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谏亭（捉蒋亭）

    蒋介石开始只是“哼”、“哈”地应付，后来被周恩来坦诚的态度所感动，作了三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受他指挥，统一中国；二、由宋子文、宋美玲、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继续会谈。与蒋介石的会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临别时，周恩来提到在莫斯科学习的蒋经国，并说他的儿子是爱国的，是希望他的父亲领导抗日的斗争，并且提出愿意帮助让蒋经国返回国内。宋美玲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了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翰旋，实在感激的很！”

    周恩来回到张公馆后很高兴，立即将会谈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连夜向中央发报。

    就在谈判取得成功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宋子文请求西安方面让蒋介石、宋美玲在25日离开西安回南京。由他负责谈判商定各项内容。宋美玲也要求在25日圣诞节前返回，讨个“吉利”。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愿意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周恩来认为走前应该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也不赞成蒋在25日走，更不赞成张学良亲自送。而张学良在事变发生的当天成立的“设计委员会”内部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在捉放蒋的问题上产生激烈的争论。

    许多人提出只凭蒋介石空口说白话就把他放走，今后他不认账怎么办？有的主张南京军队必须撤出潼关以东，才能放蒋。有人建议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更有甚者，有人提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出脑袋干的，不只是张、杨两个人的事，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的手心里，他要不听话，干脆先把他干掉。”

    张学良得知后非常着急，生怕闹出大乱子。张学良以为自己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对蒋的阴险毒辣估计不足，他担心夜长梦多，发生意外闯出乱子，遂决定第二天立即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拉着杨虎城瞒着他们的部下，也未通知周恩来就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悄悄离开驻地，直奔机场。

    张学良陪蒋介石离开公馆后，卫队营长孙铭九才得知张副司令和杨主任送蒋介石到机场去了。孙铭九急匆匆地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见到父亲说：“周先生在吗？我有急事报告！”父亲赶紧请周恩来出来见他。周恩来听说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到机场去时，急得直跺脚，口中禁不住连声说道：“坏了，坏了！”紧接着父亲跟随周恩来在孙铭九的陪同下乘车赶往机场。一路上周恩来不住地叫司机开快一点，他此时急着见到张学良，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时期大街

    当他们赶到机场时，只见腾空而起的飞机不住地升高，轰鸣声渐渐地消逝，机身在云端中变成一个小黑点，最终什么也看不见了。周恩来仰望天际长叹一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走后，蒋介石即翻脸不认人，西安方面风云突变，情形急转直下。

    26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降落后，蒋即被前来迎接的国民党要员迎走。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后，张立刻被军统特务们控制，失去自由。蒋介石背信弃义，下令杨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进发，企图迫使西安方面屈服，并立刻组织军事法庭判张学良十年徒刑，旋即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五十年的软禁。

前排左起：蒋介石、邵力子、张学良

    张学良迟迟不归，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主政的王以哲军长指挥不力，决定枪杀他。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制造了血腥的“二二事件”，使西安笼罩在—片恐怖之中。这天清晨，东北军—批主战派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余人到孙铭九家集中开会。应德田和大家商议要孙铭九派卫队营立即刺杀王以哲、何柱国。孙铭九令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20个卫士执行。于文俊赶到王以哲公馆说有要事禀报，因为他是张学良卫队营的连长，王以哲的随员家人都熟悉他，也就让他进了公馆，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以哲的卧室，大喊一声：“军长，对不起你了!”当即连发数枪，王以哲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天，还杀了王的副官宋学礼等几人。

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要父亲立刻把刘鼎和李克农找来，对他们说：“你们马上查清是什么人干的？”东北军内部这时有许多人纷纷指责应德田、孙铭九不该乱来。当苗剑秋得知周恩来非常震怒时，赶紧告诉孙铭九，这时他们才明白闯了大祸。他们来到张公馆东楼找周恩来请罪，一见到周恩来就长跪在地请罪，说：“我们错了，请宽恕！”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严厉地责问：“杀王军长是谁搞的？”孙铭九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人。”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你们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分裂了东北军，破坏了团结，你们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你们是在犯罪。”周恩来严厉地斥责后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处理善后。

    这时的西安谣言纷纷，有些人挑拨说，少壮派的行动是受共产党指使的。面对这突变的风云，前途叵测的险境，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举动，消除一些人的误解，并表达对建立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有重大贡献的王以哲军长的悼念，周恩来决定和李克农、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父亲急忙通知备车，跟随周恩来一行来到王以哲家中。王家此时乱成一团，周恩来亲切的慰问家属，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王的部下深受感动。周恩来的举动，消除了东北军官兵中的误解，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

    为了避免东北军自相残杀，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在2月3日清晨在新城杨虎城办公室商议，认为少壮派的错误是严重的，可能导致内部分裂。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不应随便处置他们。孙铭九也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要像服从张副司令那样服从杨主任的命令，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叫我死，我就自杀。”周恩来说：“如果孙铭九已经自杀身死，那是另一个问题，而现在他在向我们表示要自杀，我们怎能忍心令他去死呢！”周恩来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这样可以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打击目标，也避免他们再闹事。并商定将孙铭九指挥的卫队团撤出西安。4日下午，刘鼎陪同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到达了云阳红军总部。杨虎城也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了西安，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的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博古（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

    面对这难以驾驭的局势，为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商议，由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率代表团大部人员撤到云阳总部，留下两名警卫副官父亲龙飞虎和杨家保，机要员童小鹏和报务员彭绍坤，林青跟随周恩来和刘鼎坚持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关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极大的削弱了“三位一体”与蒋介石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这几天是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最紧张、最危险的日子。周恩来十分忙碌，夜以继日的工作。眼睛熬红了，鼻子经常出血。他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应对复杂局面，还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所有人都来找他。由于睡眠不足，他十分疲劳，往往是和衣而卧，连皮鞋也不脱。来了客人或中央来电，一定要父亲叫他起来。但只要他出现在客人面前，总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父亲作为他的随从副官，党交给父亲的任务就是保证周副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父亲跟随周副主席穿梭于荷枪实弹的各派之间，不分白天黑夜的接见形形色色的人，因此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和健康，但在那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除了尽职尽责外，也没有别的办法。父亲亲眼目睹周恩来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朝思夕虑，辱焦舌蔽，坚持在西安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置身危域，毫不畏惧，以他的伟大气魄，深深地教育着父亲这些工作人员。

    东北军内部的分化，愈加激烈。刘多荃和缪澄流等高级军官，在高陵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他们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东北军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东调河南、安徽的方案。东北军第一O六师师长沈克，骑十师师长檀自新联名通电脱离东北军投奔蒋介石。此时，“三位一体”的大势已难保持，面对南京的强大的压力，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代表接受东调方案并于2月5日联合发表和平宣言。2月6日，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撤回三原。“三位一体”终于解体了。  

    1937年2月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国民党的特务人员在西安城内到处张贴“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标语，攻击西安事变。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挑衅，必须针锋相对！父亲跟随周恩来去见顾祝同。周恩来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迫使顾祝同不得不把复兴社头子政训处长贺衷寒找来，“申斥”他立即刷去。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刷洗干净了。

    根据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就抗日统一战线谈判时的承诺，顾祝同同意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2月9日，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达西安，我党谈判代表潘汉年也到达了西安。当天，父亲等全体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全部由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正式成立红军联络处。

八路军驻西安联络处处长：李克农

    至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在风云变幻，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毛泽东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等代表团返回延安。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后排右二为龙飞虎。

    今年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80周年，为怀念当年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老一辈革命家，献上此文以作纪念。

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1915—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