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不久，中共通山县委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带领通山农民革命军响应秋收暴动的号召，于1927年8月下旬举行武装暴动，创造性地实践“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胜利，并建立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愿望，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除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湖北省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概况》与《最近政治、军事状况报告》三个文件反映了通山秋收暴动取得成功并建立红色政权外，改革开放新时期编撰岀版的《通山人民革命史》、《通山英烈传》、《通山县志》等史志资料也都有记载，而且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岀版的《咸宁地区各县革命斗争史概述》、《鄂南英烈传》、《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等史书都明确记载通山县在1927年8月的秋收暴动中建立了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所以，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是有充足证据的、客观存在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炒作和胡编乱造。

    一、通山早期革命概况

    （一）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1924年，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地委委员长陈潭秋派出魏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鄂南各县建立党组织。同时，还有一批在外地求学并在外地加入共产党的通山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回乡宣传革命，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6月，魏书发展叶金波等10人入党，同年6月成立鄂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镇南中学支部委员会。1926年4月，以镇南中学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中共通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同年11月，成立中共通山县部委员会，陈钟任书记。1927年6月，成立中共通山县委员会，李良材任书记，下辖8个党支部，500个党员。

    通山县党组织在上级领导下，根据“四大”精神，深入全县各地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上半年，通山各地建立的农民协会共有24个，会员数千人。中共通山县委积极组织贫困农民斗争土豪劣绅、封建山霸，初建农民武装，禁烟禁赌，推翻神权、族权、夫权，创办平民学校，革命烈火燃遍通山。

    （二）掀起大革命的高潮。1926年12月，中共通山县部委执行上级指示，帮助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将破坏工农运动的右派分子清除出党，实现国共合作。1927年1月，南林、杨芳林、富有、横石、焦夏等地也建立起了国共合作的区党部，通山的大革命掀起高潮。1926年12月到1927年初，通山正式成立了县农协会、县工会、县妇女协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县商民协会，将县农民自卫大队1000余人扩编为一个团，下辖4个大队，建立县农民自卫军总部，叶金波任总指挥。区有农民自卫中队，每队人数100人左右。乡有农民自卫队，每队20—30人。

    国共合作和各革命团体的建立，促进了民众运动的蓬勃开展。1926年12月，举行了庆北伐胜利的祝捷大会、反英示威游行；1927年1月，公审枪决土豪劣绅徐绍债，3月枪决土豪劣绅孔庭壁，4月活捉“金钱豹”杨福堂；开展了改善教育、禁毒、放足、纪念孙中山等活动。

    （三）白色恐怖笼罩通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驻鄂西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亦叛变革命，其一部于5月19日窜扰通山。在夏部叛军的支持下，反动县长鲁秉诚撕下伪装，杀害县部委书记陈钟、共产党员干部黄中色、郑芝藩、吴斌、刘昌恕、陈世太、袁晓南、夏文杰等8人，这就是倍受中共湖北省委、省农协和国民党湖北党部关注的通山“五•二一”惨案。董必武和国民党左翼人士邓演达亲自派兵剿逆，鲁秉诚畏威逃出通山。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湖北省委分别派何雄飞任通山县长，李良材任中共通山县委书记。何雄飞是投机革命的分子，在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即进行“反共清乡”，捣毁各革命团体机关，拘捕和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通山。

    二、通山秋收暴动的前期准备

    （一）筹划武装夺取政权，完成思想准备。面对鲁秉诚、何雄飞等人的反革命行径，通山县党组织逐渐认识到单凭依靠推动国民党去完成中国革命和单凭民运去完成中国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翻身解放。

    进行武装斗争是中央和地方许多党的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识。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送来《五月指示》。中央领导周恩来等人早就有进行武装革命的思想准备，接到《指示》不久、“八七”会议召开之前迅速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长江局书记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与省委农民部长任旭在一起也“作一个很长的计划”，计划组织湖北农民秋收暴动。“秋收暴动，省委从七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到乡村工作。从七月底到九月十号共派出三百六十到七十个同志。”[1]8月5日，湖北省委又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派符向一等一行40余人到鄂南开展工作。“八七”会议后，省委加派党员干部到鄂南各县工作，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决定。

