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大合影

    中红网北京2016年12月6日电（赵朋洋）今年12月12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八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老一辈革命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全中华民族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继续弘扬和传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于2016年12月3日下午，在国防大学红山瑞廷酒店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了“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座谈会”。

    此次活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杂志社主办，由中共东北军工委后代联谊会协办，由北京多思安全芯片有限公司党支部、百川彤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由多思集团、亿阳集团、伟确集团、北斗中兴集团联合赞助的。会议由西安事变时任中共东工委组织部长刘培植之子刘大力主持。

    出席本次活动的主要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是当年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东工委（含西安东工委、东北军东工委、红一方面军东工委），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东北军中的地下党员、西北17路军、学兵队、国民党东北军爱国将领、国民党西北军爱国将领等等的后代：万毅、于学忠、于维哲、于毅夫、孔从洲、毛泽东、王林、王以哲、王玉瓒、王西萍、王学明、王尚德、王明轩、王若飞、王炳南、王振乾、王超北、冯迩革、叶剑英、申伯纯、边章五、龙飞虎、任云章、任弼时、伍修权、关靖寰、刘协、刘杰、刘鼎、刘多荃、刘培植、刘墨林、吕正操、孙达生、孙作宾、孙蔚如、朱瑞、朱理治、许权中、许建国、何柱国、吴德峰、张文海、张仲实、张希尧、张进修、张学思、张维新、李欣、李子实、李兴中、李克农、李鸿德、李慕愚、杜世英、杜斌丞、杨信、杨虎城、汪锋、沙克、肖劲光、谷牧、邹鲁风、陈绍先、周恩来、林千、林建华、欧阳钦、苗浡然、郑有发、南汉辰、贺威、赵寿山、秦川、贾陶、郭维城、钱大均、高崇民、高锦明、寇学文、常恩多、萧向荣、阎宝航、博古（秦邦宪）、彭加伦、温鹏久、程卓民、童小鹏、董必武、董荣萱、蒋润苑、窦荫三、解方、潘汉年、潘振武等前辈的后人们。还有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优生优育协会、长征女红军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山东八路军研究会、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冀中抗战研究会、刘志丹协会、黄土情联谊会、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的代表。参会宣传报道的新闻媒体有：《中国出版传媒报》社、《北京日报》社、《中国政协报》社、《新闻出版报》社、《神州》杂志社、《陕西日报》社秦岭世界周刊，中国网中国视窗频道、中华魂网、中红网等，约320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座谈会正式开始，全体参会人员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百年潮》杂志社的主编王世英首先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的主旨报告，他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协办方、承办方、赞助方感谢大家莅临“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座谈会”的会场，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等老前辈，感激他们在中国历史发展紧要关头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纪念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为民族危亡发动西安事变的义举。应该讲，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改变了中国政局的发展走向。我们知道，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兵谏，虽然是个特殊事变，但是这个事变所蕴含的必然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于全国民众，特别是对西北军民的影响所致。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中国共产党秉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且努力促成的。此举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特别值得我们要永远纪念的，还有在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积极工作的其他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默默奉献。这也是我们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之一，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做《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的主题报告，他说：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80年，当我党东北军工作人员的后代聚会纪念这一事件，这是为着缅怀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做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中建立的不朽功绩，为着学习和弘扬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并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为着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完全需要也应当变换一下角度，把纪念的重点放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逼蒋抗日”方针和党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对于促成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所起的作用上。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纪念大会上讲话，为着说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把它同红军长征胜利和“一二九”运动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他指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开始以西北为革命基地，发挥共产党和红军作为抗日先锋队的作用，并且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12月9日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新高潮，为推动全民抗战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三十年代中期这两年间相继出现的这三个历史事件，都是使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是完成这一历史转变的枢纽。”这一论述深刻说明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挥党和红军的抗日先锋队作用，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我们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开展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与和平解决，我认为起码做了以下五件事。第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统战工作提供了路线依据。第二，从上到下开展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为变敌为友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三，设立各级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为逐步结成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提供了组织保证。第四，开展东北军内部党的工作，帮助东北军做巩固内部的政治工作，发动群众“逼蒋抗日”，为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下定抗日决心提供了精神动力。第五，坚持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的方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关键条件。这时纪念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80周年，对于党的东北军工作人员后代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铭记当年领导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铭记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王以哲烈士等爱国志士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的历史贡献，继承和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西安事变时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崇民之子高大会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的主题发言，他说：第一点国家不能分裂，一定要统一，统一才能富强，贫弱会受欺侮，会挨打，少帅的可贵之处正是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国家统一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他舍己成仁，正是为了这一追求。第二点国家的统一和富强，离不开一个坚强的、团结的、有着坚定信念的领导核心，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纯洁我们的党，强化党的领导作用，使其永葆革命青春，永为民族先锋！第三点要居安思危，毛主席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走出了险境，促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使之汇入到了国际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潮流。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雷学军做《杨虎城十七路军与西安事变》的主题发言，他说：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创建的一支陕西地方军队，它起源于20世纪之初的一股农民抗暴武装。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五天，杨虎城致电蒋介石、张学良，主张“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在国民党将领中首先提出对日抗战。并当面向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拒绝。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野心的深刻认识，杨虎城认为陕西今后必然成为西北的抗日前线，陕西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为抗日早作准备的国防建设性质。杨虎城及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由来已久，历经曲折但坚持始终。1923年，杨虎城经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介绍，结识了榆中教师、中共陕西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共产党的革命理论。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区。杨虎城与杜斌丞秘密筹划，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巴山协定”，为红四方面军打破封锁、解除了后顾之忧，使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是1928年至1935年间国共两党部队唯一一次成功的合作。1935年10月， 杨虎城阅读中共《八一宣言》后喜出望外，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方面接触谈判合作事宜。12月起，杨虎城会见了中共派来的汪锋、王世英，并于1936年4月，与中共中央以互不侵犯、建立交通站等四项内容为基础正式达成合作关系。杨虎城与中共的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先后三次致信杨虎城，王炳南、张文彬、李涛等中共代表先后驻在十七路军总部。实施兵谏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东北军在西安城中只留有1个卫队营，十七路军则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兵力在西安。西安城防属十七路军管辖。南京方面的武装，包括特务机关，约有120个单位，有武装的为42个。其中以宪兵第2团 、保安司令部 、西安省会公安局 、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武装最多，总计枪支在3000以上。按照分工，十七路军有关部队负责扣留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宪兵连和西安机场驻军，并占领飞机场。兵谏总指挥部设于杨虎城的绥署新城大楼。蒋介石回南京后，占据主动而背信弃义，以大军围陕，企图以军事压迫辅助政治高压并离间引诱，一举解决“三位一体”、制服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面对危险复杂的困难局面，杨虎城团结“三位一体”，坚持积极展开与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面对复杂危难的形势，杨虎城经与东北军商议，请于学忠来西安，召集“三位一体”最高级会议，并请少壮派代表出席会议，商讨决策。最终，杨虎城在牺牲个人和十七路军存亡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决定，顾全大局，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原则，接受甲案，继续与顾祝同谈判，捍卫西安事变成果。张学良走后，杨虎城顾全大局，团结各方，协调斡旋，善处危机，力挽狂澜，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功不可没。从这一点来说，没有杨虎城的善后处理，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由此说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对西安事变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和缅怀！

