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南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民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李福珍称赞说：“鄂东南是湘鄂赣根据地最稳固的战略后方，是湘鄂赣根据地最重要、最深厚的兵源基地，是湘鄂赣根据地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而作为曾经长时间为鄂东南道委机关驻地的通山对革命的贡献不言而喻。鄂东南道委机关先迁沙店，再迁兰田，后迁冷水坪。通山人民在革命最为艰难的时刻热情接纳、倾力供养、舍命支持鄂东南道委和后方机关，使之能够继续领导人民革命，使革命的战旗一直在鄂东南大地上高高飘扬。

    战局危急，鄂东南道委一迁沙店

    从1932年3月起，敌人不断增兵鄂东南，进行第四次“围剿”。鄂东南人民与红十六军、红三师并肩作战，于7月取得一周四捷的辉煌战绩。消息传到武汉，蒋介石气急败坏，责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增兵鄂东南。何成浚调敌二十六师、三十六师、新七旅、湖北保安师等29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围剿”鄂东南。敌人步步为营，先后占领木港、排市、洋港、横路等地，对鄂东南道委机关所在地龙港形成包围之势。

    1932年10月3日，郭汝栋令其七十六旅旅长黄汉勋率四个营架设浮桥，偷渡富水，夜袭龙港。道委急令红三师截击，激战一夜，敌人伤亡惨重，未能前进一步。排市外围的荆头山、铁佛寺一带，我军用轻重武器和长龙罐子炮给强渡富水之敌以至命打击。4日清晨，郭汝栋闻偷袭龙港不成，命二十六师全师岀击，扑向龙港。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过大损失，道委决定放弃龙港，向通山转移。此前，道委未雨绸缪，己将红军医院与伤病员分别搬到通山的溜沙、黄林洞、四面山、九宫山等地，鄂东南兵工厂先搬到通山的九宫山，后转移到冷水坪，鄂东南银行转移到通山境内杨林铺。10月4日，道委书记方步舟等人率领鄂东南道委、苏维埃政府、北路指挥部机关从容撤出龙港。道委与北路指挥部驻在洪洪镇沙店、高昌、高台等地，苏维埃政府设在杨林铺。当日中午，二十六师占领龙港。通山从此成为鄂东南人民革命的中心。

高台

    10月中旬，道委在高台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通过《关于巩固与发展鄂东南苏区与组织鄂东南军民夺取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决定》。会后，红三师在同一民房的后重屋召开军事会议，具体研究阳通阻击战。

    高台会议之后，红三师在大畈北渡富水，翻越吉口山（鸡口山），保卫了大幕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阳通阻击战的胜利。

    红军渡河地点在竹林下，北岸有一营敌军守在猪头山上的猪头庙，红军过到河中央，敌人就开火。中共通山县委常委、通山县工农游击大队大队长许金门带领游击队埋伏在竹林里，协助红军作战。敌人的火力过猛，红军过不了河，战况紧急。许金门从容地对战士们说：这样不行。我要冲上去。待我冲过河去，缴了敌人的机枪，大家就冲锋。身怀绝技、能飞檐走壁的许金门说罢，一个箭步飞过几丈宽的富水河，瞬间冲到了猪头庙。敌人挡他者亡，被他碰一下就死。他解决了机枪手，抱起机枪大呼：“同志们冲啊！”由于许金门的功劳，使红军很顺利地全歼了猪头庙的敌人，缴获600多枝枪，许金门一个人缴机枪一架半（缺零件的称半架），送给了红军。

    阳通阻击战扫除了红军进军大幕山的障碍，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大幕山革命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保证了道委机关的安全。11月，通山县第三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黄沙召开，选举产生以邓寿山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

    统览全局，鄂东南道委二迁兰田

    历史上，中共鄂东南组织名称变更频繁。1928年2月，成立过中共鄂东南区特别委员会，至7月撤销。1931年8月，中共鄂东区特别委员会与中共鄂南区特别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鄂东南区特别委员会，下辖阳新、大冶、大阳、通山、鄂城、咸宁、蒲圻、崇阳、武宁、瑞昌11县赣北特区委。1932年1月，撤销中共鄂东南区特别委员会，成立中共鄂东道委员会下辖阳新、大冶、鄂城、通山、咸宁、武宁、瑞昌7县；成立中共蒲圻中心县委员会下辖蒲圻、崇阳、嘉鱼、通城、临湘5县。1932年8月，成立中共鄂东南道委员会，统辖了原属鄂东道委、蒲圻中心县委和赣北特委的阳新、大冶、通山、鄂城、蒲圻、咸宁、崇阳、通城、嘉鱼、九江、瑞昌、武宁、德安、星子14县。在这样的格局中，鄂东南道委设在偏南的沙店不便领导全区的斗争。为统览全局，更好地指挥全区斗争，道委决定将机关迁于比较适中的大幕山中的兰田村。