    通山“五•二一”惨案后，通山县党的干部即萌发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在省城参加湖北学生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县城的吴礼执，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回到家乡，在祝家楼、周步山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农民武装。随后，叶金波、许金门等人找到吴礼执，一起带领农民军打土豪、筹集资金，准备攻打县城。何雄飞任县长后，李良材等为防不测，率领各革命团体与农军主力（快枪队）转移到通山边境板桥地区，以农村为立足点开展民众斗争。

    （二）扩大农民武装，完成军事准备。县委机关迁到板桥后，随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后，通山党组织与农军都由公开转入地下，与当地的党支部、农协会一起，利用通山的有利地形，在群众的掩护下活动，农军不断壮大。《中共中央关于鄂湘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简称《大纲》)指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2]占领九宫山与当地豪绅地主作对的哥老会首领王铁仙就是陈兆秀、许金门等争取过来的，他率领部众参加了农军。8月上旬，农军发展到1000余人，全县党员发展到500余人，县委已领导着拥有约4万人口的广大农村。8月29日前，通山将农民自卫队改建成农民革命军，由夏桂林、叶金波担任农军正、副总指挥，李良材任党代表。

    （三）建立秋收暴动委员会，完成组织准备。1927年8月3日，中央作出《大纲》决定。8月5日，湖北省委作出《鄂南农民暴动计划》的决定。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通过《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会后，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在亦农家开过会，共同布置湖北的秋收起义。”中央很快批准了《湖北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省委迅速派党的干部到鄂南开展工作，指定符向一在鄂南特委成立之前主持鄂南工作。8月中下旬，省委又派吴德峰、黄赤光等同志前往鄂南正式成立鄂南特委，吴德峰任书记。

    李良材根据特委派人到通山所传达的精神，随即在板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部署秋收暴动。会上，还成立了以夏桂林为主任、叶金波为副主任的通山秋收暴动委员会，具体领导秋收暴动事宜，完成了秋收暴动的组织准备。

    完成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扩大农军的军事准备、成立暴委会的组织准备，是通山秋收暴动取得胜利必备的基本条件。

    三、举行暴动和建立红色政权

    （一）以农村包围城市。8月下旬，唐生智出于自己政治利益的需要，将驻在通山的陈维汉团调走，使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李良材、夏桂林、叶金波等人抓住这一战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命令全县各地农民革命军开始进攻，以迅猛之势消灭各地民团，占领四乡集镇，然后夺取县城。

    集中在城东板桥一带的农民革命军第一大队（大队长阚禹平）和快枪队（队长阚学增）300余人，在李良材等人的领导下，于8月28日夜袭西坑潭，消灭了五区民团，农军占领城东重镇西坑潭，控制了水陆交通。

    集中在焦夏一带的农民革命军第二大队（大队长焦瑞祥）200余人，在夏桂林等人的领导下，打垮了夏兆庚的“反共团”，占领城北要地山口铺。29日，夏桂林派农军一个分队驻守界水岭，封锁咸通交通要道。

    集中在港路的农民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赵孟卿）200余人，在赵孟卿等人的领导下，沿港路河直下罗城，于29日占领寺下，农军占领寺下后，封锁寺下与南林的交通，并很快与夏桂林取得联系。当地农民闻讯，纷纷要求参加暴动，暴动人数不断增加。

    活动在城山脚下的农民革命军第四大队（大队长吉孟来）在叶金波等人的领导下，占领杨芳林后率部东进，28日与厦铺参加暴动的农民会合，组成500余人的暴动队伍，于29日占领了湄港。

    集中在横石、宝石一带的农民革命军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叔卿）300余人，在陈兆秀、陈叔卿、王铁仙等人领导下，攀越朦胧岭，29日与第六大队大队长许金门率领的200余农军会合，占领岭下、吴兴甫、李渡一带，很快与叶金波取得联系。至此，通山县城外围的反动民团有的被消灭，有的被缴械，有的被打垮，已无战斗力。农军则发展到近二千人，有快枪200余。通山完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步。

