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在广大农村，有些革命旧址旧居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废弃，无人看管；散落在农村老屋里或野外的红军标语亟待加强保护；农村革命文物保护中还存在不动产产权归属混乱、保护经费缺口较大、基层队伍编制不足、保护范围内的控制性地带没有或难于划定、名录以外的未核定或核定保护级别较低的革命文物缺乏有效的保护等问题，全社会保护革命文物的意识也亟待加强，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具体的办事人员依法办事的观念比较淡薄，致使革命文物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占。解决这些问题需提高认识，加强法制建设，尊重法律赋予有关管理部门的管理权和监督权，拓展资金筹措途径。
    关键词：农村；革命文物；保护现状；对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06BKS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丽刚（1965-），男，法学硕士，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硕导、江西省重点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课题1项，完成省部级课题4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15篇。
    联系方式：江西省南昌市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330013
    卢丽刚    0791-8051312    13047903189     l-lg@ecjtu.jx.cn
    特别注明：
    1、本文提及的崇义县上堡整训旧址、红安县檀树岗乡聂家祠堂——彭杨军政学校旧址、红安县檀树岗乡戴家祠堂——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1930年至1931年）、兴国县毛主席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寻乌县圳下村文昌庙等红色旧址旧居的情况，是由笔者在2007年5月和7月亲自考察调研获得。
    2、本文主要内容首发于200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原题为《革命文物保护现状及其对策》，经作者修改后，定为现名。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看，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广大农村，这就为几十年后的今天留存了大量的革命文物。革命文物是我国重要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处革命文物见证了一段光荣而伟大的革命历史或是蕴含了革命前辈们不朽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它们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好教材和理想场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革命文物尤其是留存在广大农村的革命文物其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本文对当前我国广大农村革命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一番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村革命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在广大农村，有些革命旧址旧居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废弃，无人看管；有些旧址旧居产权归属公民个人，革命文物中的不动产产权归属混乱，绝大多数虽然归属在国家或集体，但是，具体占用者却不一定是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难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将军县之一。就是在这里，革命文物保护现状令人心忧。金寨县境内的汤家汇镇姚氏祠有一所红军邮局旧址，1998年被安徽省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这处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由于是农村的破旧祠堂而遭废弃，现在竟被人用来堆放杂物，在里面拌猪食。同时，由于白蚁的蛀蚀等原因，这所清代建筑的12根方木和部分木结构已经腐朽，岌岌可危，亟须抢修。[1]
    在河南省新县93位将军、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故居、旧居中，现遗存的故居、旧居只有49处占52%，其余因战争创伤或建国后缺乏保护意识人为破坏，几经风雨洗礼荡然无存，有的则无人居住在暴雨中倒塌而被毁坏。在这49处故居、旧居中，保护较好的有吴焕先、高敬亭、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将军名人故居11处，其它38处均属危房。而这些属危房的故居、旧居均无人居住，有的作为他用，而未被充分保护开发利用，其它的则任风吹雨打，无钱投入修复，濒临倒塌的危险。如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故居已快断掉，其近属住居其中，惨不忍睹。中将吴先恩的故居无人居住，被人做了牛栏，面临倒塌。(本资料源自河南省新县政协七届四次会议部分政协委员的提案《新县将军故居、旧居亟待保护和开发——关于对新县93位将军、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故居、旧居的调查与建议》)
    在江西省德兴市绕二镇重溪村，有着该市惟一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工农红军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旧址。这里还居住着一户村民，村民在屋内做饭燃起的烟火，将旧址薰得漆黑。屋内许多地方已破烂不堪，窗户和门都已不见踪影。在旧址外，旧址四边就有三边被违章建筑包围，而且旧址的墙上，到处都是被人凿成一个个大洞。[2]
    与中国工农红军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旧址境况相类似是上堡整训旧址及朱德同志旧居(1927年11月上旬，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江西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堡整训”。“上堡整训”在我军初创时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朱德总司令1962年6月同陈奇涵、杨致诚两位将军的一次谈话纪要中回忆的那样：在这次整训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了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引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3页。）)，它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偏远乡镇----上堡镇内。旧址的大门口修了一条水泥公路，高于旧址地面一米多。里面住着祖孙三代，一大家子人口在屋里烧饭烧菜，还有那老化的电线，一旦引发火灾，对旧址来说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据住在这里的主人说，这间屋子是十几年前从别人手里买下来的，他有产权证。在其它地方同样存在这种现象：有些不动产虽然定为革命文物，但产权还是私人的。由于不动产产权是房主自己的，加之居住在这种老民房的居民经济生活贫困、法律知识的贫乏，他们便以为拥有对此文物的任意处置权。有的房主在屋内或随意添建，或肆意无门开门、无窗添窗，严重破坏了革命文物的历史风貌。一些地方的文物保护部门也曾考虑对一些旧址旧居买下产权，但房主要价非常高，有关部门经费来源也非常困难，此类事情也就无果而终。
    2、在农村，散落在野外或农村老屋里的红军标语、红军漫画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在大巴山地区，20世纪50年代初，有关部门对大巴山地区红军石刻标语做过第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当地还留存川陕苏区军民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的红军标语4000幅左右，其中，刻于通江县溪乡的“赤化全川”和至城乡的“平分土地”两幅大标语，前者单字高5.5m，宽4.7m，十里之远清晰可见，被称为革命标语之王。80年代末调查统计为2233幅，与30年代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二还多，与50年代相比又减少了一半。近年虽未作全面的调查统计，但就部分地的保存状况分析，红军石刻文物仍在继续减少，很可能不足2000幅了[3]。
    地处大山深处的广东省梅县梅南镇，曾经是东江地区著名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江红军总指挥部设在该镇的顺里村，大凹自然村一座叫“来安楼”的2层土楼里，外墙及楼上楼下的墙壁上写满了各式红军标语。经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考证，这些标语均为70多年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留下的，初步点算，仅文字清晰、内容完整的便有145条之多，堪称一座革命标语的宝库！然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来安楼目前已经是伤痕累累，内外墙的一些墙壁开始大片脱落，危及现存红军标语的安全[4]。
    在福建省永安市西南部的小陶镇石峰村，五处老房子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70多条这样的标语和一幅红军抗日漫画。在该市洪田镇的马洪村已经废弃的农舍里，人们也发现150多条红军标语群。几处老房子由于其墙面大片脱落，一些落款为“红军”的大幅标语，有部分文字已经无法辨认。据文史研究者初步判断，这些标语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红军北上抗日标语，对研究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新街尾荷叶塘一居民区里，有一处红军标语墙，该墙上的标语是1930年9月下旬红军第一方面军来安源时写下的，该红军标语墙被列入萍乡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堵高1．5米、长10米的红军标语墙似乎无人保护，字迹模糊不清，周围杂草丛生[5]。
    3、革命文物保护经费缺口较大，基层队伍编制不足。一些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人员竟然来自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下设立的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有些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地方领导注意力多集中在地方经济建设上，无力顾及革命文物的保护。
    在安徽省来安县邵集乡大刘郢村，地处当年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曾是新四军第二师师部驻地，还驻扎过当时的淮南军区司令部和新四军二师后方总医院。在这里，发生过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刘少奇、陈毅、谭震林、张云逸、罗炳辉、方毅、张劲夫等都在此进行过抗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