    另外一个原因是，敌人占领龙港后，加强了对燕厦、沙店等地的进攻。此时，与红三师共同作战的省属部队红十六军奉命入赣，仅凭红三师的兵力难以保卫沙店的道委机关，更不用说夺回龙港了。于是，鄂东南的政治中心和红三师主力在1932年12月（一说1933年1月，总之就是1932年与1933年交界的日期）转移到了兰田、黄沙铺一带，道委机关驻兰田村柘坑。一个月后，道委机关迁至更为偏僻的兰田村钟家畈。道委分别在柘坑、钟家畈召开了道委常委扩大会议，通称兰田会议。

    1933年1月，道委在柘坑召开第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鄂东南苏区被敌人分割为河北、咸通龙燕、龙湖几大块的现实，决定成立通山、阳新、龙燕3个中心县委与河北、河南两个指挥部。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会议要求各中心县委、县委把扩大红军作为首要任务来抓，迅速恢复红三师3个团编制，壮大与发展河南、河北地区的工农游击队，筹建地方武装河北师与赣北师。会后各地动员兵源数千人，红三师发展到2600余人，恢复了3个团的建制，师长张焘、政委叶金波、政治部主任张向明。下属七、八、九团，七团团长蔡帮荣、八团团长夏沛亨、九团团长田中良。师部增设了机枪连，连长刘青山、指导员王义勋。全师共有长短枪支2290支。河北、赣北及各地独立团、工农游击队拥有枪支1316支，指战员1500余人。武装力量的发展，转变了鄂东南苏区自1932年9月以来的在反“围剿”中的被动局面。

    3月，道委召开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省苏来信》的精神，作出扩大红三师为红十七军的决定。兰田会议后，经过几个月时间的艰苦战斗，苏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8月1日，在通山隐水黄石洞地坪上召开红十七军成立大会，河南指挥部领导的赣北警卫师编为红一师，河北指挥部领导的河北警卫师编为红二师，加上鄂东南红军主力红三师，全军5000余人。张焘任军长，鄂东南道委书记方步舟兼任政委，叶金波任副政委、参谋长，张向明任政治部主任。张焘兼红三师师长，叶金波兼任红三师政委。

    敌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又疯狂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1933年10月下旬，道委书记方步舟在通山南林桥镇的石门楚王山主持召开道委扩大会议，各县、区委书记100多人岀席会议。会议提出“打回龙港过年”的不切合实际的口号。鄂东南道委执行委员、通山中心县委书记黄玉田因不同意红军“向东南发展”、“收复失陷苏区”的决定和“打回龙港过年”的不切合实际的口号，被正在鄂东南检查工作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工作检查组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于下月在通山的石门坎被错杀。

    石门会议后，通山县委领导军民积极配合红十七军反“围剿”。县工农游击大队长许金门率部配合叶金波率领的红三师作战，在板桥附近打击县巡逻队与区保安队，牵制敌人。12月上旬，叶金波率四个团红军攻打通山县城，与2000余敌人作战四五个小时未克，且敌人援兵到，腹背受敌，只得退入大幕山休整。

    12月下旬，红三师按省军区指示，挥师南下，与红十六师（1933年秋由红十六军改编而成）合击燕厦之敌二十六师。红三师在洪港茅田河一线与敌军相遇，红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当先，打垮敌人的先头部队，随即包围燕厦驻敌。正准备歼灭守敌时，敌人援军从龙港赶到。计划负责阻击龙港援军的红十六师因调往江西南浔路反“围剿”而未能参加战斗，红三师孤军奋战，死伤数百人，被迫转移到木石港。

    木石港驻有敌新七旅主力，构建了坚固的碉堡，形成战略支点，成为红军活动和收复苏区的重大障碍。1934年1月，道委召开红十七军与河北师、赣北师负责人会议，组成敌前总指挥部，由张焘任总指挥、叶金波任副总指挥，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下敌碉，消灭木石港守敌，恢复周围苏区。到1月中旬，红十七军在木石港地区与敌人打阵地战，以重大代价取胜。两千余人的红三师经过燕厦、木石港之战伤亡过半，只剩一千余人。

    木石港战斗胜利后，红三师在木石港休整7天。在这期间，敌人对木石港形成了包围，红三师原定南下瑞昌受阻，只好回师黄沙。除夕夜，红三师1000余人行至王文驿，遭敌伏击，除机枪连突出重围外，余者溃散，大部分牺牲，1000余人的部队损失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