    29日下午，县委、县暴动委员会领导李良材、夏桂林、叶金波等人会合在一起，决定于30日清晨，采用东南、西、北三面（通山县城只有3方出口）合围的战术攻打县城。

    （二）占领通山县城。8月30日清晨，各路农军从三面兵临城下。南林等地的农军守西门，防止城内敌人向咸宁方向逃跑。第二大队攻西北门，叶金波带领的农军攻南门，板桥等地的农军攻北门。附近数千农民手持大刀、长矛，肩背锄头、长角（角锄），唱着《暴动歌》，前来助战，把只有一条街的通山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大有排山倒海之势。由青年妇女组成的战地宣传队则爬上城北的白鹤山，手里挥舞着用红绸被面做的红旗，呐喊着暴动口号，唱着暴动歌，气吞山河。

    当时，省委已确定9月9日举行鄂南暴动，通山农军还有参加总暴动的任务，如果通山农军伤亡过大，会影响鄂南总暴动的大局。权衡利弊，县委和暴委决定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逼迫敌人缴械投降，并识破敌人的诈降，使暴动取得成功。

    （三）建立红色政权。为了代表全县人民管理好县城，行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共通山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决定依据《大纲》“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的精神成立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8月30日下午，县暴动委员会组织进城各地农军分片推选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夏桂林、叶金波等5人当选。

    8月31日上午，在县衙门前的通羊河沙洲上召开大会，成立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夏桂林当选为政府委员长，叶金波担任副委员长兼军事部长，阚禹平、陈兆秀、涂宗夏分别负责财政、民政、教育等部门的工作。通山人民在省委书记罗亦农和鄂南特委的领导下，在县委和暴委直接指挥下，不仅取得了秋收暴动的彻底胜利，而且建立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实现了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美好理想。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载：“通山于八月尾由县委与县长以同乡关系，说明政治概况，该县长即将政权让出，同时即将该县长幽禁，以县长名义向土豪劣绅募捐以稍安其心，同时即将交通断绝，并派农军严守四境。至九日即将该县长及各官吏枪毙，同时派农军二十队分赴各乡杀戮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计杀土豪劣绅一百余人，第二日即派农军帮助咸宁”。 [3]这是湖北省委1927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同年10月，《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辟为专号，报告湖北秋暴情况，题为《湖北秋收暴动报告——湖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该文献藏于中央档案馆。县工农政府还帮各区乡村建立革命政权，领导通山人民群众抗租抗债，分田分地。

    四、通山暴动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正确和坚强领导是首要的条件。在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各级党组织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从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中认识到中国只有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八七”会议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正确的道路。“八七”会议后，中央领导、省委领导亲自部署湖北秋收暴动的事宜。湖北将鄂南作为湖北暴动的中心后，省委又指示通山等南三县可以先行“骚动”。并加强了对通山秋收暴动的领导。

    （1）中央高度重视，并给予有力的领导。中央把两湖秋收暴动作为全国的中心，省委把鄂南暴动作为湖北暴动的中心，并给予有力的领导。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委中有两名常委亲自部署湖北秋收起义。中央还指示湖南省委，要使湘北暴动与鄂南暴动密切配合，统一行动。8月23日，《中央复湖南省委函》指出：“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与湖北互相呼应，尤其湘北鄂南应发生直接的联络”。 [4]
    （2）湖北省委直接领导鄂南暴动。为了发动鄂南暴动，省委组成鄂南特别委员会（简称鄂委特委），具体领导鄂南秋收起义事宜。省委书记罗亦农两次亲赴鄂南部署暴动工作。
    （3）省委和特委特别指示，通山等南三县可先行“骚动”，并加强了领导。

    （二）通山县委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英勇斗争是关键。通山县委始终坚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依靠省委和鄂南特委的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通山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把暴动引向了成功。

    斗争中，县委与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关系，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广大群众全力支持暴动。如农军第二大队于8月27日打跨反共团，占领焦夏。29日下午，夏桂林赶到焦夏，在山口宋背后茅坪召开焦夏地区农协会员、农军战士联席会议，动员攻城。全湾子的群众积极为大会服务，烧茶送水。攻城时，青年妇女组成战地宣传队，摇旗呐喊。

    （三）通山日益扩大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是通山暴动胜利的阶级基础。通山的贫苦百姓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面前，日益觉醒，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打倒骑在自己身上的山霸地主、土豪劣绅、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自己才能翻身得解放。他们盼望领路人，奋起抗争。当共产党领导革命时，他们就能义无反顾地参加到革命的行列，紧跟共产党，勇往直前。

    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完全被调动了起来，他们革命意志坚强，不怕苦，不怕累，雷厉风行，有份热发份光，形成了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