    刘培植之孙刘佳宁代表革命后代发言，他说：实话说，就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对爷爷在历史中做过什么？有什么贡献？可以说基本不了解。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也并没有什么兴趣和愿望去尝试了解。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你也好，叔叔、伯伯们也好，为什么那么在意爷爷曾做过什么？有过什么贡献？生平无论是褒是贬？你们都那么上心，到处考证，收集，查阅各种档案。然后，刘佳宁一边播放为本次会议专门拍摄编撰的《听爸妈讲大历史中的小故事之西安事变》的片花，一边讲解拍摄这个专题片的心得体会，他说：通过采访了16位前辈，使我豁然明白了父亲、叔叔、伯伯的为什么，如果30年后，我自己的后代想听这些革命故事的时候，我能否给他讲述呢？如果我不能，或者没有自己父辈讲述的那么好，那么这些口口相传的革命历史是否就会永远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所以我可以说：我们第三代的目标任务之一，就是要成为了解自己祖辈历史足迹的一代人，就是要在了解的基础上传承祖辈的精神品质，以至于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是要搞清楚祖辈们的事迹和今天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多关系，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去了解，去体会，去铭记这些先辈们。因为他们的精神正是国家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我想这就是我们所有第三代的心声，也是我们所有第三代肩膀上无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八路军研究会、黄土情联谊会、全国政协香港特邀界别荣休委员杜毅、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杜颖等特为本次会议发来贺电。

    会议发言完毕后，由北京开国功勋后代艺术团表演了专门为本次会议排练的文艺节目：由李晓津指挥、郭群力报幕、赵松友和刘晓茅领唱、吴森朗诵、任惠钢琴伴奏的《黄河边对口唱》、《游击队歌》、《歌唱祖国》和李晓津的男声独唱《松花江上》等红色经典，让与会者仿佛回到了上世纪烽火连天的岁月，不少革命后代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演唱。最后与会者与功勋后代艺术团起立高唱《国际歌》，把整场活动带入了高潮，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座谈会圆满落幕。

此次盛会唯一的两位第一代老革命，张学思将军的夫人谢雪萍（前排左4）、刘培植部长的夫人李凤云（前排左3）亲切地和革命后代们合影留念。罗瑞卿之子罗箭、林枫之女林耿耿、万毅之子万五一、高存信之子高长平、刘培植之子刘大力、刘丹龙、贾拓夫之子贾宏生、高崇民之子高大会、郭维城之女郭双、高锦明之子高小远、常恩多之女常征等。（赵朋洋摄）

刘大力主持会议。（陈龙狮摄）

《百年潮》杂志社的执行主编王世英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的主旨报告。（陈龙狮摄）

中国国史学会会长、社科院原副院长朱佳木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的主旨报告。（陈龙狮摄）

高大会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的主题发言（陈龙狮摄）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雷学军致《杨虎城十七路军与西安事变》的主题发言。（陈龙狮摄）

刘佳宁代表革命后代致感言。（陈龙狮摄）

刘丹龙（左）、王琦（右）看望张学思夫人谢雪萍老人。（赵朋洋摄）

叶向真（左）和王世英在交谈。（赵朋洋摄）

胡木英（左）和贾宏生在交谈。（赵朋洋摄）

座谈会会场。（赵朋洋摄）

叶向真、朱佳木等革命后代座谈会后合影。（赵朋洋摄）

李小芬、吕彤羽、童丹宁等（赵朋洋摄）

胡鲁克、赵领军、粟戎生等在交谈。（赵朋洋摄）

左起：李凯成、陈人康、罗小明等参加座谈会后合影。（赵朋洋摄）

朱佳木（右1）、刘大力（中）和潘冠儒见面交谈。（赵朋洋摄）