宗教事务办公室2001年4月29日颁发的“寻宗场证字（019）号”，上面写的场所名称是“马莲山大法师庵堂”，地址是“吉沄镇圳下村马莲山大法师庵堂”。
    在山西省五台县南茹村有一个八路军总部旧址，至今还属于未核定的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据史料记载， 1937年9月23日，八路军总部进驻山西省五台县南茹村，同年10月25日南迁到太行山。虽然只有36天时间，但在这里八路军总部颁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这对于贯彻全面抗日的路线，完成当时八路军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配合友军作战，钳制和消灭部分敌人，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创建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魏久明，在一篇关于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旧址历史地位学术研究中提到，八路军总部在南茹村期间，为我党在华北创建首个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1]。从2005年7月27日中国新闻网披露的照片来看[12]，山西省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旧址历经沧桑，如今已是破败不堪，屋里屋外长满了杂草，疯长的杂草有的高过窗口，屋顶大部分已经坍塌，墙面有几处长长的裂缝，摇摇欲坠的建筑不得不依靠一根粗大的树木支撑着。
    5、全社会保护革命文物的意识亟待加强，有关部门需加大宣传力度，对破坏革命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需加强防范措施和打击力度。
    广西富庶乡有一个烈士墓，这个革命烈士墓是为纪念当时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8名解放军而建的。当地政府曾拨出专款2万元用以维护墓地，在墓地周边修建了围栏和铁链。2005年7月，富庶乡与坛洛镇合并后，原政府办公场所撤离了，墓地便没有人管理，大量铁链被人撬断盗走，如今所剩无几。除了设施被盗，一些无知的村民还充分“利用”起烈士墓的空地来，在墓地周围种上了香蕉、红薯等农作物[13]。
    2001年4月下旬，江西省瑞金市一批 “苏维埃”文物被盗。库房内5个文物橱有4个被橇开；报警器电源被剪断，南墙窗户钢筋被撬，窗户玻璃破损。这一消息震惊了国家文物、党史和公安部门的高层！经清点，计有55件革命历史文物被盗。其中包括红军大学校长何长工出席“二苏大”的代表证（孤品）、红军造币厂的银圆钢模、“苏维埃共和国”重要文件资料等一级文物8件。被盗文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为江西省乃至全国建国以来所罕见[14]。(同年5月上旬，涉嫌“4•25”特大“苏维埃”文物盗窃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被盗的55件革命历史文物全部被追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九条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确保文物安全”；第六十四条也明确规定，“盗窃国有文物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遗憾的是，一件件革命文物遭受破坏的案例都在提醒着人们，全社会保护革命文物的意识亟待加强，有关部门需要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对破坏革命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需加强防范措施和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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